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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非攻精神。非攻是一种古代和平主义精神,是兼爱精神在攻伐事件上的表现,是仁与义的表现形式。非攻是基于对各诸侯国间命运的关怀,民众生命的关爱,财产、城镇、文物等的关惜,所以非攻与兼爱联系在一起。攻伐有义与不义之分,亦即兼与别之分,爱人利人为义,害人杀人为不义。
公输般为楚国造成云梯,准备攻伐宋国。墨子知道后便起身到楚国去,他裂裳裹足地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国都郢,终于见到了公输般。他对公输般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想请你去杀掉他。公输般不高兴,墨子说:我给你十金。公输般说:“吾义固不杀人”。墨子说:那很好。“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无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宋国没有罪过而攻伐宋,是不智不仁;知道不智不仁,而不争不得,是不忠不强;义不杀少而杀多,是不知不类。接着,公输般带墨子去见楚王,墨子对楚王说:今有一个人,不要马车,却想去偷别人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居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去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什么人呢?楚王说:那是生了偷窃疾了。墨子说:楚国方五千里,宋只有五百里,这就象马车与破车;楚有云梦、江汉,有丰富的麋鹿鱼鳖物产,为天下之富,宋国连雉兔鲫鱼都没有,这就象米肉与糠屑饭;楚有长松、文梓、楠木、豫章,宋连大树都没有,这就象锦绣与短毡袄。这样看来与那个生了偷窃病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就是说攻宋是非义的行为。楚王说:善哉!不过公输般为我造了云梯,总得去攻宋。墨子与公输般以试云梯攻城的功效。墨子把几十片木片分成两份,一份给公输般,一份留给自己,作为攻守的工具;解下皮带,弯作弧形为城,两人一攻一守,一进一架,共九回,为九种攻守的方法,公输般歇手。后改为墨子为攻方,公输般为守方,攻守了三回,墨子的木片就进了城。公输般攻守都不赢,打消了楚王攻宋的念头,化解了一场国破人亡的、不义的攻伐。
攻伐的义与不义,是攻伐的道德标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非攻便是爱人利人之道,使人、国家、社会获得富裕、和平、幸福生活的想望。
第三,节俭精神。节俭表现为节约社会、国家物资、消耗、人力等费用、资源的行为,行为又受思想观念的支配。墨子的节俭思想观念,是出于对社会的腐败糜烂的忧患,浪费无度的痛惜,他继承和发扬夏禹不怕艰苦,终日乾乾、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以夏禹为榜样。禹亲自劳动疏通河流,水里来泥里去,吃不好睡不好,搞得人腿肚子无肉,小腿上无毛,骤雨淋,强风梳发,为利天下,极为辛苦。后来的墨者,都遵禹道,以羊皮粗布做衣,穿木屐草鞋,日夜不息,以自苦为原则,不这样就不称为墨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墨子节俭精神体现其各种主张和行为之中。
墨子认为,圣王治理国家和天下,都是“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衣裘、宫室、甲盾、舟车求其实用,而不要豪华。圣王之所以王天下,其关键就在于他们“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爱民利民,谨忠谨厚,这是夏禹的精神,也是节俭的出发点,只有如此,才能忠信相连,真正做到节俭。圣王制定节用之法:凡天下群百工,各使从事其所能,以能奉给民众日用所需即可。饮食之法:能满足人的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的需要就可以了。不要极五味的、芬香等调料做的美食美味,不要远国的珍怪异物食品。衣服之法:冬衣暖和,夏服轻清就可以了。严格控制加费用而不增加民利的行为。
墨子批判厚葬久丧,废除“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贵贱上下等级的差分,一律“棺三寸”,“衣三领”。死者既已葬,即“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一律从事衣食之财的生产,以不失死生之利。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艰苦奋斗的动力,墨子的节俭精神及其理念,塑造和增强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终日乾乾,生生不息的精神和品德。即使在当今,对于人们也有警戒价值。
第四,救世精神。墨子以其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救苦救难的悲愿,以救世为宗旨,赴汤蹈火,不辞生死。他的思想、情操、品行,即使是激烈辟墨的孟子,也称扬他是一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利天下主义者,他以利天下的救世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兼爱精神、非攻精神、节俭精神、救世精神等是墨家之道的核心价值、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体现了墨家之道之德的强大精神力量,凸显了道儒墨对于当时核心话题“道德之意”的不同理解和表述。正是道儒墨的差分,才构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智慧闪光的哲学理论思维的元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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