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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著《西游记》新证(1)学毕业论文(2)

2013-12-11 01:16

二、《赠张乐一》与明代心学思潮
　　关于《赠张乐一》诗的写作时间，未有确切记载，张乐一当为吴承恩之一友人。诗中处处反映了作者反对放纵主体，要求明心见性，强调以自省的方式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基调是阳明心学“心即理”、“心外无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等哲学思想。因此，全诗所透露出来的作者思想与明代心学思潮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猿惊象醉”、放纵主体的批判。阳明心学认为，“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人而不自得之谓耳。”（注：《答舒国用》，《王阳明全集》1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儒家传统中被肯定的“洒落”不是指肆意放荡，无所顾忌，而是指在道德完善前提下心灵自由的一种特征，是摆脱了一切声色货利的占有欲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而达到的超越限制、牵扰、束缚的人生境界。因此，王学诸子一方面追求洒落自得、无滞无碍的境界，强调主体人格；另一方面也主张戒慎恐惧，注重伦理精神，反对放纵主体和脱离道德修养的洒落，希望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下达到一种超脱一切得失荣辱的人生境界。阳明心学这一特点在《赠张乐一》诗中得到较为清晰的体现。吴承恩对张乐一“所乐在于一”、“平生无他长”之以平常心求乐表示肯定和赞扬，同时很自然地联想到“世人嗜好苦不常，纷纷逐物何颠狂”的社会现状。在作者看来，主体意识和自私欲念是一对形影不分的孪生兄弟，“张君”与“世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体现了一种对主体意识的呼唤，都要求按照自我心中之“所乐”去处物行事，以达到一种任心而为，率性而行的人生境界。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君”能够“所乐在于一”，而“世人逐物”却达到了“何颠狂”的程度，走向了放纵的极端。这种放纵主体的倾向，必然引起私欲的膨胀，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对功名利禄、富贵荣华的狂热追求。这一点却是作者极力批判的。吴承恩对芸芸众生颠狂逐物而引发的“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的状态表示否定，认为主体意识不应脱离道德的轨道任意驰骋，而应将其纳入伦理的规范，才能避免“多歧自古能亡羊”的结局。而吴承恩在这几句诗中所流露出来的一方面肯定主体意识，一方面又反对主体毫无限制地放纵的思想，正是《赠张乐一》诗与明代心学思潮相契合的一个层面。 大学排名
　　第二，对“灵台拂拭”、人格自我完善的强调。根据阳明心学，“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复明，非自外得。心犹水也，污入之而流浊；犹鉴也，垢积之而光昧。”（注：《别黄宗贤归天台序》，《王阳明全集》2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人心本然之体如水如镜，但现实的人心因受物欲之蔽，产生了私我的意识。那么，怎样才能去除私欲，达到人格的完善呢？从理论上讲，人格的道德完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伦理束缚的方式达到道德的强制完善，一是以伦理自省的方式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这正是程朱理学与明代心学在伦理观上的主要分歧。阳明心学认为，“心外无理”，强调“良知”的主观性，在道德修养上主张不应向外求理，而应反求诸心，用加强内心修养的方法去体认天理。只要“明心见性”（注：《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反身而诚”，复得本体明净，就能实现主体意识与伦理意识的和谐统一，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本心固有的伦理观念规范下最大限度地弘扬主体人格。吴承恩在批判了“猿惊象醉”“心如飞鸟”的主体放纵意识之后，自然会让我们感到迷惑，怎样才能在发挥主体意识的同时又能避免自私欲念的膨胀？因此，诗中紧接着又提出“清宁天地合方寸，妙含太极生阴阳。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认为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高扬所带来的私欲膨胀，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修炼，完养此身，才能达到自身人格的完善。诗中作者以“方寸”之“小”而喻人心，认为心之于人，当如“方寸地”之于“天地”，却能“妙含太极生阴阳”，包含着天地万物之理，包含着阴阳交替的宇宙根本规律，进而也包含人类社会上下、君臣、父子、夫妻间仁、义、礼、智的伦理观念。也就是说，宇宙的本体，伦理道德观念都存在于“心”。所谓“灵台拂拭居中央”，“灵台”即“灵府”，《庄子·德充符》：“不可入于灵府”（注：［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35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灵府，指心灵。“郭云：‘灵府，精神之宅也’”（注：［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35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这句诗隐括着人必须时刻运用“心”中所固有的是非准则、道德标准去规范和约束自己，“拂拭”私欲之昏蔽，去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正。只有这样，才能使“殊形异状难遮藏”，使形形色色的邪恶无藏身之地，最终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洒落，达到“吉凶倚伏视诸掌，指挥进退知存亡”的人生境界。这便是《赠张乐一》一诗受明代心学思潮影响的第二个层面。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三、《赠张乐一》与《西游记》
　　明确了《赠张乐一》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关系以后，我们再从思想和语言上来考察《赠张乐一》与《西游记》之间的一致性。
