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研究(1)学毕业论(2)
2014-01-15 01:20
导读：3．认为刘勰是以本——正——变为构架的文艺理论体系。 周振甫认为，要认识刘勰是如何建立他的体系的，先得看 他的“文之枢纽”，“本乎道，师乎圣
3．认为刘勰是以本——正——变为构架的文艺理论体系。
周振甫认为，要认识刘勰是如何建立他的体系的，先得看 他的“文之枢纽”，“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 骚。”这个枢纽即提出文论上的三个问题：
本————————正————————变
(本道) (师圣，体经，酌纬) (变骚)
他认为文学理论上的问题，第一是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道，当时的文弊，就由于离开这个根本，所以要原道。当时的文弊是矫揉造作，所以他提出自然之道来挽救。当时的文弊是追求辞藻，忽视内容，趋向浮靡诡诞，因此他在《原道》里主张“雕琢情性”、“发挥事业”，“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要结合创作来提高人的性情，即提高品德；要通过创作来发挥事业，写世间光辉的事业，来提高人民的觉悟。第二是创作要正确。他认为只有儒家的经书，是符合他本于道的要求，所以他提出师圣、体经、酌纬，师圣同宗经一致，中心是宗经，当时有些人用纬书来配经书，所以认为对纬书只能酌量采用，主要是宗经。他在《宗经》里提出创作上的六个重要的要求，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正)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是他要创作走上正轨。第三是创作要求新变，他通过对《诗经》和《离骚))的演变，说明文学演变的重要性。这个枢纽，是他从文体论提高到创作论，再研究了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归纳出来的，是贯串全书的。[23]
4．认为《文心雕龙》是以明道，征圣，宗经为总纲，以七个理论支柱构成的文学理论体系。
杜黎均认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贡献，不是对具体作品的批评，而是文学理论。它在继承前人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了一个严谨的文学理论体系。刘勰主要发挥了荀子的 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文学观。这个总纲有一定的保守 性，但在反对当时绮丽浮艳的文风上，却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 《文心雕龙》为实现总纲而创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这 个体系是由七个部分——七个理论支柱来构成的。这七部分 是；文学和现实，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特征，文学的风格，文学的继承和创新，作家的修养，文学的欣赏和批评。这七个部分，既各自独立成章，又互有内部联系，它们组成了《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个文学理论体系是《文心雕龙》的主干和精髓。至于《文心雕龙》上篇的文体论，下篇的写作方法论，则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具体运用。看来，杜黎均是从现代文艺学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分析和考察《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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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为《文心雕龙》是以上篇二十五篇为纲领，下篇二十五篇为毛目的文学理论体系。
马宏山不同意牟世金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看法，认为不能将“衔华佩实”这种比喻之辞作为全部文学理论的主干。他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分为“纲领”和“毛目”两个部分。“上篇”的“纲领”部分包括“文之枢纽”和“论 文叙笔”两个环节。“文之枢纽”的环节，刘勰是以“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五个项目来表明的；同时这五个项目又是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 个篇章阐明其思想的。所以“文之枢纽”的五个项目，和全书 的前五篇是互为表里，前后一贯的。刘勰认为“文之枢纽刀在 《文心雕龙》之中居于“极矣”的地位。这就说明：《文心雕龙》 的写作，在理论体系上是以“文之枢纽”五个项目为其原则 的。至于“论文叙笔”的环节，刘勰则是采用“原始以表末，释各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四种方法来“囿别区分”九代之文的发生、发展和创作经验的。“文之枢纽”在“纲领”中应居第一位，而“论文叙笔”在“纲领”中占第二位。用“纲领”二字来说明它们之间关系，“文之枢纽”是“纲”，“论文叙笔”是“领”。《文心雕龙》的“下篇”是“割情析采，笼圈条贯”，它是：(一)在“文之枢纽”五个项目指导之下；(二)在“论文叙笔”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下；(三)用分析各体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需要，提出“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毛目”，即“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等等问题。[24]
6．认为《文心雕龙》是以“六义”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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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认为，《文心雕龙》在组织构成上以文体论和作家论为重点，是民族特色的表现。《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应是，《宗经》篇中提出的“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它就是对“文之枢纽”的基本思想的最集中的概括。比如《原道》篇提出的文艺必须真实的思想，《辨骚》篇提出的奇真结合的思想，等等，在“六义”中都有明确表现。“六义”贯穿于文体论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刘勰评价各体作品就是很鲜明的以“六义”作为准则。同样，“六义”贯穿于创作论，批评论也是很显然的。“六义”和《熔裁》提出的“三准”、《附会》篇提出的“四事”、《知音》篇提出的“六观”，基本精神都是相通的。这清楚地表明“六义”确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灵魂，是这个体系组成的纽一带，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由“六义”为纽带组成。李淼的观点实是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里所说的“六义之说，实乃通夫众体，文之枢纽，信在斯矣“的发挥和进一步论证。[25]此外，张文勋、贾树新对这问题也进行了探讨[26]，王元化。虽然仅论述了创作论，但他认为《神思》篇是创作论的纲也给人们探讨文学理论体系以很大启发。
