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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1)学毕业论文(2)

2014-01-13 01:52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的社会关系并不都是阶级关系，人性并不都是阶级性，人与人之间更不是时时刻刻处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之中，不同阶级的人在生活、思想、感情上都有可能相互交流与融合，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也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在考量社会中的人及与人相关的文学等等时，也不能一股脑儿地都用阶级论来硬套。“文革”及“文革”前十七年研究古代文学的一个重大失误，主要不在于运用了阶级论，而是在于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绝对化、僵死化；不是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来分析其思想与感情，而往往是用一套教条的阶级论来硬套一切作家作品，于是产生了万喙一词的可悲局面，在根本上消解了真正的文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将运用阶级论与运用阶级论的失误区分开来，重新正视与正确对待阶级论。
    我们再面对现实。人们在抛弃“阶级论”而高扬“人性论”的道路上走了这一阵子后，一些人越来越将“人性”狭隘化，往往只是谈享乐，谈个性，甚至只谈男女情欲，而把社会的秩序、人类的关怀统统置于脑后。古代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它的研究思想往往来自现实，又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比如像晚明那样一个张扬人性而放荡的时代，本来就有许多令人深思之处，值得不值得心向往之？而当今的青年中，有相当一些人，理想缺失、前途迷茫，或者见钱眼开，逐色疯狂。这样的现象该不该像反思晚明时代一样值得我们深思？现实的另一面是，人们毕竟还并不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相当一部分的人恐怕还谈不上享乐，谈不上个性满足，他们体会最深的恐怕不是共同的人性，而是人性中的不平等与等级感。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有责任与义务以人为本，面对现实，去促进当前社会的安定和谐，鼓励人类去追求正义、憧憬理想、建设文明，以及相互间的爱：将对古代文学的解读与阐释同现实的精神相沟通。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因此，当“阶级论”被抛弃了一阵子之后，面对现实，我希望研究界能正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不要再将它与“人性论”对立起来，视作洪水猛兽，而是将它们统一起来，要从阶级论中看人性，又以人性论来看阶级。我们有必要将阶级性、阶层性、等级性等作为“人性”中的一种表现，去研究、解读古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遭到了另一类人的压迫、践踏后的感情、呼喊和追求。这样，僵化的“阶级论”经过了一番清理之后，重新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或许能使我们对于“人性论”的理解更为全面，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坚实。当然，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武器不仅仅是阶级论或人性论，哲学、美学、史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等，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运用，古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无限宽广，这里仅就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最后，不妨再由人性中的等级性而带及人性中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问题。“人性”本来就不仅仅是追求个体的满足，还有一种“群”的本性。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动物，个体的生存与满足，是与群体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的一切需要”，也就必然包含着诸如祈求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等感情。因而，诸如爱民、爱国，追求社会的安定、世界的和平等，与追求食与色、个性与享受一样，都是人类的本性。可惜的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的完全的个人主义的强烈影响下，相当一部分人把个人理想自由的完全实现作为人类的未来目标，将中国古代人学理想中“成己”的同时“成人”，“小我”与“大我”的利益相统一的精神背弃殆尽，以先验而狭隘的人性精神来编织古代文学，其结论令人堪忧。当然，人的“群”的本性与个性有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但有时也能相互调和或统一。我们在用“人性论”观照古代文学时，既要看到古代文学中张扬个性和人欲的一面，也要看到为维护社会群体利益而对那种追求极端的个体欲望所进行的反拨与批判；既要看到人性中的私人性，又要看到人性中的群体性，胸中要有全局，尺度必须把握，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去解释历史。
    　　　　五、研究的基本方法：实证性与阐释性
    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路数，实际上与研究目的与追求大有关系。实证性研究是努力求证文本的原貌、本义、本事，以及与文本相关的时代、作者与接受者等具体的本来面貌，注重客观性，追求其成果的学术性、科学性；而阐释性研究一般只是就文本而力求多方面地阐发、引申其意义与精神，带有主观性，追求其阐释的当世性、有用性。早在我国古代，就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数，一种往往与古文经学有关，可称之为“我注六经”；另一种一般与今文经学有关，被说成是“六经注我”。
