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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乌鸡国故事“增插”说辨证(1)学毕

2013-12-09 01:08 　　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版本的演变，历来众说纷纭。再加上《西游记》是一部所谓积累型的民间集体创作，而非文人个人所撰，故在它定型以前，文字被随时增删固有可能；即使在定型以后，重刊之时，再作修改，亦并不可怪。所以，早在明代后期，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就曾提出类似今本《西游记》荆棘岭故事的那回“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是“伪笔”，系“后人”所加。他认为原本《西游记》应该是九十九回而非百回本。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所以我们既无法附和，也无法辨证，存照参考。
　　近年，侯会先生撰《从“乌鸡国”的增插看〈西游记〉早期刊本的演变》（注：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一文， 提出今见明刊世德堂本第八卷中的乌鸡国故事即第36回至第39回，也是后人“增插”的伪笔，原语为“是后来插入的晚起情节，并非出自吴承恩之笔”。虽然，对吴承恩是否为百回本《西游记》改定者，尚有分歧；但上述侯文中此语意思明确，即是说在百回本《西游记》刊布以后，又有人“增插”入乌鸡国。并由此又提出：由于增加了这四回文字，“增插”者相应地删去了“唐传”即唐僧出身故事。侯文认为这位掉包者即今见世德堂刊本中所署第九、十、十九、二十等四卷文字的“梓行”者“荣寿堂”（其实，今见世德堂本第十六卷还有署“书林熊云滨重锲”者，侯文撇而不论——笔者）。据通报：侯文在山西省1996年举行的《西游记》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见该研讨会的《会议纪要》打印件，故更有必要加以探讨。
　　这些年来，笔者专致于《西游记》版本问题的研究，对侯文无疑深感兴趣。况且侯文的论证充分而全面，具体而入微，不可不谓详尽有力。故一年多来，断断续续地对侯文所论进行验证，结果大出意外。侯文对乌鸡国故事“增插”说的论据，可分列为十项，竟全部失误。现逐项加以辨证，以俟识者进一步探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其一，侯文说：“这段‘乌鸡国救主’情节，不见于以前的所有‘西游’题材作品，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朴通事谚解》，到《西游记》杂剧，都难觅它的踪影”。
　　乌鸡国故事众所熟悉，不再赘述。但是，“西游”故事有一个发展和改编加工的过程。许多故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有个复杂的演变史。有的故事，在“西游”题材作品中固然“难觅它的踪影”；乌鸡国故事却不尽然。乌鸡国故事中作祟的是狮子怪，此怪的主人则是文殊菩萨。我们若沿着这条线索寻找，那么在“西游”题材的历史发展中就可以找到其踪影。
　　当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确实没有。《诗话》第五节“过狮子林”，林中狮子虽然其相“峥嵘”，但是它对取经僧深表友好：“口衔香花，皆来供养”；“狮子举头送出”，“法师”则“回谢狮王迎送”。此节显然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怪无关。
　　但是，到《西游记》平话阶段，情况大有变化。就在今见的《朴通事谚解》中，叙述三藏法师往西天取经时，“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此后有一注云：
　　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
