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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1)学毕(2)

2013-12-09 01:08
导读:三 《西游记》以神话想象隐喻人类精神现象,既超越了具体的宗教,又别具一格地组构了神魔观念。神与魔的界限在这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
                                              三
  《西游记》以神话想象隐喻人类精神现象,既超越了具体的宗教,又别具一格地组构了神魔观念。神与魔的界限在这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存在着相互渗透、牵连和转化的种种可能性。神变为魔,魔变为神的运作,使整个神话世界处于充满活力的大流转状态。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似乎是“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乱大伦”的“魔”,但他对官阶森严、权术盛行的天宫的反抗,又散发着率真的正气。猪八戒、沙僧被贬出天宫,到下界占山霸水,兴风作浪,吞食行人,强夺民女,由神变成货真价实的魔,却又在唐僧西行取经途中,和孙悟空先后被收为徒众,加入神的行列了。神魔争斗,是包含着善恶邪正的。但是由于神中有魔,魔中有神,其间的善恶邪正也就打了或多或少的折扣,出现了某种因果报应的变形。千山万水间的不少妖魔是菩萨、仙长的待从和坐骑,甚至是按菩萨的暗示设难考验师徒四众的。因而神话成了魔匣,妖魔和仙佛也有不解的因缘。
  就个性神话文化而言,这种神魔观念可以改变神与魔性格的单一性,增加其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喜剧感、悖谬感。如果要探讨一下这种观念的文化哲学的渊源,那是不应忽视心学、禅宗和内丹对心性的某些阐释的。《涅槃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把佛性如此普泛化,则令人不妨从另一方面设想:“一切众生,皆有魔性。”在佛性和魔性的区分和转化上,禅宗认为,心的觉悟是关键,即《坛经》所说:“悟则众生为佛,不悟则佛为众生。”神魔两性的相对性,以及它们间的渗透、牵连和转化,都可以从这类议论中找到它们的影子。心学有“满街都是圣人”的惊人之论,它的一些观点与禅宗异曲同工。所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所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6],均是以“致良知”代替禅宗之“悟”,从而沟通和转化圣人及小人,或神性及魔性。于是神与魔这些冰炭不能相容的两端,只不过相隔一层纸,这层纸在禅宗是“悟”,在心学是“致良知”,它们把这层纸当作护身(实际上是护心)符。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这种神魔观念的重构。深刻地影响了神话叙事的策略。一种新的观念成了一种新的叙事策略的内在动力,首先是神话想象的空间和维度变行更加开阔、丰富和错综复杂。对应于三教合一的仙佛天国系统的,是一个多元化的妖魔系统。正如天国不属于一个主神一样,魔国也不属于一个主魔,它们往往像封建割据般的各自为政。而在各自为政中隐伏着与各界神灵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体而言,千山万水间形形色色的妖魔可以分为两大类:野性妖魔和神性妖魔。野性妖魔又有两种,一种是野性中包含着毒性和邪气,比如蜘蛛精、蝎子精(琵琶精)和蜈蚣精(千目怪),大概属于中国民俗中“五毒”之类。又比如车迟国的虎力、鹿力、羊力三仙,都入了旁门邪道,毁佛灭法。也许这些是妖魔中的下下品,和仙佛没有多少瓜葛,只有剿灭了事。另一种野性妖魔则在野性障蔽中尚知道修行养性,因而即便冲犯了取经四众,最终还是入了神籍。黑风洞的熊精盗了唐僧的袈裟,但他学过养神服气之术,“也是脱垢离尘,知命的怪物”,最后被观音菩萨收去做守山大神。火云洞的红孩儿以“三昧真火”把孙悟空烧得焦头烂额,但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三百年,又是“五官周正,三停平等”的孩儿相,也像黑熊怪一样被观音菩萨用紧箍儿套住,带回去当善财童子。