    20世纪的实证性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其主要的成绩是使实证性研究走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20世纪以前，从注经证史，到对一些子部、集部著作的研究，基本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是脱钩的。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特别是小说，很少有真正自觉、认真的实证性研究。20世纪初，有些学者沿着乾嘉学术的路子，吸取了一些西学的理路与方法，并真正把研究对象当作“文学”来加以研究，从而发展了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胡适当年倡导实证主义并对一系列通俗小说进行了“考证”，具有相当的示范意义。后来如闻一多、郑振铎等的成绩都有目共睹。八、九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与所谓“国学热”，都给实证性研究以有力的推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但是，这个世纪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实证性的研究常常不自觉地处在一种被大势所掩的境遇之中，特别是在不适当地强调“古为今用”，乃至将学术研究与政治斗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实证性的研究往往被简单地视为“烦琐的考证”或无关大旨而遭到排斥。“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形成了引进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滚滚潮流，更多的年轻的学者把兴趣集中在阐释性的研究方面。有关部门的导向，似乎更关心的仍然是所谓理论性的著作而非实证性的研究，请看历届所谓国家或省部级的项目导向与评奖，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关实证性的究竟占多少比例？因此，在20世纪中，不论是把文学研究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好，还是用它来诠释西方某种理论也好，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重大道而轻实证，重宏观而轻微观。尽管有一些人在不断地强调实证性的研究并孜孜矻矻以身体力行，但实际上50—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普遍缺乏实证性研究方面的训练，现在对实证性研究真正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主观上也有兴趣、在行动上较能操作的学者并不太多了。再加上经商热潮的涌动，商业行为对于文学研究的侵蚀，在急功近利的驱动之下，常常使一些所谓实证性的工作也打上了“商”字号的印记而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有分量的成果，乃至有些“考证”被讥之为“最混乱”、“最无聊”的工作。这就使实证性的研究更加雪上加霜，举步维艰。
    在20世纪中，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和观点来阐释古代文学，始终是占着主导地位。特别是为了迎合一时的某种主流社会的意见或政治需要，常常可以看到一股股不小的风潮。一部文学史，一会儿可以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阐释，一会儿又可以用“儒法斗争”来贯串；一会儿可以用“阶级论”来论述，一会儿又可以用“人性论”来编写。历史上的文学真的有如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能被研究者化装成千姿百态。虽然这在注重实证的学者的眼中只不过是无根之游谈，取巧之儿戏，而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学问，但自80年代以来，在重文本、重接受、重世用的潮流中，加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类观点的盛行，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阐释的意见始终是有增无减。一时间，如下的意见甚为流行：一切实证、还原性的研究无法真正恢复过去的本来面貌；强调文学的研究主要是立足文本，阐释作品，而不在于搞“外学”；如果所有的研究都是实证性研究的话，古代文学完全成为一门技术性的专学，它将被20世纪所遗忘；古代文学本身已经脱离了20世纪的现代语境，因此古代文学若要进入20世纪的现代话语，成为参与20世纪的文化构成，必须要经过“阐释”这一途径；古代的作品不经现代的阐释，用现代的理论、观念去与之沟通，为现代人所接受和利用，就只是故纸一堆，只有经过现代阐释，古代文学的生命才能被激活，才能成为现代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资源。总之，不阐释，古代文学研究就失却了当代意义。诸如此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确也甚有道理。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承认两种研究都有价值，谁也不能否定谁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我们却还会不时看到一些片面或偏激的言论，常常是以己之长来攻人之短，甚至抓住不同类型研究中的个别败笔来说三道四，乃至加以全盘否定，这是不可取的。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六、研究对象的界定：杂文学与纯文学
    在中国人的辞典里，作为古代文学研究对象的“文学”一词的内涵，在20世纪本身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孔子时代的“文学”，乃泛指文献典籍的学问，事关整个学术文化。所谓“文”，也如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所云：“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谓之文。”到昭明太子编《文选》，在理论上所定“文”的标准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与“学”分别对待；但实际上，《昭明文选》所选三十几类作品和《文心雕龙》所论三十几类文体，范围仍相当广泛，直到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还在“文学”科下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稍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还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当时国人开始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如窦警凡、林传甲、黄人等虽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或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所论的“文学”仍十分庞杂。