　　所历诸险名，大多与今见百回本《西游记》西行遇难相对应。所说“师陀国”，无疑是第74回至77回狮驼国故事的雏形和前身；那么，所谓“狮子怪”不是指第36回至39回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精还能是指别的什么吗？当然不会。不过，前者故事内容肯定要比后者简单，是否会有“乌鸡国”，也很难说。另外，还须说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精，是文殊菩萨坐骑青毛狮子下凡作怪。平话中的“狮子怪”是否与文殊菩萨有关亦不可知。但是，有一则早期戏曲的资料可以来间接证明文殊菩萨和狮子的关系。就在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外史类著录有《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书目。据该书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啻万卷”，可知《百川书志》是“志其家藏书”。则《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不仅实有其书，而且可推知其成书肯定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前，完全无视它与平话《西游记》中“狮子怪”故事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不客观的。《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已失传；但有关文殊菩萨和狮子关系的传说在中国恐出现极早。北京图书馆藏有《文殊师利菩萨像》系五代刻本，清光绪间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图中可见文殊菩萨骑狮子（注：参见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页。）。那么，平话中的“狮子怪”以及《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会不会是指百回本《西游记》中的狮驼国故事呢？当然不可能。一则“狮驼国”与平话“师陀国”相对应；同时，“狮驼国”故事中除文殊降狮子以外，还同时写有普贤菩萨降白象、如来佛祖降孔雀；而且应该以如来佛为中心，为主角。同时，《文殊菩萨降狮子传奇》也间接说明：乌鸡国故事中的狮子怪，虽与《西游记杂剧》无关；但与元明间戏曲却又有着一定的关联呢。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其二，侯文说：乌鸡国故事“与《西游记》的‘创作公式’全然不合。书中其它降魔故事，总不脱‘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固定模式”，此难显然“游离于全书‘取经历劫’的主题之外”，狮子怪对取经僧“全无觊觎之心”，悟空等“一番忙碌，也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与取经宏旨全无关涉”。“汲汲然替唐僧‘寻灾觅难’的吴承恩，怎么会出此冗笔、写出这种无‘磨’之‘难’来呢？”
　　此论显然不符合《西游记》全书实际。不错，《西游记》有许多历难故事的确如侯文所说“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模式；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历难，完全越出了这个模式，决不仅仅只乌鸡国故事而已。别的且不论，就以所过人间国度而言，第44回至46回的车迟国、第62回至63回的祭赛国和第68回至71回的朱紫国，故事规模堪称与乌鸡国类似，然而，又何尝合乎“妖魔发难—唐僧遭灾—弟子救助—师傅脱险”的“固定模式”？车迟国和祭赛国故事的起因都是为了救遭灾的和尚，是孙悟空等主动去妖宅“闹事”“寻衅”；至于朱紫国故事的起因，更是孙猴子想“做个医生耍耍”，不但是主动揭黄榜去医国王顽疾，疾病医好以后又主动请缨去麒麟山寻找被妖所掳的皇后。其性质，正如碧波潭的九头驸马所说：“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没要紧罗织管事！”显然，正像乌鸡国降妖救活国王的故事一样，作者描写诸如上述一类内容，都是为了刻划和突出孙悟空专为人间抱打不平事的性格侧面，要说“为他人作嫁衣裳”，也确是事实。何况此类性质的故事，全书中还不仅只此，乌鸡国故事“这种无‘磨’之‘难’”，又何足怪哉。