  如果说魔性神(如孙悟空、猪八戒)是《西游记》中最有生气的神,那么神性魔就是最有特色、最值得回味的魔了。神性魔也有两种,一种是动了凡人情欲,到下界为妖的天上星宿。碗子山波月洞的黄袍老怪就是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因想和侍香玉女私通,便打发她投胎当公主,自己变妖了宿缘。《西游记》借用和点化了古代占星术的星禽幻想,以五行和各种禽兽与二十八宿相配。二十八宿在天上为神将,也体现出对应的禽兽的异能。在毒敌山琵琶洞,昴日星官(鸡)啼叫两声就吓死蝎子精;在黄花观,昴日星官的母亲毗蓝婆(母鸡)用绣花针破了千目怪(蜈蚣精)的金光;在天竺国金平府,二十八宿中的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降伏了三只犀牛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星禽在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日皆非敌手,却能降服连孙悟空也徒唤奈何的妖魔,说明这种神话思维是渗透着“一物降一物”的循环制约的原则的。它们已经不是属于创世神话中的物种起源神话,而是近于维系世界秩序的物种功能神话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另一种神性魔是佛陀、老君、菩萨、天尊的侍童、坐骑,和在他们身边闻经得道的飞禽走兽。太上老君的金银二童子,盗了葫芦、净瓶,到平顶山化为金角、银角大王,要蒸食唐僧肉。他骑的青牛盗了金刚琢,变成金篼山的独角兕大王,把孙悟空折腾得筋疲力竭。与如来佛牵连的妖魔有黄风怪,他是灵山下听经得道的黄毛貂鼠,惯用“三昧神风”;有大鹏金翅雕,因与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一母所生,孙悟空嘲笑佛祖是“妖精的外甥”。大鹏与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子、普贤菩萨的坐骑黄牙白象在狮驼山称雄,危及取经四众的生命。这样,所谓佛教至尊的“华严三圣”都与妖魔有了瓜葛。文殊的青毛狮子还在乌鸡国害命篡位;弥勒佛的司馨黄眉童子假设小雷音寺,捉拿取经四众;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狮也占山为怪,夺去朱紫国金圣皇后。于是以大慈大悲为怀、在中国民间享香火最盛的佛陀、菩萨,也与妖魔犯上嫌疑。由于神魔之间存在某种因缘,取经途中的神魔之斗就既有善恶邪正的一面,又更为内在地具有考验取经者信仰意志的一面。每经一难,取经者的生命与天道的联系也就更加紧密、更为深入一层了。
  古人揣测,施耐庵作《水浒》,悬挂一百单八将的画像以日夕揣摩其神情;类似的揣测移于《西游记》的作者,也许更合情理:《西游记》作者对佛教和道教的寺观塑像和仙佛画卷,应当是非常熟悉的;而他在逼视这类塑像画卷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某种神魔幻觉和晕眩,从仙佛的侍从、法宝和坐骑中幻见隐显闪烁的魔影。比如,从“善财童子参拜观音图”幻想出火云洞的圣婴大王红孩儿。他被观音抛出的金箍儿一化为五,套住头顶、手脚之后,小说写道:那童子“合掌当胸,再也不能开放,至今留了一个‘观音扭’”,于是“归了正果,五十三参,参拜观音。”与观音有瓜葛的妖魔,还有取经中点(行了七八年,已是五万四千里)的通天河中的灵感大王。观音擒拿他的时候说:“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一枝未开的菡萏,被他运炼成兵。不知那一日,海潮泛涨,走到此间。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观音救苦救难是有种种化身的,触发此处幻想的,当是手提竹篮金鲤,身边荷花含苞未放的渔妇模样的“鱼篮观音”。陷空山无底洞的鼠精掠取唐僧去成亲,说她是托塔李天王的义女,大概是以“老鼠娶亲”的民俗画牵合毗沙门天王塑像而触发神话想象的灵感的。据说,毗沙门天王“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7]。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王后代,其地有神鼠,“大如猥,其毛则金银异色”。