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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学史》研讨会综述(1)学毕

2013-12-07 01:39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国韵文学刊编辑部、湖北大学和中南民族学院联合主办的宋代文学研讨会于1998年6月8日至12日在武汉湖北大学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成就与不足，并对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南京师范大学常国武教授首先介绍了《宋代文学史》编撰的过程，并以“平”作为该书的总体评价。所谓“平”，即平稳、平实。具体地说，该书篇幅大，资料丰富，撰稿人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对自己所论述的作家有深入的研究，不仅能够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够提供新的材料、新的观点和新的发现。特别是该书在作家论的基础上增加总论，力求准确描绘出宋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在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当然，由于撰稿人多是年龄较大的老辈学者，未能摆脱传统的文学史撰写的模式；另外，总论的撰写没有经过集体讨论，既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不能统帅其他章节，虽然与具体各章节没有太大的矛盾，但确有不能衔接的部分。
　　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宋代文学史》是目前最全面、最细致、最系统的断代的宋代文学史，其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评价作家作品比较科学全面，总结性地探讨了宋代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说，其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书充分吸收了近20年来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纠正了以往文学史著作的一些失误。如对西昆体时代的定位，柳开、王禹偁、九僧时代的先后，书中得到了正确的反映；岳飞《满江红》、李清照词论的真伪，在注释中详细给予说明；柳永、晏几道、张元干、姜夔等生年及生平事迹的考订成果都能及时吸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政治一元化的标准，而注重实事求是，注重艺术审美价值的评判。如有关欧阳修的评价，纠正了过去视之为保守派的错误看法，肯定欧阳修本人是充满改革精神的，评价相当客观。此书对近20年宋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的吸收和整理，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翔实的资料。
　　第二，此书研究、涉及的作家较以前任何一部宋代文学史或文学通史都要多，比较有特色的作家都有所反映，诸如宋初诗人惠崇、北宋中叶的司马光、南宋初汪藻、王庭珪、邓肃、朱弁、洪皓、曹勋以及江西诗派的韩驹、徐俯、潘大临、三洪、二谢、夏倪、晁冲之等人的文学成就，以前的文学史未曾提及，此书给以评述，拓宽了宋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对于一些著名作家，以前的文学史往往只评述其某一方面的成就，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此书的论述比较全面，平实中见新意。如苏舜钦、杨万里、范成大的词、秦观、周邦彦、辛弃疾的诗文，此书作了全面的论述。特别是此书几位主编、副主编功力深厚，义理、辞章、考据无不当行本色，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精辟，概括准确，发现了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东西。对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对文学史的独特贡献，发掘较深。如苏舜钦的词，虽然只有一首《水调歌头》，其豪健放旷的风格开苏辛一派之先声，以前从未有人论及，此书是别具只眼。另外，如上册第五章中论柳永词“体段的配置模式”（第95页）、第六章中论晏殊在庆历新政中所起的作用（第110页）、第十六章中论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八章中论贺铸词的艺术特色、第十四章论苏轼散文三个方面的发展（第257页），下册第六章对诚斋体的论述，撰稿者选取许多未曾经人提及的小诗，充分展现了杨万里诗歌的特色，这些论述，都富有新意和创见。
　　第三，资料丰富。全书将近80万字，字数超过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近一倍。每个作家名下介绍著作、版本、现存作品数量，有助于初学者。在写作体例上，加大了注释的份量。该书介绍作家的生卒年、籍贯、以及生平中的若干重要关节时，往往是慎重地采取一说，对其他说法在注释中予以介绍，说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就更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凡有疑难问题，利用注释详加讨论，其言必有据，全部采用第一手资料，翔实可信；同时，对前人成果广泛吸收，一一注明出处，不掠人之美，力求详尽、全面，提供丰富的研究材料，为阅读、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
　　第四，此书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调整了文学史编撰的思路，对文体本身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较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更为新警、细密。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多参考明、清人的评述，只注意从作家的仕宦生活以及与政治的联系来评价作家作品，没有去从宋人对文本的认识来评价作家，此书从原有文本出发，注重原始资料，注意作家的生活背景。通过对史料的溯源和考辨，尽管我们无法还原到文学史的原始状态，但如果能够还原到当时的评论的话，也会有新的发现，将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如上册第七章注意到欧阳修的生活观念与宋代社会生活背景的关系，从笔记小说中挖掘新的材料，多方位地来评价作家，给人较多的启示。又如：五代、宋初和辽国的诗坛，都是学习白居易的，其诗风的主流为白居易体；宋初诗人魏野之子魏贤与司马光交厚，司马光等认为魏野属于白居易体而不是属于晚唐体，认真读一下魏野现存的作品，虽有晚唐体，但大多是白居易体；南宋四大家中杨万里与陆游相比，更富有个性，就诗歌史发展的地位来看，杨万里似应更重要一些。此书给杨万里以一章的篇幅，说明其对杨万里文学成就的注重。
　　第五，其总论的撰写，颇有创见，站在新的高度，描述了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嬗变轨迹，为宋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以汲取的东西。与唐代文学的研究相比较，宋代文学的研究较弱，以往的文学通史对宋代文学的论述比较单薄，问题较多。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有许多精彩见解，可惜缺少通论，有些地方史的线索不够明晰。这部《宋代文学史》通过撰写总论，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宋代文学的全貌，提出宋代文坛氛围、文学群体等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研究欧阳修门下文人、元祐文人群体、南渡词人群体等文学流派的发展，将更准确地把握宋代文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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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部《宋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也提出许多颇为中肯的意见。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此书尚未完全摆脱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束缚，虽然增加了总论，但对宋代文学的宏观研究有待于加强，个别作家的论述与通论脱节，甚至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论述不够；石介抨击西昆体，有极端偏见，无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对“太学体”的形成负有责任，其对古文运动的影响没有反映；总论中曾论及苏舜钦对杜诗的继承，见解独到、精辟，但在上册第四章有关苏舜钦的具体论述中却没有照应，第十二章又说王安石是宋代第一位学杜的诗人，与总论的看法相左。一部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注意点、面、线的结合，此书点最好，面、线次之。点的描述非常精彩，应加强对作家历史定位的研究，用发展的文学史观来研究作家前后的承接和影响，从而描述出宋代文学每一个时期的嬗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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