　　在思想上，《赠张乐一》与《西游记》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这种一致性表现为对“猿惊象醉”的批判与“心猿意马”的否定。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叙及《西游记》主旨时指出：“假欲勉求其大旨，则谢肇淛（《五杂俎》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33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求放心”语本《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求，哀哉！”（注：《孟子·告子章句上》，《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310-3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孟子·告子章句上》，《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310-3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所谓“求放心，”大致相当于王守仁的“致良知”（注：《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王阳明全集》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实质上强调的是把失落的“仁”、“义”等伦理观念纳入主体意识，以实现人格的道德完善。在《西游记》中“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注：《西游记》45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紧闭牢拴休旷荡，须臾懈怠见参差”（注：《西游记》706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西游记》主张对“心猿意马”“紧缚牢拴”，与《赠张乐一》中对“颠狂逐物”所导致的“猿惊象醉”的批判在思想上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这种一致性还表现为要求“灵台拂拭”与主张“明心见性”。《西游记》作者的本意就是通过唐僧师徒西行取经的形象化故事，敷衍“明心见性”、“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注：《西游记》91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的微言大义。这一点正是作者寻找的一种既能发挥主体意识，又能避免自私欲念的方式。书中写道，“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注：《西游记》1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注：《西游记》651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这些思想表明孙悟空、猪八戒、唐僧分别从猴王、野猪精、玄奘到斗战胜佛、净坛使者、旃檀功德佛，正是他们修心向善，格物致知的结果。唐僧师徒取经的主要目的，就是“求放心”，把已经失落的“仁”“义”等伦理观念及善良本心重新纳入主体意识，就是在普救众生的同时达到自身人格的完善。《赠张乐一》中“清宁天地合方寸，妙含太极生阴阳。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思想。
　　在语言上，《赠张乐一》与《西游记》的一致性也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
　　第一，在语言的运用上，《赠张乐一》与《西游记》有颇多相似之处。如《西游记》中有孙悟空求仙学道的“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注：《西游记》7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赠张乐一》中有“清宁天地合方寸，……灵台拂拭居中央，……”；《西游记》中孙悟空“心猿意马”，“逐日家无拘无束，自在逍遥”（注：《西游记》12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赠张乐一》中有“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西游记》中有“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注：《西游记》10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赠张乐一》中有“举头忽见天上月，金波一片□流光，散彩皎皎分千江”等等。类似这样的似出一人之手的语句在两者中还可找到一些。
　　第二，在语言风格上，《赠张乐一》与《西游记》中的诗歌都具有清雅流丽、酣畅自然、如行云流水的语言特点。吴承恩的诗歌风格，据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注：刘荫伯《西游记研究资料》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也论其诗歌曰：“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情而深。……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之后，一人而已。”（注：刘荫伯《西游记研究资料》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赠张乐一》就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吴承恩诗歌的这样一种语言风格，而《西游记》中的诗歌清雅流丽，酣畅自然，与《赠张乐一》一诗的语言风格十分类似。
　　综上所述，既然《赠张乐一》是受明代心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赠张乐一》与《西游记》在思想及语言上存在着多方面的一致性，而《西游记》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密切关系又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我们就不难推断二者极有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在此基础上，结合《淮安府志》等相关文献，我们还是应该确认《西游记》的著作权当属吴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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