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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1)学毕业论文

2014-01-13 01:52

【内容提要】
本文在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就当前学界认识颇有分歧而重要的一些问题，诸如研究的价值取向、基本理路、课题选择、理论指导、基本方法、对象界定、主要视点、视域覆盖及立场追求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助于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健康地展开。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1世纪

 

    从20世纪初开始起步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波澜曲折，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在总体上还称不上是显学，但在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至21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有了从未尝到过的边缘化的苦涩。古代文学研究的路究竟该怎样走下去？现实需要我们作出回答。而反思历史，从走过的路中总结其成败得失，也可以为以后提供借鉴。我们在反思近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中，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研究的价值取向：个人的自适与社会的需要
    古代文学的研究本来多为个人行为，但这种个人行为之所以产生并能进行，一般都与一定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文化风尚等密切相关，故在实际上是很难将研究的个人性与社会性截然分开的。但就学者明确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出于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借文学研究以自娱自适，或追求某种纯学术上的价值，达到学术上的某种自足；另一种学术研究是与社会之需要、时代之精神、文化之变革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某种社会群体的功利性。同样是学术研究，前者追求的是“传世”，后者注重的是“觉世”；前者的研究是以我为中心，后者的目的是有益于现世。所以尽管两者有时难分难解，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前者即可称之为个人性研究，后者则可称为社会性研究。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长期以来，社会性的研究基本上占有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往往使文人学士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使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联系起来，并往往与政治直接相关。远的不说，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来，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已成为一种思潮。如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就力主治学要“通经致用”、“明道救世”，强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 历史进入到20世纪，整个世界风云变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一百年总的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救亡图强的时代。特别是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学者能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以国家的、民族的群体利益为先，用先进的社会思想装备自己，追求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发挥学术研究的积极的社会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世纪之初，梁启超面对风雨飘摇的时代与动荡不安的文坛，大力倡导“文学界革命”，引进新学术，改良旧文学，应该说功莫大焉。后如闻一多“要为我们颓丧的民族开一个起死回生的文化良方”的学术精神，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学者不能不肃然起敬。他的有关《诗经》、屈原等研究都渗透着时代精神。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他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的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2] 他的这些结论，就既不失学术之真，又闪现着这位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学者的奕奕神采，对当时“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人民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另外，如郑振铎先生的那篇著名的《谈金瓶梅词话》，研究了《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进而他联系现实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从而他再进一步说：“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应该说，郑振铎对明代社会和《金瓶梅》，对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所下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他的学术研究是科学的，但同时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因此，不难理解像《谈金瓶梅词话》这样的论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是具有经典性意义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解放后，中国内地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服务于社会的政治热情有增无减，大多数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调整了思想观点，将学术研究纳入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去。这对于一个新生的时代来说，需要统一思想来巩固政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一些人教条化、庸俗化。有些研究者在做法上本身就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背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走向了专制化、僵死化，终于将古代文学的研究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起简单地沦为不良政治斗争的工具，给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学术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现在，我们在反思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正是在“文革”之后的这个历史背景上进行的，于是在当前的20世纪学术史研究中，很容易从过去的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涌动起一种彻底否定社会性研究而无限张扬个人性研究的思潮。50—60年代被批判、否定和埋没的学者纷纷被看好起来，进而被抬作“大家”、“宗师”而视作文学研究的正宗或主流。应该说，在过去被否定或批判的一些学者中，的确有一些好的学者，有一些好的成果，过去对他们作简单、粗暴的否定是不恰当的。但反过来，现在将一些经世致用、关爱人生的社会性研究的成果一笔勾销，恐怕也是不妥当的。要经世致用与关爱人生，有时候难免与政治相关。事实上，即使文学研究与政治结缘，也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关键是要看与什么样的政治结缘，怎么样结缘？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论及梁氏学术研究的政治性时说：“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3] 至于像“文革”中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为政治服务”唯一化、绝对化，而这个政治在总体上又是逆时代进步的潮流，反人民大众的意旨的。今天，我们不能反过来也绝对化地排斥文学与政治的结缘，一切都要做具体的分析。说到底，对于那种与社会、与人生、与进步息息相通的古代文学研究是不该做简单的否定的。

