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特殊符号的意义(1)学
2013-11-05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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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藏楚竹书《周易》总共有五十八支简，与今本《周易》相
上博藏楚竹书《周易》总共有五十八支简，与今本《周易》相比较，可知其涉及三十四卦，与今本内容大体一致。其新奇之点在于每卦的首简和末简都标有特殊的符号，这些符号一共有六种。整理者说：“楚竹书《周易》中出现一组失佚了二千年的易学符号，……这是易学史上的大事，它的形式、内涵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为我们认识、研究先秦易学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的确，这个课题是饶有趣味的。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及其据此分上、下经的原则，以及各耦卦之间的编排顺序，是《周易》的深层奥秘，我们可以以此为突破点去探讨《周易》一书的起源问题。关于此点，我曾在《
政治的统一与经学的统一――孔颖达与五经正义》（载于《经学今诠三编》，《中国
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一文的最后一节“《周易正义》的经学思想”中有所论及。我一直关注新的出土文献资料，看看有无可能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面世之后，我注意到了整理者对于楚竹书《周易》分别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意义的研究，整理者正是将它与今本《周易》“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来联系研究的，并希望由此破解原始《周易》的一些奥秘。对此，我非常佩服。
但我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思考，以为首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的特点形成更早呢，还是楚竹书《周易》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的出现更早？或两者是同时形成的？我研究的结果认为，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反即覆”特点的形成可能更早，而楚竹书《周易》画于每卦首简和末简的特殊符号与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整理者将它们过多地联系到一起，可能把这些特殊符号的意义复杂化了。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那么，楚竹书《周易》中特殊符号究竟透显了一种什么意义呢？这里想谈一点我的看法，我想先说出结论，然后再加以说明。
《易经》原是卜筮之书，上博藏楚竹书《周易》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这部书不是作为“文献”书写形式抄写的，而是作为“筮人占卜用书”抄写的。我们首先看到，楚竹书《周易》每支竹简可抄四十余字，而每一卦因其字数多寡不同，或两简，或三简，皆单独抄写，而不连抄。如《井》卦的末简整支简只在简端写有一字，下面宁可全空着而不连抄下一简的内容。同时，我们又看到，在每卦的首简和末简都标有特殊的符号，这些特殊符号其实际的作用是在五千余字的《周易》经文中画出大约七个“卦区”，以方便识别和翻查。按传统说法，《周易》筮法是通过过揲四十九根蓍草来进行的，三变成一爻，六爻成一卦，卦成后就要翻检《易经》，读解该卦的卦爻辞。虽然筮人大多对《周易》卦序很熟悉，可以将六十四卦卦名依次记诵下来，但要迅速找到某一卦还是要费一点功夫。而用一些符号划分“卦区”，就很方便翻检。这个作用就像今人在辞书中贴A、B、C、D一类标签一样。因此这些符号并不是《周易》原有的，而是筮者为了翻检方便加上去的，当然其符号的填加方式可能自有它的道理，即可能遵循了大体均分和照顾特殊等原则。
下面我将这个观点加以详细说明：
《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也言及此事，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于公元前243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公元前243年之前，与今本《易经》相近的《周易》已经存在。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周史为敬仲占卜之事记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当陈厉公二年，即公元前七0五年；而“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语是《周易·观卦》六四的爻辞，这也说明作为占卜用书的《周易》已经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对于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今本《周易》经文内容大体一致这件事，我们不会觉得很惊讶。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我们可以先对今本《易经》的分章和字数情况作一基本了解。今本《周易》上经三十卦，约2252字；下经三十四卦，约2764字，上下经合计约5016字（卦画作一字算；爻题作两字），字数最短的卦是《兑》卦，只有43字，字数最长的卦是《困》卦，有108字，六十四卦平均每卦字数约为7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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