　　其三，侯文说，乌鸡国故事中的青毛狮子被文殊菩萨降伏后，不久又在狮驼国故事中再度下凡作怪。因而指出：“文殊菩萨再度收伏狮精时，竟毫无歉疚之意；而一向得理不让人的孙猴子，也仿佛犯了健忘症”；结论是：“全局在胸的吴承恩，当然不会犯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这一瑕疵，是后来的改编者留下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的确，全书中神佛坐骑两番下界作祟仅此而已，这是事实，这无论如何是缺失，论者们曾一再指出。然而，类似此种前后情节不协调、脱榫，双方发生纠葛后，事后似未发生者，恐也不胜列举。如：西海龙王大名一会儿叫敖闰，一会儿又叫敖顺，相反，北海龙王一会儿叫敖顺，一会儿又叫敖闰，甚至第三回中同一页竟也出现此种差错（见世德堂本）；又如第31回中，奎星下界作祟，被孙悟空揭发后，玉帝贬他去兜率宫给老君烧火，当着猴头之面，说明“有功复职，无功重加其罪”；但是，后来猴头迭次相遇奎宿，甚至请来助战，何曾提往事！又如第32回至35回平顶山故事中，作祟妖精是老君宫中看丹炉的两童子；但到第50回至52回金山金洞故事，又是老君的坐骑青牛作怪，老君既“无歉疚之意”，孙猴子“也仿佛得了健忘症”，亦未再提“旧事”。诸如此类，即使说不胜枚举，我想也未必过份。何况像第74回描写孙悟空在狮驼岭上盘问小钻风，究竟是一个小钻风，还是面对一班40名小钻风，亦含混不清。这种情况，在一般文人个人创作中当然不可能出现；这只能是像《西游记》这种经过历代说书艺人和文人不断增改而成的大部书中，才有可能。假若吴承恩是最后改定者，既然诸如此类的缺陷都未曾予以修正，出现文殊菩萨坐骑狮子两度下凡作怪这种漏洞，又怎能断言是百回本改定以后又出现的新差错呢！当然，即使如此，对照《西游记》全书成就，也只能说瑕不掩瑜，并不损害“全局在胸的吴承恩”的声誉。
　　其四，侯文认为：第36回乌鸡国故事开头那顶“帽子”，与故事不合；而紧接的第40回红孩儿故事的“帽子”则又与之相同，“无论情节、语言还是韵文安排，全都一模一样”。结论是：“乌鸡国的这顶‘帽子’，的确出自吴承恩之手，但却是吴氏替红孩儿‘缝制’的。红孩儿所戴的那一顶，才是改编者所制。”作这样的推测，不失为异想天开。然而令人生疑的是：改编者即作伪者既然有构思和创作乌鸡国故事那样的才能，为什么一定要截留红孩儿故事的“帽子”，然后又在红孩儿故事前再另行缝制新帽？贪图方便？当然不是；构思精巧？更谈不上。问题或许出在侯文过于挖空心思。侯文认为：红孩儿故事前的“帽子”，之所以与乌鸡国故事的“帽子”类同，“由此造成‘两头同帽’的怪现象，这正是乌鸡国后起的明显证据”。其实，这种“两头同帽”，甚至三头、四头“同帽”的情况，在《西游记》中何足为奇！所谓“同帽”，是指取经僧来到乌鸡国境和红孩儿境时，唐僧惊呼：前面山高，徒弟仔细提防，恐有妖魔（或邪物、虎狼之类）侵害；接着孙悟空加以安慰，说些“师父‘只管放心’，‘莫再多心’，老孙自有提防”之类；然后或有一篇吟咏山势崔巍之类的韵文。据此，我们若检翻取经僧西行途中的故事，前头加“帽”尺寸类同者实在不少。第24回五庄观故事前，三藏说：“徒弟，前面一山，必须仔细，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党”。行者道：“马前但有我等三人，怕甚妖魔？”紧接有长篇韵文一首；第32回平顶山前，唐僧道：“徒弟们仔细，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挡”。行者说：“但有老孙，就是塌下天来，可保无事”，然后又有长篇咏山韵文。乌鸡国和红孩儿故事前如此，上述两故事后也同样。如第50回金山金山故事前，三藏道：“你看那前面山高，只恐虎狼作怪，妖兽伤人，今番是必仔细”；行者道：“师父放心莫虑……怕甚么虎狼妖兽”，紧接又一篇韵文咏山；又如第56回遇山贼故事前，唐僧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谨防”。