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年文学各学科研究新书评介·《古典主义
2013-12-03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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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年前，几乎在八旗铁骑厘定天下的司时，一个新的古文
350年前，几乎在八旗铁骑厘定天下的司时，一个新的古文流派在安徽中部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偏远小县悄然崛起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桐城之名震于天下，桐城派古文也成为雄踞文坛的主流文派。它几乎经历了清王朝由乱而治，又由治而乱以至灭亡的全部过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延续最久的一个散文流派，又是最后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古典文学流派。当“五四”风暴席卷北京之后，桐城派的末代传人又黯然返回桐城，使桐城派的发源之地
戏剧性地最终成为这一流派的圆寂之处。
桐城派向以道统、文统自居，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散文流派，而且代表着程朱理学的文化祈向，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统治者的文化意志。在桐城派的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的漫长发展进程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潜藏着文学发展的丰厚底蕴。解读这些信息，探寻这种底蕴，已经成为文化史学者和文学史学者的一项任务。
如果从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文章源始》一文算起，桐城派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在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桐城派古文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所谓“一文(桐城派古文)一诗(宋诗派)一社(南社)”，构筑起近代诗文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是，也许是因为近代文学研究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理论积淀还不够丰厚，学术视野还不够开阔，因此不少有关桐城派研究的成果，还停留在“就人论文”、“就文论文”的层面上，未能深入开掘桐城派的文化蕴含。现在，关爱和教授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一书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
脱出习惯的线性思维模式，在较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桐城派的兴衰衍变，将文学研究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通过文学分析来解读重要的历史文化息息，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使这部学术专著在不乏精彩的同时，也拥有了坚实与凝重，代表了20世纪末桐城派研究的学术水平。该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似乎在不经意之间深入探讨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例如，政治文化氛围对文学流派形成的决定性作用，流派领袖人物的个人际遇和性格学养对该流派发展的主导性作用，文学与
哲学之间的相互激荡，等等，而这些问题又被此前的学者长期忽略，由此显示了作者的敏锐缜密的学术洞察力和宏博丰厚的学养。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该书以桐城派标榜的“道统——文统”为中轴线，作纵向的学术展开。作者首先追溯了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认为韩愈、柳宗元的“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文道观被北宋古文家所继承，但朱熹等理学家却轻诋韩、柳“裂道与文以为两途”，主张“心统性情”，“文从道出”，以语录体代替古文，导致了中唐以来思想与文学联盟的破裂。明初，宋濂提倡“辞达而道明”，唐宋派重提文道并重与韩、欧传统，主张古文家必须从“明道”中显示出文章家的本色。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皆推崇韩、欧之学，批评理学家重道轻文，主张“汇文道源流而一”，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遂成为古文一派的思想旗帜。而以道统、文统承继者自认的，就是继侯、魏、汪之后而崛起的桐城派。
在分析桐城派的源起时，作者认为，方苞“以古文义法用为制举之文，以清真古雅为正途楷模，实际上是依古文家的宗尚在为科举文确立一种写作与评价的规范。当方苞有关以古文义法旁通于制举之文的两篇序言随着《四书文选》、《古文约选》颁行天下时，已因它所具有的官方色彩，而在无形中大大扩展了方苞义法说的影响和覆盖范围”。所以，“义法说的植被地带在古文，也在时文”。在这里，作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作为文学主流派的桐城古文所具有官方色彩，以及桐城古文与科举文化的密切联系。桐城古文之所以被誉为“文章正宗”而长盛不衰，与此大有关系。
在论述嘉道之际士风时，作者首先对明清两代士风作出了比较，认为“明代之士言官争竞，清议讲学，士风喧嚣骄盛，不可一世。清代矫正明代弊端，以严厉之策治士，不许聚徒讲学，不许清谈议政，从而造成士风委靡，言路堵塞，慷慨忠义之士无所用其智慧，官场士林中则弥漫着苟且偷安、推诿因循、好谀嗜利的风气”。作者进一步分析道，正是由于嘉道之际的变局和政府控驭力的减弱，才激活了姚门弟子被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使他们热心于立德、立功、立言的话题，而姚门弟子对程朱义理之学的虔诚信赖，也有更加切实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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