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评 (1)学毕(3)
2013-11-05 01:01
导读：《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纪昀评论说：“此
《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纪昀评论说：“此虽老生之常谈，然执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换一个说法，如果以祝盟之文应有的神圣和虔诚为标准来“衡文”，船山正是以彻底的、天真的、虔诚的、原圣徵圣的，甚至是以某种禁欲主义的诗教来“衡文”的——当然，“其合格者亦寡矣”！
对于“诗史”，“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是他的明确观点，也就是他在《诗广传》中所说的：“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王夫之还在《古诗评选》的《上山采蘼芜》的评语中，更明确也更为激烈地指“诗史”为“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可以说，他主要坚持两点或两个区别：一、诗和史是有着不能互相代替的区别的；二、传统的好诗“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和杜甫的“以逼写见真”，是有着高下之别的。“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因其天真烂漫而符合“主文谲谏”的春秋之义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但“以逼写见真”因其太执着于描摹历史和追求写实，并不符合这种春秋之义和诗教。但王夫之关于“诗史”的批评，有一个空白点，即他没有关注“诗史”与民族兴亡、中华民族的整合、“衰世之造”的紧密关系。身处明清换代的漩涡，船山九死一生，窜身荒山边民之中，对清廷怀有可以理解的深仇大恨；惟其如此，“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大势，却不够理解。他既没有像钱谦益（入清前）那样，强烈感受到宋元换代的大背景下“诗史”萌生的条件：“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也没有像黄宗羲那样上升为“史亡然后诗作”的“诗史”观（黄并在民族整合的斗争中亲身作到了“早年抗清晚年顺清”）。由于这个空白点，使船山对“诗史”的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不屑一顾。至于他对“诗”与“史”的功能迥异的看法，自有其道理，有助于“诗史”之说的探索。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对于杜甫等，船山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这段文字：“若夫贷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诗广传》）——这不能不使我们痛感到，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使命感自励和自命的船山，在这个领域，其矛头所向是大大失准了，“别开生面”过头了。船山在哲学上已经认识到“天理”在“人欲”之中；但决不容忍杜诗将人性的、欲望的、凡俗的灰尘和泪水，带进诗歌的圣坛和净土。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想一想，如果把这些好诗从古典文学中拿掉，将是怎样的局面？
船山曾经用散文记叙人民的苦难，这里面当然充满血泪（如《读通鉴论》卷２之１７）。但是，当他将这些写入自己的诗篇时，已经净化、升华为“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续哀雨诗》）这样的诗歌语言了——表面上既无血也无泪，既无欲也无嗔（他的其它诗句也不全如此）。这是船山为我们提供的某种“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诗歌的范例，可以使人了解他对杜诗的某种具体要求。
当然，在艺术上，有人喜欢杜诗，有人不喜欢杜诗，这是个人的权利。杜诗因反映一个苦难的时代，麻鞋见天子，野老吞声哭，哭哭啼啼，不免低迷。特别是他后期的诗，近依严武而壮士泯没，远眺青琐而朝班零落，流离陇蜀，老病孤舟，苍凉有余，昂扬不足。船山的激烈批评中应有合理的成分，值得仔细研究。
四、整合者的复杂心态
严肃认真的整合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也有不同的缺点和不足。但整合者的复杂心态，有时竟至对异己者必欲杀之而后快。华夏的文化传统本有反对“暴扬国恶”，主张“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一面。如王夫之说熡腥私杜诗的“‘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熢蚴芯恶少造歌谣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熥锊蝗萦谒酪印！保ā督斋诗话》）对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王夫之也十分气恼，竟声言：对作者“允膺典刑，不为过也。”（《诗广传·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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