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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兼综儒道，一方面在治道目标上承自儒家，希望王公大人尚德而施惠及于民众，“其要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史记·孟荀列传》）；另一方面他的论证手段又是接续道家的自然之论，不再是上古的“天帝临汝”，而是“深观阴阳消息”，以阴阳四时五行为本来比类社会人事。尽管司马迁没有为邹衍专门立传，只在《史记·孟荀列传》中附而论之，后邹衍著作又悉数散佚，我们今天很难对这样一个重要学派有全面的认识，但从相关资料来看，其思想中已将阴阳与五行结合为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吕氏春秋》、《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使阴阳五行在西汉成为显学。西汉中期丞相史严安上书曰：“臣闻《邹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本传）这种“文质变救”说，就是邹衍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种思想。
关于“文”和“质”，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话，质为内容，为朴实，文为外表，为华丽，分别被孔子用来概括“仁”与“礼”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里并没有社会形态递变的意思，相反孔子一般比较强调后王继承先王之成法旧制而世守勿替，很赞赏“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盛举。邹衍将文、质的概念改造为两种政教体系，而且带有纠偏补益的功用。这种观念也见于《逸周书·周月解》，并又加以发展：“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统。”这里不仅明确夏和商是“一文一质”（周自然轮为文），而且又提出夏、商、周“三统”即“三正”说，“三正者所以统天也”，后来所谓“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之说已于此初见端倪。改正朔在这里变成了类似于五德始终的朝代更替；“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尚书大传》卷一），质、文分别代表天地和阳阴二气，正可以作为朝代变革的宇宙支持系统。在这里阴阳说和五行说实际上已经汇合，这种趋势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进一步发展，并进而影响了西汉历史走向的路径选择。
《史记·梁孝王世家》附记了一段史料，说窦太后想让受宠的小儿子梁孝王为帝，当面对汉景帝说：“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汉景帝后与大臣研究，袁盎说：“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在大臣严词批评之下，窦太后只得作罢。窦太后及梁孝王图谋帝统，倡言汉应尚质法殷，而袁盎则坚持汉家法周，透露出在当时确实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但当时的代表人物却并非私心熏天的梁孝王母子（他们是思潮的利用者）和众大臣，而主要是晁错、贾谊和公羊派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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