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语言观及其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2)

　　三、言语表达的基本原则

　　《周易》不仅要求言语表达应该持有正确态度，还明确提出“言有物”“言有序”“辞文”等言语表达的基本原则。
　　《家人》卦《象》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艮》卦爻辞“六五”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言有物”“言有序”合而言之，就是强调言语要有思想内容，要有条理。这只是对言语交流功能的朴素意见，但清代桐城派方苞引申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方苞将“言有序”与“言有物”对举，认为“言有物”指文章要有思想内容，“言有序”指文章要讲究形式技巧，使“言有序”与“言有物”思想具有了文学理论的价值维度，引起了此后文学理论家的注意。如包世臣在《与杨季子论文书》中说：“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文学理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经义概》中也说：“以文言之，言有物为理，言有序为法。”
　　《周易·丰》卦爻辞“六五”说：“来章有庆誉，吉。”“来章”，意思是取得文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辞文”思想源远而流长。《周易·系辞传下》提出“其旨远，其辞文”，则将“辞文”与“旨远”并称，使言语之形式要求与内容要求互为表里，对后世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孔颖达对“其旨远，其辞文”的阐释，就已经具有了一些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他说：“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而明代茅坤则明确提出：“‘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并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来理解“其旨远，其辞文”，他说：“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茅坤不仅认为“其旨远，其辞文”分言内容与形式，而且认为二者统一于“道”，其理解合乎《周易》精神。我们进一步发现，古代文学理论家特别强调“辞文”时，常常援引《周易》作为后盾。如《文心雕龙·原道》篇说：“《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唐代刘知己也引用《周易·系辞传上》说：“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四、言语表达方式

　　诸多民族的古老神话表明，先民对于人类独具语言表达能力感到无比骄傲，因而往往不自觉地无限夸大语言功能。但是，一些思想深刻的哲人遭遇到一些不可言说或言说不清的思想与事物之后，他们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言语表达的局限性。《论语·阳货》篇记载，有一次，孔子说：“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根据对话情境，我们不妨悬想，孔子也许突然之间感觉到某种言说不清的人生体验。由于言说不清，他想保持沉默。对于不可言说的思想与事物，沉默也是一种表达方式。老子也意识到了存在着不可言说的思想与事物。《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直白地讲，也就是“道”不可言说。但是，老子面对不可言说的“道”，并不真正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因为他毕竟留下了“五千精妙”。有人提出老子主张“正言若反”，也就是正面的意思反着说，从而超越他所谈论的对象。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庄子对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有更多直截了当的论述，如《庄子·天道》篇说：“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秋水》篇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对于不可言说，或者言说不请的思想与事物，庄子似乎也主张沉默，《知北游》篇说“辩不若默”，而《则阳》篇又主张“非言非默。”但就事实来看，庄子并没有沉默无言，而是践行着一种迂回漫言的表达方式，对此，《庄子·天下》篇讲得非常精彩，称其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
　　面对不可言说，或者言说不清的思想与事物，孔子、老子、庄子分别发明沉默、“正言若反”、迂回漫言三种表达方式，而《周易》又给出了第四种表达方式。《周易·系辞传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所谓“立象以尽意”，也就是以具体形象来象征性地表达。如何象征性地表达呢？《周易·系辞传上》提出：“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也就是说，所立之“象”不是对现象世界的简单摹写，而是要把握世界的复杂性与微妙性（“见天下之赜”），传达其变化的规律性（“象其物宜”），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象征”表达方式时，所强调的要传神达意。“立象以尽意”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论中“意象”“意境”理论，而且启发了后世文学理论家对诗之特性的认识。诸多古典文学理论家都认为，诗之特性在于比兴，而“比兴之用，即等于立象”。所以陈骙《文则》卷上说：“易之有象，以尽其志；诗之有比，以达其情。”宋大樽《茗香诗论》也说：“易取象，诗谲谏，犹之寓言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更为明白地指出：“易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以上所述，仅是对《周易》语言观做初步梳理与阐发工作，并简要勾勒其对中国古典文论影响之大端。《周易》语言观及其影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左秋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集解》，中华书局1980年版。
　　2.郭绍虞主编：《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孔颖达：《周易正义》，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4.刘知幾：《史通》，中华书局1980年版。
　　5.孙以楷、杨应芹：《老子注译》，黄山书社出版社1996年版。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
　　7.[韩国]朴均雨：“先秦诸子的语言观念”，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8.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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