后世天王塑像,手上常有银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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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魔观念的重构,不仅拓展了神话想象的空间和神魔联系的广泛程度,而且深化了神性、魔性和人的心性修养联系的哲理意蕴。《西游记》有诗:“灵台无物谓之清”(第五十六回);“人有二心生祸灾”(第五十八回)。有所谓“人身小天地”,这部小说在神话想象中便把人心当作神与魔交战的小天地,进行富有隐喻性的叙写。《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幔亭过客序,对这一点看得很透彻:“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真假猴王之斗,采用了人心的神性与魔性相斗的隐喻。因为这场神魔之斗,是由取经师徒之间的猜忌离异、即所谓“二心”引起的。到如来佛辨出真假,发众擒拿六耳猕猴的时候,孙悟空以“真我”打杀“假我”,才使取经四众团圆。这几回的回目明白无误地标示:“神狂诛草寇,道迷放心猿”,“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如来佛也说这是“二心竞斗”,可见小说是以神话的奇诡想象,来隐喻人的精神现象的哲理意蕴的。
  破除心中妖魔的思路,贯穿着四众取经的全部行程,其中反复出现的圣僧与色魔的情景悖谬,写得最有特色。色障是明代人关注人性的一个重要焦点,它对唐僧为首的取经群体构成了八次挑战和威胁:黎山老母等“四圣”化作母女四人,要招他们为偶;白骨夫人变化成美女迷惑他们;西梁女国的女王想招唐僧为婿;琵琶洞的蝎子精以色相搅扰唐僧的禅心;木仙庵的杏仙向唐僧表示情爱;盘丝洞的七位蜘蛛女妖,脐孔吐丝,绑回唐僧、戏弄猪八戒;无底洞的鼠精掠走唐僧,安排婚筵;月宫的玉兔变成天竺国公主,以招亲绣球打中唐僧,想成亲后汲取他的元阳真气,以成太乙上仙。佛教把色欲列入五恶、十戒,是把它视为心中之魔的。这些来自神(四圣)、人(西梁国女王)、左道(杏仙、玉兔)和妖魔(白骨精、蝎子精、蜘蛛精)的色欲试探和诱惑,都是企图挑动唐僧心中之魔,来败坏其禅心的根本的。因此唐僧取经的艰难,不仅在男妖要食唐僧肉,而且在女妖要灭唐僧心。行文既揶揄了唐僧的佛教禁欲主义的尴尬,又借猪八戒有时“淫心紊乱,色胆纵横”,反衬了唐僧禅心的坚定。这就把取经的过程和修心的过程统一起来,或如孙悟空解释《多心经》时的四句颂子:“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第八十五回)圣僧与色魔的情景悖谬,正是隐喻着这种精神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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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西游记》作为一种“新神话”,在恢宏而奇丽、豪放而诙谐的神魔斗争之中,以心经为核心,以术数为筋脉,包容着丰富复杂而新异的文化内涵。术数是以天象地脉、周易八卦、阴阳五行为基本元素而进行前逻辑的数理推衍的宇宙运行模式,它的渗透和组构作用,既为神话幻想和叙事提供了宏大细密的形式结构,又使这种形式结构散发着浓郁的灵气、仙气和玄学气味。因此这种形式结构,是框架和气味兼备的,也就和神话想象的内容血肉相连,浑融无间了。
  《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数为一、三、五、七、九,属阳;地数为二、四、六、八、十,属阴。因此数字是有文化蕴涵的,分合阴阳,与天地之道相通。当这种数字渗透到《西游记》的神话叙事中的时候,就像一种神奇的味素,把神话的神秘感拔取出来了。一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和行为,在神秘数字的作用下,令人感受到某种天道运行的超自然的力量。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推入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烧炼七七四十九日,不仅没有化为灰烬,反而炼出了“火眼金睛”,这就令人感到这位猴精确实具有“混元体正合先天,万劫千番只自然”的神功。有趣的是,孙悟空跳出八卦炉时,从炉上落下几块尚有余火的砖,化作火焰山,害得孙悟空在取经途中千辛万苦才借得铁扇公主的芭蕉扇灭火。