    再看以个人自适自足的个人性研究。明代广东布衣翟从先曾很有感慨地说，“今人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4] 清代一些学者在“避席畏闻文字狱”之后，较多的倾心于个人性的研究。20世纪初，与梁启超走着不同道路的王国维，就强调“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5] 追求学术的独立品格。就是对政治比较热心的章太炎，也主张“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6] 他们潜心学术，不计势利，辛勤耕耘，成绩斐然。对于这类纯学术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有用与否作为价值标准来加以衡量。哪怕他的研究与现实社会相去太远，哪怕他研究的内容过于琐碎，只要他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也应该予以肯定，不应该用一句“毫无价值”而彻底否定。因为有的研究的价值不是直接显示而是间接产生的，不是立时见效而是慢慢显现的。但是，世界上真正不计功利，与世无关而作纯粹个人性研究毕竟是很少的。现在不少人用以举证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难道就没有一点现世实用的目的？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还有陈寅恪在学术研究上保持“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但陈寅恪说这句话是否就是从纯学术出发？诸如《柳如是别传》之类的著作，是否就是一种纯个人性的学术著作？是否没有寄寓一点对于现实、对于政治的“深意”？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个人性研究与社会性研究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不能绝对地作肯定或否定。不过，当我们在考察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史上的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衡量。人生活在社会中，学术研究毕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20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总体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因此，我们在总结这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究竟从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个人性的研究与社会性的研究时，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再不要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去肯定一种和否定一种。我们不要简单地否定个人性的研究，但也不能得出相反的极端的结论：学者离时代、社会、政治越远越好。当今我们在回顾20世纪文学研究史时，冷静地联系一个世纪以来的实际情况，将社会性研究的成败得失，放在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纵横构成的坐标上考察，才会对其价值和意义有个比较客观的评定，而不会因时代环境的差异，对其产生隔膜。21世纪的社会趋向稳定有序，学术环境也将更加宽松平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可以放弃它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相反，前几代学者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伟大精神，应该在新世纪学者身上得到新的继承和发扬。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二、研究的基本理路：承续传统与面向开放
    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早自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路与方法，姑且称之为传统型研究。大致说来，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证性的研究，诸如注释、校勘、考据等等，另一类则是赏析性的论评，包括各种诗文品评及批点、杂论等等。对于实证性的研究将放在下面再说，因为与它相对应的主要是阐释性研究。这组矛盾在传统型研究与开放型研究中都存在。作为传统型文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则在走向开放的20世纪中经受了严重的冲击、解构与新变。所以，这里所说的传统型研究主要是指后一类。而20世纪是一个开放的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也随着西学东渐而开始运用西方的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20世纪文学研究的转型，当然主要体现在这种开放型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它的生根与发展，在吸取中国民族文化的血液而有所本土化的过程中，促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两种不同方法、不同形态的研究，分别在本土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彼此消长，构成了本世纪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
    本来，中国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所用的基本理论、范畴、方法、形态与其研究对象是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两者可谓是同质同根，所以这种研究与研究对象理所当然地容易契合。20世纪之初，像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的研究，明显地还带着传统的神韵。即使是一些仿效欧美模式新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类的著作，同样与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它们的一些观点、材料，乃至编写体例，往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类目录书与史书中的《文苑传》之类的著作中，可找到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比如，现存早期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尽管他是参考了日人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后编成的，但“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7] 再如最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然开列了不少的西文参考书，但基本上也是掇拾陈说，顺文敷衍而成，《四库提要》的引文触处皆是。即使如曾毅、谢无量、胡怀琛、钱基博等“中国文学史”著作与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方孝岳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用传统的一套理论和观点来评述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脉搏。 大学排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传统的理论和话语很快地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大背景中受到挤压，开放型的研究则越来越得势，且势不可挡。进化论、人性论、审美艺术论，一开始就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的：“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多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8] 接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并逐步确立了学术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西方近现代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如精神分析、神话人类学、语言分析学等等纷纷引入中国，至80年代后，更是掀起了引进西方方法论的热潮。这种突破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开放型研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研究的思维，开创了一系列新的范式，推进了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且的确在许多方面能更好地解释文学现象。但这些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与其研究对象毕竟并不是同质同源，这就往往难以达到一种盐溶于水的境界，而常常会产生削足适履、牵强附会，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情况。对于这种“异质释义”所产生的消极因素，研究界一开始就对它保持着警觉。后来如罗根泽、朱光潜、钱钟书等都指出过中西文学观念、文学类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和照搬。20世纪来势汹汹的开放型研究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在用西方的话语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时，忽视了传统理论的重新构建与中外理论的融通汇合，像20世纪初期王国维《人间词话》、朱光潜《诗论》这样注意汇通中外理论的著作越来越少，致使传统的理论在实际上处于被排斥和消解的地位。直到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后，人们才猛然觉得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失却了传统的话语，患上了“失语症”。当然，对这“失语症”的严重程度，各人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找到传统还在这里或那里顽强地存在着、延续着，甚至生长着的理由，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到20世纪末，评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范式、理论体系、表述方式与阐述话语已经不是传统的了。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因此，应该说，反思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时，这方面的工作是重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把握了本世纪的开放性研究，也就是把握了本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之所在。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三、研究的课题选择：“热点”与“冷门”