从以上介绍来看，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文心雕龙》存在一个文学理论体系，但对体系的构成、核心和宗旨的看法却很不相同。在探索的初期，不妨从多种角度来进行审视。但这个体系，“应该是它自己的原貌，而不是硬套今人的理论体系，更不是论者的任何主观意图。”[27]
四、在探讨《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中，《辨骚》的归属测是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下面三种看法。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1．认为《辨骚》属于“文之枢纽”，是总论。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里说：“《辨骚》一篇，列之总 论之末”，是总论。不少研究者同意此说。段熙仲认为，隶《辨骚》篇于文体论，颇与《序志》篇作者旨趣不符。一、作者分明指出前五篇是“文之枢纽”，篇题是与论点紧密配合的。二、依据《序志》所言，文体论二十篇的一般结构分成四部分，“原始以表末”是述的演变，“释名以章义”是定界说，“选文以定篇”是举范作，“敷理以举统”是标规格，《明诗篇》以下是符合的，但以《辨骚》篇内容作具体分析时，并不是如此结构，可知其并非文体论。[28]王运熙认为，刘勰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作为全书总论之一篇，不但由于《楚辞》产生时代较早，对后世文学发生深远影响，必须尊重它的历史地位，而且从阐明自己的创作原则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勰认为《楚辞》的“奇文郁起”，是儒家《五经》以后文风的一个巨大转变，它有“自铸伟辞”、“警采绝艳”的优点，但也有异乎经典的“夸诞”之弊。这种弊病由于汉赋的继承发展而扩大了，形成后世“浮诡”、“讹滥”的不良文风。为了矫正这种不良文风，刘勰强调必须以儒家经典文风为准则，批判吸取以《楚辞》开始的奇辞异彩。强调“正末归本”，强调“执正驭奇”。这个重要主张是贯串在《文心雕龙》的全书中间，而在总论中作了开宗明义的论述。这层意思，即在《宗经》、《辨骚》的篇名用字中间，也是可以窥见的。[29]赵永纪针对那种认为《辨骚》不是总论看法的一些论据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证。他认为：一、《文心雕龙》的《辨骚》一篇，主要是讨论屈原的《离骚》，同时也论述《楚辞》的其他作品，可以说是“楚辞论”。但刘勰并不把《楚辞》看作一种文体。《颂赞》篇中说：“及三闾《桔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桔颂》是屈原《九章》之一，刘勰认为属于颂体，开拓了颂体的题材范围。《祝盟》篇中说：“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缅也。”可见刘勰并不把《楚辞》看作一种文体，而是对它们仔细地进行具体分析，把它看作一部总集，对于《离骚》等大多数篇章，刘勰同他的前人一样，认为属于赋体。如果把《辨骚》也算作文体论的话，那么，《文心雕龙》“论文”部分的开始，也即全书的第五、第六、第八三篇中，都对《离骚))进行了评述，《离骚》的文体就不仅属于诗、属于赋，而且又属于骚了。这显然杂乱无章。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刘勰不可能把骚单独作为区别于诗、赋的又一种文体，《辨骚》篇也不可能是文体论之首，而只能是总论之末。二、《辨骚》的观点同《宗经))一样，也是贯穿全书的。《文心雕龙》论述的各类文章中，“经”提到的次数最多，这是由刘勰“宗经”的思想所决定的。其次就要数《楚辞》了，在全书约有一半即二十多篇中都谈到了《楚辞》或其作者，而且不少地方都是把《楚辞》和经典同提并论。如上篇文体论中的《诠赋》、《颂赞》、《祝盟》、《杂文》等篇都谈到了《楚辞》作品对这几类文体发展所起的影响。下篇创作论和批评论中的《练字》、《章句》、《物色》、《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篇中都涉及到《楚辞》。可见《辨骚》的观点确实是贯串始终的。三、从通变的观点来看，“变乎骚”是刘勰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讨论如何通变，是刘勰“言为文之用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勰认为《楚辞》所以能够“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于并能”，就是因为“其骨骾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各个方面，都能够对经典有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刘勰要人们向《楚辞》学习通变，就在于此。“变乎骚”的观点和“宗经”观点完全一致，都是针对当时不良文风而提出的，都是建立其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因此，《辨骚》篇也不能不属于全书的总论部分。[30]其他如李炳勋、马宏山等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论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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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为《辨骚》篇是属于文体论。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里将《辨骚》列为“文类之首”六十年代初，陆侃如、牟世金在《文心雕龙选译》中认为《辨骚》应属于文体论，因为它的论述方法与文体论其它各篇相一致。牟世金近来又对此作了更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的长期争论，主要就是混淆了“枢纽”和总论的性质。所谓“总论”，应该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理解看，不仅《辨骚》，《正纬》也同样不具备总论的性质。“正纬”不过是为“宗经”扫清道路，并不具有总论的性质。《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刘勰之所以把《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也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但是，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除了表明刘勰的理论体系以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为基础以外，还说明了他对整个“论文叙笔”的重视。