如比较起来三人中观点最为时尚的黄人，尽管他的《中国文学史》明确标榜西方的“真善美”与进化论，也高度评价了有关戏曲小说，但实际所论的“文学”范围还是十分庞杂。而与此同时，新派一点的人，就开始输入日本翻译英文Literature时所用的“文学”一词，将古代的“文学”赋予新的涵义。① 1905年，金天翮作专文，论述“文学上的美术观”，[10] 至1912 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其“文学”就仅指“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了。然至1918年，谢无量撰《中国大文学史》时，尽管指出文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他的“大文学”史，还是包括了文字学、音韵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理学等，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正在逐步分化。大致到20年代，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纯文学”的观念越来越明确。1920年，胡适对“文学”的解释是：“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11] 1921年，周作人作《美文》一文，其“美文”的概念一时被学界较为广泛的接受。1923年凌独见在撰《新著国语文学史》时，就公开批评章太炎对文学所下的定义，认为“文学就是人们情感、想象、思想、人格的表现”。[12] 1929年，曾毅在修订其1915年初版的《中国文学史》时，就很明确地说明了“纯文学”观念替代“杂文学”观念的大势所趋：“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掇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也。”[13] 自此之后，学术界大致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把“纯文学”当作真正的“文学”，所谓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研究诗歌、戏曲、小说及抒情散文，而文字、音韵、训诂等当然被斥之于门外，六经、诸子、马班《史》《汉》、魏晋琐记等也只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而不是从“杂文学”的角度来加以调和。与此相类的，诸如“小说”、“戏剧”、“散文”，乃至“诗歌”等概念，20世纪所赋予的新的内涵与古代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就必然给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要说从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的作品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追究我们研究的对象“文学”究竟是什么，有哪一些文体，一时说不清楚，就是回答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小说”，也众说纷纭。一些大赋，是诗歌？是散文？还是根本就不属于文学？就古文而言，从唐宋八大家，到桐城派，大量的说理文与应用文，是不是散文？像《文心雕龙》论及诏、策、表、启之类，算不算是正宗的文学理论著作？原道、宗经、征圣等等，属不属于文学理论？诸如此类，问题多多，于是呼吁重新用传统的“文学”观念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声音渐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用西方的权力话语来消解传统的精神，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更为切实的历史性理解，同时才能更好地作出当代性的诠释，重建民族的、科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新体系，使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中真正具有独立的品格和适当的位置。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改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出路，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恢复传统的杂文学观（或称之为大文学观）；中国古代对于文学特性的认识本身也在逐步深化，到后来纯文学观的确立和对杂文学观的扬弃，将文学与哲学、历史、应用文做出区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只是一种诱因而已；将部分应用性散文与各类“杂”文从文学中剔除出去，扬弃了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所谓大文学观、杂文学观，将无损中国古代文学丰富性、完整性与民族特色。[14]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20世纪在文学观念纯文学化的道路上走了整整一个世纪，到头来发现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以及古代的创作实际产生了矛盾，于是就对纯文学观产生了疑问和争论，这当在情理之中。但我们认为，20世纪从杂文学观逐步走向纯文学观，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是对文学特征认识的清晰化、深入化，因为“文字著于竹帛”者，毕竟与作为艺术作品的文学不能等而同之。至于到21世纪之交，人们又觉得完全用西方的纯文学观来观照中国古代的文学也有不少扞格之处，这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说明原来机械地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有一定的弊病。这两个进步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进步。它给今天的启示，应该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进一步考虑如何将认清文学的特征与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努力使我们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学的，又是民族的，将文学观更加完善化，而不是遇到了问题就掉头转，回到“杂文学”或“大文学”的路上去。当然，也不应该继续僵硬地戴着以往的所谓纯文学、四分法的眼镜去观察中国古代的文学，而必须作适当的调整，将那些真善美结合的文章最大限度地容纳到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至于那些枯燥无味的理论文、应用文，恐怕还是让它们在其他研究领域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价值吧。