“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气”(第五十九回)。它也是扇了七七四十九扇,取与天地相契合之数,才断绝火焰山的火根的。这个神秘的数字,令人浮起了阳数与阴精相结合而驱风灭火的玄思,体现着一种超理性的神秘意识。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西游记》的高明之处在于,神秘数字的运用并没有削弱神话形象的具体可感性及其行为的能动性,反而强化了这些形象的特殊性及其浓郁的文化隐喻。显然,孙悟空在老君八卦炉里烧炼七七四十九日,孙悟空有七十二变,这是读过《西游记》的人都不会忘记的。而且人们已经把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当作俗语来使用了。这也是得力于描写中使用了一些对比鲜明的、夸张而神奇数字。孙悟空宣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口口声声要夺天位。如来佛却拿偌大一个天位作赌注,以孙悟空能否一筋斗打出他的手掌决输赢。这简直是开玩笑,因为这里有两个对比得不相称的数: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手掌方圆不满一尺。但结果却是十万八千里和不满一尺这类数字,在神力作用下竟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空间变幻,而且散发着令人拍案叫绝的幽默感。而小说借用五行描写佛祖的法力,则可见出作者是以超宗教、超时空的自由心态来驱遣那些神秘数字的。
  除了渗透于具体的想象之外,神秘的数字还对《西游记》的结构方式起了关键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九九八十一之数。早在《管子·轻重戊》中,已有“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的说法。宋代蔡沈《洪范皇极内篇》模仿周易八八六十四卦的体例,敷衍《洪范》为九九八十一畴,踵袭者颇多,开了术数中的“演范派”。后之星相术士以此附会人事,推断流年,预言吉凶,就更使这个数字广泛流行并蒙上神秘色彩了。
  这个意蕴神秘而又广为流行的数字,被《西游记》点化为唐僧取经的历难次数,便突出地标示出取经行程的漫长、曲折、艰难和凶险。一路写来,真是难难相续,难前有难,难后还有难。小说根据民间传说和宋元戏文,改写了唐僧的身世来历,他是“圣胎”:佛陀高足金禅子下凡,状元和丞相小姐之裔。却在父母赴江州州主之任时,遭强徒杀劫,才满月就被抛在江中木板,把生命托付给流水。他被称为“江流僧”,也可以说他的生命随流水而来;而且他的旧生命最终随流水而去。取经终点上灵山过凌云仙渡,他坐的是“无底船”,只见上流漂来一具死尸,孙悟空笑说:“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在难前难和难终难的呼应中,在婴孩和死尸的投胎、脱胎的对比中,八十一难隐喻着一个“生命与水”的神话原型。然而这还不是八十一难的全数,于是有取经回程中,老鼋再驮他们过通天河,因唐僧忘记为他向佛祖问因果归宿,而把他们和经卷抖落水中。通天河是取经途程的中点,这一难后之难,以中点代表全程。取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因此“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来暗夺之”,遂有风狂雾惨、电闪雷鸣的震撼乾坤的一幕。这就使八十一难的结穴点,显得格外有力、格外发人深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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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一难虽然只有四十左右的情节单元,有时一个情节包含数难;但是要使这四十左右的情节单元避免重复单调,而能奇中出奇,富于变化而饶有趣味,也是非大想象力、非大手笔所不能的。在这方面,行文以取经四众一线贯串之时,采取了“重复中的反重复”的叙事策略,尤为值得注意。观音菩萨给取经四众排难解厄七次,前人已看出次次有奇思,次次不落格套:
  有求之而不亲来者,收悟净是也;有不求而自至者,金毛犼是也;至于求而来,来而亲为解难者,不过鹰愁涧、黑风山、五庄观、火云洞、通天河五处耳。五处作用各不同,其中最平易而最神奇者,无如通天河之渔篮,彼梳妆可屏,衣履可捐,而亟亟以擒妖救僧为事。其擒妖救僧也,亦不露形迹,不动声色,颂字未脱于口,而大王已宛然入其篮中。此段水月风标,千古真堪写照[8]。
  至于孙悟空以钻腹术破妖,把战场鏖兵变作肚内捣乱,奇思妙想也合猴头捉弄人的性格。六次钻腹,种种钻腹的方式又有不同。他可以变作仙丹,被黑熊怪吞下;可以变作熟瓜,给黄眉大王解馋;变蟟虫随茶沫钻进铁扇公主腹中;再变蟟虫伏在无底洞鼠精的酒沫中,却被弹掉,只好变作花园中的桃子,让唐僧虚情假意地摘桃表爱,才算得手。不须变化,原样被稀柿衕的红鳞大蟒吞下,只须在腹内以金箍棒戳个窟窿就算了事;在狮驼山被青狮大王吞下去,却在腹内腹外演了一幕谐趣淋漓的闹剧。孙悟空先是说要在狮魔肚过冬,支锅煮杂碎吃,在顶门里搠个窟窿当烟囱;继而接饮魔王想药杀他的药酒,在肚里摸爬滚打耍酒疯;折腾得魔王向他求饶,称他“外公”,答应抬轿送他师父过山,但他出来之前用金箍棒探路,把想咬住他的魔王迸得牙龈疼痛。最后受妖魔的激将法,从鼻孔被一个喷嚏打出来了,却事先用毫毛变作长绳,拴住魔王的心肝。小说以奇异的想象跟吃人猛兽开了一个玩笑,把猴戏搬演到他的肚子里去,使人但觉“好玩”,从而消解了神魔斗争的残酷性和钻腹术反复使用的单调性。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西游记》有一整套数字思路,除了用八十一难作为总构架之外,还有一系列数字与之呼应,组成一个舒展而严密的数字结构体系。它以天地运行之数开头,以唐僧取回经卷之数结尾,有一种首尾呼应的数字机制。这些经目和卷数,大概是借用于某种宗教宣传的书单,给人信口雌黄之感。取回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不合玄奘得经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之数,却符合《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佛经卷数。有意味的是,小说还把玄奘取经实际上用去十六年改为十四年,并加上回程的八日,得出了与佛经卷数契合的五千零四十八日。几经改动,就把数字体系化了,从而也把取经行程和取经结果神圣化了。十四年行了十万八千里,这个里程是一百零八的倍数,自有其神秘性。把总里程分解为小单元,又出现七处八百里: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流沙河,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荆棘岭,八百里稀柿衕,八百里狮驼岭,五山二水,突出了行程的漫长和艰险。这些数字呼应于首尾,贯串于全程,相互关联,又与天地相契合,是作为某种数字结构体系影响着全书的叙事操作的。
  诚然,与数字结构体系相辅相成的,还有情节结构体系,否则就落入虚玄了。情节给数字所提供的神秘性、哲理性以形象的载体。正如没有这类神秘数字的情节,很可能流为一般的小说故事一样,没有情节的神秘数字,大概也近乎方术咒语。《西游记》的情节结构体系,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人们从刻板的结构理论出发,以为“大闹天宫”与“四众取经”是两个不甚协调的叙事单元。其不知全书开头以孙悟空大闹龙宫地府,大败天兵天将,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包罗佛道以及三界的神谱,为他以后在取经途中吁请和驱使天地神祗降妖伏魔,作了威慑力和交往范围方面的铺垫。很难设想,没有这个神谱、这种铺垫、这番“不打不成交”,会那么自自然然描写起孙悟空被唐僧气走后,顺道到东海龙王那里喝口香茶,听龙王讲“圯桥三进履”故事而回头认师;会那么绘声绘色地描写着孙悟空在车迟国斗法时,神气活现地以金箍棒指挥风婆婆、巽二郎、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雷公、电母和四海龙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神谱、这种铺垫、这番“不打不成交”,才可能得心应手地写托塔李天王、哪叱太子为孙悟空助阵,降伏牛魔王;才可能毫不勉强地写孙悟空在碧波潭邀请打猎路过的二郎神一道重创九头怪。