二、刘勰认为，《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文学作品，且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此可见，《正纬》和《辨骚》虽列入“文 之枢纽”，但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 《原道》，《征圣》、《宗经》三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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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为《辨骚》既可以作为基本文学观，又可以作为文体论。
缪俊杰认为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刘勰本人确实把《辨骚》 篇放在“文之枢纽”，即基本文学观那一组里去的，因为骚体文 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有同于风雅的一面，又有异乎经典的 一面。刘勰提倡文要“宗经”、“征圣”，而骚体文学具备了“宗 经一、“征圣”的一面，又有违背这一主张的一面，他要通过 “辨”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文学宗旨，所以放在“文之枢纽”里 来论述。我们今天把《辨骚》与《原道》、《征圣》、《宗经》、《正 纬》放在一组，作为刘勰的基本文学观来研究，是符合刘勰的原意的。但是，《辨骚》又确实有它的特殊性。骚和诗、赋一样也是一种文体，刘勰对骚的论述基本上符合自己提出的“论文叙笔，囿别区分”的四项要求，从这一点来说，把《辨骚》放在文体论里也未尝不可。这是它本身就兼有这两种特点所决定的。[33]
看来，“枢纽”这个概念的理解和骚体文学的作用是讨论《辨骚》篇归属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这两个问题有了合理解决， 其归属问题的认识会逐渐趋于统一。
五、风格是与创作个性、时代、文体等都有联系的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当然在探讨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对(<文心雕龙》风格论认识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范围问题。
一种意见是对(《文心雕龙))风格论持较广泛的理解。
早在六十年代初，吴调公就认为，刘勰的风格主要散见于 《文心雕龙》的《明诗》、《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时序》、《才略》等篇中，但他对风格的重视和风格论的基本精 神，却几乎是贯串全书的。因为刘勰心目中的风格源于作者的 才性，而才性之中，思想最重要，就是《体性》篇赞所说的“辞为肤根，志实骨髓”的道理。有什么“志”，就有什么“辞”，人好文好，人坏文坏，这就归结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中心内容心术为文术之本的问题了。既然风格是作家性气的反映，而性气的根本是心志，那么刘勰的风格论中贯穿着这一根思想线索——风格——体性——心术，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说明刘勰的思想性优于艺术性的观点，说明他能抓住“志气”这一关键来分析属于艺术范畴但毕竟受世界观制约的风格问题，说明他对风格的研究能探本溯源，而并非停留在文艺形式上。[34]对此进行比较全面论述的是詹鍈。他首先考察《文心雕龙》对风格的专论——《体性》篇，认为“体”就是指风格，“性”就是指的个性，刘勰是从风格与个性统一的观点来说明问题的，并且指出文坛上的“笔区云谲，文苑波诡”也就是风格的个别差异的形成，归结到作家本身的四种心理因素：“才”、“气”、“学”、“习”。接着他运用西方美学理论来考察《风骨》篇，认为风骨也属于风格的范畴，他是一种理想风格，具有清新、刚健、明朗、壮丽等美的特点，大致相当于后世批评家所说的“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并进而论述《隐秀》篇(詹鍈认为其篇补文是真的)说明了与《风骨》篇相反的一种风格。《风骨》篇偏于刚，《隐秀》篇偏于柔。他认为，《文心雕龙》在《体性》篇论述作家风格后，特别《风骨》是作为刚性或阳性风格的典型形象，另外又设《隐秀》篇论述诗歌里的柔情和柔性风格，是《文心雕龙》风格学的可贵之处。詹鍈在考察《定势》篇时，认为在这篇里，“势“和“体”联系起来，指的是作品的风格倾向，在创作过程中，所谓“定势”，就是要选定主导的风格倾向。此外，他从《时序》、《通变》等篇中，论述了时代风格的问题。正因为刘勰能从许多社会因素方面来解释文学时代风格的形成，所以他对建安、正始、东西两晋文风的变化，概括得相当准确，评价也是比较适当的。詹鍈还认为，刘勰的“敷理以举统”，就是建立文体风格论。所谓“举统”就是举出文章的“体统”，也就是该体的标准风格。[35]另一种意见则对《文心雕龙》风格论述于宽泛的理解提出了异议。 刘文忠认为，詹鍈所建立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体系，似有将风格扩大化的倾向，《风格学》中的八篇文章，几乎有半数以上不属于风格论。[36]关于《风骨》篇是否属于风格问题，牟世金认为，刘勰的“风骨”论，的确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而是在研究各种风格的基础上，对刘勰所理想的作品提出的总的要求。但“风骨”并不等于风格。如果以“风骨”为风格的一种，改“数穷八体”为“数穷九体”，显然不能成立，如以“风骨”为一种综合性的总的“风格”，这个“风格”就失去风格的意义，不成其为风格了。而且，刘勰自己有“风骨乏采”，或“采乏风骨”的话，“采”的有无浓淡，本身就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岂能说“风格乏采”或“采乏风格”？[37]关于《定势》篇是否属于风格问题，涂光社认为，“势”含有风格的因素，但不能归结于风格，因为中国古代文论自成体系，古今术语绝少等同者，倘将含有风格因素的术语，如象《文心》中的“体”、“体势”、“势”统统不加区别地释为风格，至少是忽略了它们各自不能取代的特点，这样做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38]寇效信也认为：“即如‘势’字，解作风格、文体风格、文体特点，虽不无道理，但都不尽符合刘勰原意。”[39]关于《隐秀》篇是否属于风格问题，刘文忠认为，刘勰处处将“隐”与“秀”分言之，足见“隐秀”不是一种风格。《隐秀》篇的主旨是论诗歌鉴赏。而且，现存的秀句，很象边塞诗的名句，具有阳刚之美，与詹鍈所说阴柔之美相反。这些句子不过是秀句的欣赏而已。[40]此外，牟世金、刘文忠对将文体论看成风格也提出了相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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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要使《文心雕龙》风格学深入下去，对“风格”这个范畴的科学厘定，对刘勰有关文章的透彻理解是必要的前提。