    　　　　七、研究的主要视点：文学性与社会性
    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即我们研究文学，究竟研究文学的什么？是研究文学的文学性，还是研究文学的社会性？中国古代从“杂文学”观出发，一方面是把那些不是文学的作品当作文学；另一方面则往往不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文学。所谓文史哲不分，不仅从作者创作的角度上来看是如此，而且从读者研究的角度上来看也是如此。正因此，古代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大多数是从经、史、子的角度来着眼的，像《二十四诗品》与《沧浪诗话》等比较集中地从文艺的角度来研究和总结文学现象的著作是不多见的。即使从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或许是受了孟子“知人论世”说的深刻影响，也就往往较注重文学与社会的联系，着重分析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也即作品乃至作家的“社会性”。如钟嵘《诗品序》，就用比较多的篇幅论证五言诗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更迭变迁的关系，《文心雕龙》在重视以经论文的同时，也十分注意以史论文，其《时序》篇所概括的内容牢笼了整个古代论文学与时世关系的主要观点。以后的诗文评，大多论诗与论人、论世相结合起来，以致产生了诸如正史文苑传、文集编年笺注、本事诗、年谱等特殊的论著体裁。自宋代普遍称杜甫为“诗史”之后，“诗”“史”互证之法更为流行。至晚明，一些批评家论人时，更为注意其个人的志趣、性情、习惯等个体特征，论世时能超越军国大事而转向民间世俗。“知人论世”，越来越细，越来越活。从广义来说，这类研究视点都集中在文学的社会性，故都可称之为“社会—历史研究”。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社会—历史研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得到迅猛的发展，反映论成为研究文学、当然也包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今天，我们假如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应该说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少好的文章，解决了不少问题。六十年代出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几十年间主要用“社会—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小结，代表了当时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当然，在今天看来，我们感到不能满足，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觉得这样的分析，有的工作本身就做得较粗糙，不深入、不正确，假如将此与文本的分析联系起来的话，有时就显得较简单、生硬、机械；二是由于后来形成一法独尊而百法皆沉的局面，这就使“社会—历史研究”缺乏了许多应有的中介而丧失了它的活力。至于再将这种研究不适当地置于某种政治的话语之中，这就会显得更加生硬与粗暴，往往沦为某种政治口号的陪嫁女。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拨乱反正以后，人们在厌倦、乃至厌恶这种批评、研究之余，往往动辄将它与“庸俗”、“简单”联系在一起而加以诟病。八十年代起，伴随着整个学界的“新方法热”，人们在强调“文本”研究、“主体”研究、“接受”研究的同时，纷纷将系统论研究法、结构主义研究法、符号学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形式主义研究法等引进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来。于是，“将文学回到文学研究”的呼声日高，视“外学”为非学，唯“内学”为正途，乃至认为文学研究的正宗，只是从文本的形式结构出发，从中寻求表现纯个人的情感、心理、人性及其他价值。它抛弃了反映论，从内容第一而走向形式为先。在进行所谓“文学性”的分析中，虽然有的也能从文本的实际出发，但往往落脚在主体的主观阐释，其结论也多为空灵恍惚，见仁见智；当然，也有的最后还是以“社会”的价值判断为归宿。
    这种“文学性”的研究，过去相对比较薄弱。在前半世纪，由于受传统研究路数的影响，像闻一多研究《诗经》、齐如山研究戏曲、李辰冬研究小说一样的人本身就并不太多。五、六十年代受到当时理论与政治的影响，研究作品的文学性往往被看成是讲究形式主义，几无立足之地。“文革”后，“文学性”的研究得到重视与张扬，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确从一个方面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美学个性。事实上，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实绩。但是，我们还是应当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因为文学研究的视点毕竟是多元的。文本研究是研究，与文本有关的主体研究、接受研究及社会研究、文化研究，都是必要的研究；文本研究中从形式入手是一种途径，从内容着眼未尝不是一条通道，至于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也只是其中的一途。任何唯我独是的说法，最终是无法被社会所承认的，因为任何一种研究都有其长，也有其短，它永远无法包罗一切。
    过去，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惟研究文学的社会性为尊，而近二十年来，遭到非议最多的也莫过于“社会—历史研究”。那么，文学的社会性研究是否毫无必要呢？显然不能这样简单化。当年之所以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弊病，其缘由除了在理论和认识上有所偏狭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功夫不到家的问题，而绝对不是“社会—历史研究”本身的不是。恰恰相反，“知人论世”，对于作家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将永远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新方法”尽管层出不穷，但“社会—历史研究”恐怕还是一种最基本的研究视点。“文本”研究离不开它，“主体”、“接受”、“传播”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它；即使是那种纯形式的研究，一旦完全脱离了社会，也将不会有夺目的光彩。