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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虽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气象,但回顾二十世纪,不能不说其基本的命运和走势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尤其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成绩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一九六五年杨联升先生荣登哈佛燕京讲座,余英时先生赋诗为贺,杨先生答诗云:“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其中“谁期海外发新枝”一句,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境遇的绝好说明。从目前的成果来看,透过《论语》的诠释史来切近《论语》,仍然是海外着了先鞭。譬如,一九九四年,日本学者松川健二组织十七位学有专长的学者,对《论语》在东亚诠释与传播的历史进行研究,出版了《论语の思想史》(松川健二主编,东京汲古书院版一九九四)。该书不仅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由汉魏以迄明清二十余位儒家知识人注解和诠释《论语》的著作,还介绍了日本和韩国历史上四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研究《论语》的成就。再有,澳大利亚学者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二○○三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述”者与“作”者:〈论语〉的注释研究》(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以诠释类型学的方式分别考察了何宴的《论语集解》、黄侃的《论语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四部可以说中国《论语》诠释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将诠释学的理论与扎实的《论语》诠释史文献紧密结合,一举夺得美国亚洲学会二○○五年度的列文森研究著作奖。可惜的是,相较之下,即便就《论语》在中国的诠释史而言,现代中国学人也还没有类似的成果。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孔子在《论语》中有“温故而知新”之说,这不仅是孔子所提倡的基本的学习态度,更是经典诠释传统中的方法论原则。即便以往重义理、轻考据,甚至“六经注我”的“宋学”大师,在阐发《论语》中的思想内容时,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作“前不见古人”想,而都要在了解前人成说的基础上才敢“推陈出新”,力求从“积学”中透出“精思”。至于那些被视为“汉学”人物的儒家知识人,更是注重对文义和前辈时贤诸说的辨证,即使自己不无精思,也往往寓思于学,不露痕迹,力求将原始儒学义理建立在广博详实的考证基础之上。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所谓“藏理学于经学”,正是这种严谨、缜密态度的反映。
陆象山当年曾经以“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质问朱熹。在当时儒家经典研读构成普遍教育背景的情况下,这种质问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传统断裂百年之久的情况下,要想真正重新接上传统的慧命,真正进入经典的精神和思想世界,“道问学”不能不说是首要的必由之路。必须透过经典诠释的历史,通过对经典的认真研读,才能获得“正闻”、“正见”,从而真正进入经典的价值世界,也最终重建我们自己的价值系统。否则,其流弊将不可胜数。钱大昕(一七二八——一八○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德性之当尊,于是有问学之功。岂有遗弃学问而别为尊德性之功者哉!”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句话既是希望通过《论语》的学习来汲取人生智慧者值得牢记的,更是那些希望通过讲解《论语》来“传道、授业、解惑”者所尤当引为座右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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