行者道：“师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诚，怕甚妖怪”，后又有长诗一篇。举不胜举，你说它雷同也可，称它套子也行，事实就是这样。何只乌鸡国和红孩儿故事之“头”所“戴”之帽“雷同”？当然，侯文还提出：乌鸡国帽子中所泳之诗末联为“应非佛祖修行处，尽是飞禽走兽场”，不合紧接出现的宝林禅寺；而红孩儿开篇的韵文，则“那衰飒的语气，形同拚凑的文句”，“决非出自吴承恩之手”，笔者以为也有脱离创作实际之误。“应非佛祖修行处”，不过是隐喻有妖精作祟，况且“宝林禅寺”也难同“佛祖修行处”等同，事实上此寺的存在，已解决不了妖精之祸害。同时，这类诗词韵文的意思与正文所叙，在全书中，内容相合者固多，二者不合者也不少。至于断言红孩儿故事那则开篇韵文，“决非出自吴承恩之手”的原装货，恐也过于武断。捡《西游记》第20回黄风岭故事开篇“高的是山，峻的是岭”相对照，除开头几句外，全篇文字几乎与红孩儿故事开篇韵文一模一样，若说它“那衰飒的语气，形同拚凑的文句”，固无不可，难道也“决非出自吴承恩之手”？然则，如果断言第40回的那则韵文是“改编者所制”；那么，难道第20回的那则韵文是吴承恩死后从棺材里爬出来加以抄袭补上了的吗？其实，细捡《西游记》全书，此类韵文雷同者还多。这种现象的出现，这种“帽子”不合头的情况，并不一定是最后改编者譬如吴承恩江郎才尽的表现，倒很可能是《西游记》演变过程中，由说书演唱艺人随时加上去的套语，借以取悦听众，增强演出效果。文人最后加工改定时实因全书过长，无法发现这类缺陷的结果。就像西海龙王大名之失，除掉第三回中差错被清人汪象旭发现在《西游证道书》白文改正外，其余多处差错，即使延续至今，经过反复校点亦未曾发现那样（注：关于西海龙王大名有错的全面情况，可参见笔者所撰《西游记小话三则》，刊《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2期。），根本不足为异。 若拿来将它供作推断版本和情节谁承袭谁之根据，当慎之又慎，否则难免闹笑话。
　　其五，侯文认为“乌鸡国的诗文风格，也显示着出自他人之手的痕迹”，并以七言诗为例，指出：吴承恩对七言诗“情有独钟”，全书除乌鸡国四回外，七言诗多达283首； 乌鸡国故事作者模仿这一体裁爱好，在四回中穿插七言诗15首。但后者喜欢在七言中“间用杂言”，竟多达七首；而吴氏的283首七言中间用杂言只有“寥寥11处”， 二者频率悬殊，“比例高达12∶1”。 侯文因此断言：这是“两位诗歌作者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与创作习惯，应是乌鸡国出于另一支笔的切实证据”。
　　怒我直言，上述“切实证据”，实在有“玩弄”统计数字之嫌。我们姑且认定侯文的统计数字毫无差错。然则，怎么能拿乌鸡国一则故事中出现的七言诗中夹杂言的数字，同全书中的七言中夹杂言的情况来对比？因为除乌鸡国以外的其它96回中，出现七言诗时的特定情景与乌鸡国虽可能相同，但也必然会有不一样。譬如说，第64回，唐僧与诸木妖相和，做的七言诗怎能插进杂言？该回七言诗就多达12首；又如第94回，七言诗多达10首，多为金屏上的题咏和唐僧的和诗，那是正儿巴经的场合，怎么能出现杂句？把这些特殊的情况都不予考虑，都凑合在一起拿来求比例，岂不违背统计数字口径同一性的要求？相反，侯文所举乌鸡国故事四回中15首七言诗中有七首间有杂言，比例占47％；而笔者也同样举一则故事来对比，结论就完全两样。如第53、54回的女儿国故事，七言诗10首中间有杂言者六首，占60％；又如第59回至61回的火焰山故事中，共七言诗12首，间有杂言者九首，比例高达75％。据此，你能断言乌鸡国故事是增插者所写，而女儿国故事和火焰山故事非吴承恩所写！当然不可能。实际上《西游记》全书中，固然有最后加工改定者所作之诗，但其中必然也有历代说书者加进的韵语，包括七言诗，特别是那种间有杂言的诗篇，从中一定要分出两个创作者的不同的“审美情趣与创作习惯”，其实难乎其难，又怎能据此断言“是乌鸡国出于另一支笔的”什么“切实证据”！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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