因此，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不是去抛弃“社会—历史研究”，而是要发展和更新“社会—历史研究”。这其中关键性的措施之一，就是要积极引进新的方法，把它们作为某种中介，去促进和加强社会、历史与作家、文本、读者之间的联系，使得各个环节之间紧密相扣，分析得合情合理。这在近几年中也有不少成功的例证。比如，关于《金瓶梅》中李瓶儿这个人物，过去用机械的反映论来看问题，觉得这个人物前后的性格矛盾：前面对花子虚是那样心狠手辣；而后面在西门家里却变得如此温和善良。如今，引进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分析，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不少论著喜欢分析作家与文论家的“心态”，取得了不少成绩。这就是“社会—历史研究”与心理分析相结合后，在作家与作品之间找到了一个“中介”，既使心理学的研究有坚实的基础，又使“社会—历史研究”显出了活力。至于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纷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文学作品，这其实只是“社会—历史研究”在文化方面的偏重和细化而已。当然，在目下形形色色的新方法、新视点中，有的本身与“社会—历史研究”比较接近，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后现代文艺学、新历史主义等等，能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互补，这也可以促进我们的“社会—历史研究”更上一层楼。当然，也有一些新方法，如形式主义批评、符号学等等是不容易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互补的，它们则是“文学性”研究的重要武器，恰当地运用这些武器，无疑也可以提高我们“文学性”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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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研究的视域覆盖：“专攻”与“通识”
    中国古代的“文”，本来就很杂，学者对于文学的研究同样是很杂：一个人的研究对象往往并不专一，研究的角度也多文史哲不分。真正从文学的角度上来专门研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朝代文学的“专家”相对较少。20世纪开始，将中国古代文学从现代意义上进行研究时，大多是一些通才。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黄人、刘师培等，尽管各人的研究或有侧重，但其眼光是从先秦到当代，从诗词文赋到戏曲小说，乃至从文学到经学、史学、哲学，往往是兼顾的。直到20世纪上半叶，当时从事高等教育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多数是必须具备通观的眼光的。解放以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一部文学史，往往分几段由几个人分头来讲授，于是只照一隅，不观通衢的情况越演越烈，专与通之间有所脱节和割裂。到20世纪末，“打通”的呼声就应运而生。当然，这种“打通”，不仅仅是纵向的古今之间需要打通，各种文体之间的横向研究也迫切需要打通，乃至文史哲、中与西等等都有必要打通。于是，相关的著作正在陆续问世，情况正在有所变化。
    不过，作为一个个体的研究者，生毕竟有涯，知也毕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是万宝全书。随着学科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也是一种必然，因而专攻完全是必要的。没有局部的专攻，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通识。在20世纪中，就有一些学者几乎一生专攻一书，也成绩斐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之所以有贡献，就因为其专攻，一般都是建筑在一定的通识的基础之上的。相反，有的学者长于通观，其有成绩者，也往往有专攻的基地。因此，对每一个个体的研究者来说，不论其专攻还是通识，将永远是相对的、有限的。但作为学术上的一种追求，就应当是专攻以通观为背景，通才有专长作基点，做到专而不狭，通而不疏，这样，不论是做专门性的研究，还是做通观性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更需要在通观方面多做一些补弊纠偏的工作。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九、研究的立场追求：“变”与“不变”
    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就个人研究而言，有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有的人追求变，有的人则欣赏不变。变之中，有主动的变，也有被动的变。主动的变，有如梁启超自觉地思考时世的变而变，也有如王国维从自我学术的兴趣出发而变。建国后前三十年不少人是被动的变，后二十年则多主动地跟着时代变。在变的人当中，有的得风气之先，领导潮流的变；而多数则是顺应潮流而变。所谓不变，在20世纪主要是指恪守自己的一套治学的理路与方法，在中西交融的道路上不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化的道路上不变。变与不变，各人的情况都比较复杂，不能笼而统之地认为是与时俱进或趋于保守，是坚持操守或投机取巧。20世纪初，梁启超的“多变”，就引来过不同的评价。“多变”的积极意义在于不断作选择，不断有追求，不断地与时俱进，但往往随之而来的是粗率、甚至错误。在这里，刘大杰先生治《中国文学史》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1941—1949年，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两卷首次出版。这部文学史著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合了泰纳（或译丹纳）的《艺术哲学》、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观点，用富有活力的语言，把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既细致客观地剖析了作家作品的短长得失，又认真的描绘了文学潮流的前后因变，因而马上就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欢迎和好评。但刘先生并不就此止步。1957年、1962年，他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这种修改，从他主观上来说，都是从政治上和学术上不断追求进步和完美的努力。