总之,“大闹天宫”与“四众取经”在结构上以外在的不协调,达到内在的大协调,打个比喻,就像一条神龙,头如山峰突兀,身如长蛇蜿蜒,却能相互呼应,形成神奇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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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观音奉佛旨东来寻找取经人的途程,成了唐僧取经途程的逆向概观。这条逆行线至少起了三种结构性作用:事先介绍了唐僧的三徒一骑的身世、来路和下落;同时由于观音普经举荐二郎神成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势均力敌的对手,其后又成了取经四众排难解厄的最得力者,又由于观音把佛祖托付的锦斓袈裟、九环锡仗传给唐僧,这番逆向行程也就成了大闹天宫、唐僧出世与四众取经等三个超级情节单元之间的骑缝线。最后,佛祖给观音的三个紧箍儿成了后来收伏孙悟空、黑熊怪、红孩儿的法宝,因而这条逆行线又抛出几条分支线索,遥遥联结着取经诸难。
  其三,牛魔王家族也成了联结大闹天宫和取经诸难,而又与观音线索(第三个紧箍儿)有所粘连的贯串线索。《西游记》的神魔多有家常禽兽,十二生肖之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应有尽有,除猴、猪之外,以牛最为突出。牛魔王原是花果山七兄弟之长,其后又是火焰山降雨灭火之关键,隐喻着农耕社会中对牛的尊崇和对风调雨顺的渴思,牛魔王的家族伦常,除了无君无父之外,父子、妻妾、叔侄、朋友皆备。孙悟空在火云洞与红孩儿认叔侄而不受,对红孩儿的收伏成为以后诸难中伦理情感的心理障碍。唐僧、猪八戒喝了子母河的水,腹疼成胎,孙悟空就到聚仙庵向如意真仙求取落胎泉水,却被称红孩儿为舍侄的真仙百般留难,这位老叔责问那位“老叔”:“我舍侄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三调芭蕉扇之役,是取经群体与牛魔王家族冲突的高潮。孙悟空听闻铁扇公主是牛魔王妻,连称“又是冤家”,知道心理障碍又会作怪。这里又写了牛魔王喜新厌旧,以万年狐王遗女玉面公主为妾,酿成妻妾猜忌,使孙悟空有隙可乘。于真真假假中骗扇和反骗扇,使牛魔王要在妻妾面前卖弄英雄主义,引起一场震天撼地的大搏斗。又因牛魔王曾到乱石山碧波潭赴宴,孙悟空在那里偷了辟水金睛兽,所以其后由祭赛国佛塔失宝而引起的与碧波潭万圣龙王、九头驸马之战,也成了与牛魔王家族交锋的余波。取经群体与牛魔王家族水水火火地交往和交锋的四个情节单元,涉及取经八十一难中的十难,不仅自成系统,相互呼应,而且与大闹天宫的总铺垫、观音东来的逆行程相互交织,更重要的是它们把神魔斗争家常化和人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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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一部《西游记》以神奇的形象和神秘的数字相交织,在超宗教的自由心态和游戏笔墨中隐喻着深刻的精神哲学,从而以小说文体写成了一部广义上的“文化神话”和“个性神话”的典范之作。
  

       [1]《孟子·尽心上》。
  [2]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晋省书业公记藏板。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
  [4]清道光刻本《西游证道书》第二十二回回首汪批。
  [5]《素问天元纪大论》有“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注曰:“九星谓:天蓬、天内、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
  [6]《答聂文蔚》、《答顾东桥书》,均见《王文成公全书》。
  [7]《古今图成集成·神异典》卷九一引唐卢弘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
  [8]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西游证道书》第四十九回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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