    古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宏观的研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就某一类问题、某一个时段、某一种文体、某一个流派、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来加以研究的。这就存在着一个选择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中，人们的眼光往往集中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一个个热点。一些大作家、大名著、某一朝代的代表性文体及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等等，往往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在这里反复耕耘，搞得又深又细，乃至又烦又滥。另一方面，一些小作家、小著作、某一朝代的小文体及一些细小的问题，往往不为人们所关注，或有个别学者提及了，也得不到一定的响应。这种研究格局，深为一些研究者所忧虑。
    这种貌似失衡的现象，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一般说来，那些“大”的问题之所以能形成热点，除了个别的是由人为、乃至政治的因素所形成，如“文革”中的评《红楼梦》与批《水浒传》等外，绝大多数还是由热点本身内在的吸引力与号召力所决定的。所谓“李杜诗篇在，光焰万丈长”，它们或其精神含量深厚，或其审美价值极高，或已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或是当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借鉴，人们多花点力气在这里钻研，也自有其必要性。经过历史的过滤，一些作家作品等之所以不为世重，一般确实也无太大的价值，我们大可不必故意去钻冷门，甚至去“粪里淘渣”。一切当以研究对象的价值为转移。这个“价值”，有它本来自身的价值，也有它在当代意义上的价值。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发现它的价值，阐扬它的价值。当然，随着社会思潮的转移，人们的价值观也会转移。比如宫体诗，素来不为批评界所重，近来在重视文学形式、私人性感情，乃至人体美的研究中则吸引了不少论者的兴趣；清诗大家王士祯，曾被目为一代“正宗”，然在五、六十年代被当作形式主义的诗人受到冷落，到了八十年代后，又被研究者们所关注。再如八九十年代形成研究热点的《金瓶梅》、金圣叹、王国维等，都曾经被搁置了相当长的阶段，备受冷漠与歧视。所以，“大”与“小”、“冷”与“热”往往是会转化的。我们对于一时的研究热门，在防止发烧的同时，也不必紧急刹车，悬置不论；对于一时不为世重或者冷门的问题，在重视挖掘的同时，也要防止矫枉过正，说过头话。选择研究对象，当从我们研究的目的出发，视其本身的价值来决定，既不盲目追逐其“热”，也不刻意挖掘其“冷”；研究“热门”的文章再多，有新认识、新材料、新方法，该写时还得写；有些“冷门”实无价值，也大可不必去死钻，去猎奇，乃至硬把糟粕吹成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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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否会形成研究的失衡，使一部文学史成为“跷脚”，既不能正确评价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遮蔽了许多活生生的文学现象？这就关系到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的问题。研究古代文学的目的，主要还是：一搞清本来面貌；二为现世所用；而前者归根到底也是为后者服务。热点之所以成为热点，就因为它的某一方面在现实中引起人们的兴趣或共鸣。研究“冷门”，无非是随着世风的转换，眼光的变化或者研究者的特别识力，能从中发现出重要的意义，如陈寅恪论《再生缘》与柳如是等；或者它本身并无特大的审美价值与现代意义，但它作为在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也有把它弄清的必要。但一般说来，它们将永远难以取代经过历史冲洗过的名家与名篇。在一部文学史上和文学的研究史上，将永远有热点与冷门，将永远不会有“平等”。
    　　　　四、研究的理论指导：“阶级论”与“人性论”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阶级论与人性论。
    从二三十年代起，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主要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文革”结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似乎被一些人视作极“左”的理论而彻底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人性论的高扬。某些时段、某些文体的文学研究，在某些人那里几乎就成了人性论的图解。“人性论”之所以高扬，这是由于长期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人的欲望、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的反弹，也是中国传统的、特别是五四时期强调人本思想的继续。当然，马克思尚未摆脱唯心史观时写的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也肯定人类的本性与人道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强调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揭露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时，也没有抛弃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对人类本性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阶级论与人性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与复杂的理论交叉。彻底否定人性论显然失之过左，“文革”后排除干扰，注意从文学与人性的联系中去考察文学的发展过程，这对冲垮以往僵化的研究框框，迎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次解放与转型，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人与人类的本性从来不是抽象的。从“满足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来看，诸如吃、喝、爱、学习、运动、文娱活动、艺术创造、思考、研究理论，以及享乐、显露生命力、情欲与人对自我的重视等等，其内涵都是无限丰富的。不过，人的生活和需要中最基本的是：一生存：二平等（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然后才谈得上享受和个性的自由等等。可惜的是，自古至今，人类在多数地方、多数时间内常常是处于一种有等级的、不平等的社会里，总是少数人可以自由地享受，而多数人处于不富裕、贫困，甚至在生存的边缘挣扎。这就有了“民本”思想，有了“均贫富”的口号，有了“阶级论”，有了无数的反映社会不平等和希望能平等地享受人生的文学作品。因此，在人类尚未普遍平等的社会里，人的阶级性，或者说阶层性、等级性、差异性，正是人类最基本的本性之一。所以，我们的祖先早就把本来表示台阶的不同等级的“阶级”两字，形象地用来指代人类的“上下大小”、“高下有差”，[9] 表现社会的不平等。我们讲人性，就无法否认人的等级性、阶级性，无法回避人在生存与精神方面的最基本的不平等性。也正因此，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在强调人本思想的同时，就提出将文学分成“平民文学”、“贵族文学”两种，且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到1931年贺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就以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构建一部中国文学史。所以20世纪的前几十年之所以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阶级论”能风行天下，也是有其历史渊源与社会基础的，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的直接结果，也不是后来政治上的强迫所致，研究者接受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以此来研究文学也并非都是白痴、愚民，或说违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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