特别是1962年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修正了不少错误，补充了大量的内容，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提高。它应该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之一。有人认为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比60年代的好，那是一种近乎倒退的、片面的观点。时至“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他更强调用阶级观点、甚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来贯串全史。有人说，这是“学术向政治强权一次典型的屈节表现”。但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是他不断追求进步的失误，是认识上的偏差。真正的错误在于时代。当他不乏真诚地将错误当作进步来追求的时候，恰恰是走进了死胡同。尽管当刘先生发现此路不通的时候，还是刹了车，但这种教训是应该引起深思的。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与刘先生不同，也有如近来常受一些人赞赏不已的陈寅恪式的“不变”。当然，说陈寅恪前后完全没有变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一些人所鼓吹的所谓“不变”，实际上主要是指解放前后的治学路数基本不变，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政治的“独立”、“自由”精神不变，用朴学笺证的基本方法不变。应该说，他所作的如《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或多或少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著作，钩稽了若干新的史料，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有一定的文学研究价值，但有时恐怕也有着与现实政治相关的“深意存焉”。因此，他的“不变”的研究成果，与其说是学术上带来的辉煌，还不如说主要是表现了某种“可以不同理解的操守”和“气节”；而在有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文化遗老”的表现，[15] 在20世纪学术史上、特别是在文学研究史上的真正贡献还应当去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评价。学术研究究竟是以“不变”去应万变，还是去顺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变，看来都不能简单地下判断，都应该放在时代与学术进步的长链中去加以考察。
    以上用“二元对立”的表述提出了若干不同层面的问题。它们时时表现在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看来，它们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互补的。文学的研究少不了另一方。古代刘勰在研究文学时，就遵循过“擘分肌理，唯务折衷”的原则。所谓“惟务折衷”，就是不搞“二元对立”。现在我们讲辩证法，就更应该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坚持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观点，要东风，也要西风，要八面受风，一只眼睛看着“变”，另一只眼睛又看着“通”，将20世纪研究古代文学的形形色色的观点与方法，就以“通变”两字一以贯之，再衡之以是否有补于世，有益于民，有利于学，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给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 如鲁迅所说的：“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六卷第99页。）

【参考文献】
    [1] 顾炎武．与人书二[J].四部丛刊本．亭林文集[M].卷四．
    [2]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J].闻一多全集[M].第五册（楚辞编、乐府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3]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J].寒柳堂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4] 高攀龙．顾季时行状[J].四库全书本．高子遗书[M].卷十一．
    [5]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J].王国维文集[M].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6] 章太炎．与王鹤鸣书[J].章太炎全集[M].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
    [7] 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J].郑振铎全集[M].第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
    [8] 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J].郭绍虞文集之三．照隅室杂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5页．
    [9] 汉王符．潜夫论·班禄[M]、三国志·吴·顾雍传．
    [10] 金天翮．文学上之美术观[J].国粹学报第二十八期．
    [11] 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J].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7页．
    [12]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页．
    [13] 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M].泰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20页．
    [14] 参见．文体研究：继承与创新——专家学者谈中国古代文体与文学，《人民日报》2002年5月14日． 中国大学排名
    [15] 李泽厚、陈明．浮生论学[M].（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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