当然，三十多年来《文心雕龙》的讨论不仅以上五个方面，比如对风骨内涵的理解、刘勰对浪漫主义的认识、刘勰的“奇 正”观、《隐秀》篇的真伪问题、刘勰的身世问题、刘勰前后思想变化问题等，都展开了有益的讨论，而且它们对理解认识《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也是必要的。因篇幅限制，不再一一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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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心雕龙创作论》第3l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2]《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第373页。
[3]《论<文心雕龙>的纲》，《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8期。
[4]《文心雕龙>的<原道>》，1962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5]《<文心雕龙>与老庄思想》，《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6]《论刘勰的“自然之道”》，《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
[7]《<文心雕龙>的原道论》，《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 、
[8]《<文心雕龙>(原道>篇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l期。
[9]《论刘勰的“自然之道”》，《文史哲》1961年第3期。
[10]《刘勰“原道”论管见》，《文史哲》1984年第6期。
[11]《<文心雕龙>之‘神理’辨》，《文学遗产》季刊1982年第3期。
[12]《刘勰“原道”论管见》。
[13]《略论<文心雕龙·原道>的“道”》，《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八辑。
[14]《文心雕龙>与刘勰的世界观》，1960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5]《〈文心雕龙评注>引论》，见《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16]《<辨“道”——<文心雕龙>札记》，《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
[17]《浅谈刘勰文学观的哲学思想基础》，1961年4月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8]《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初探》，1961年4月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9]《<文心雕龙》文章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文史哲》1980年第1期。
[20]《<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
[21]《<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22]《<文心雕龙>创作论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2期。
[23]《<文心雕龙>的体系》1983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 。
[24]《也谈<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25]《略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学刊》第一辑。
[26]《<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张文勋)，《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贾树新)，《四平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27]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
[28]《<文心雕龙·辨骚>的从新认识》，1961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29]《刘勰为何把辨骚列为“文之枢纽”》，1964年8月2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30]《<辨骚>篇不属于总论吗?》，《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
[31]《〈文心雕龙〉“总论”辨析》（李炳勋），《中州学刊》1983年第1期；《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李炳勋），《中州学刊》1984年第5期；《也谈〈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马宏山）见前。
[32]《<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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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心雕龙>研究中应注意文体论的研究》，《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
[34]《刘勰的风格论)>．1961年8月1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35]《<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6]《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
[37]《雕龙学》第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8]《<文心雕龙>“定势论”浅说》，《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二辑。
[39]《<文心雕龙>之“势”的辨析与探源》，《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40] 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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