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应用 | 古代文学 | 市场营销 | 生命科学 | 交通物流 | 财务管理 | 历史学 | 毕业 | 哲学 | 政治 | 财税 | 经济 | 金融 | 审计 | 法学 | 护理学 | 国际经济与贸易
计算机软件 | 新闻传播 | 电子商务 | 土木工程 | 临床医学 | 旅游管理 | 建筑学 | 文学 | 化学 | 数学 | 物理 | 地理 | 理工 | 生命 | 文化 | 企业管理 |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网络 | 语言文学 | 信息安全 | 工程力学 | 工商管理 | 经济管理 | 计算机 | 机电 | 材料 | 医学 | 药学 | 会计 | 硕士 | 法律 | MBA
现当代文学 | 英美文学 | 通讯工程 | 网络工程 | 行政管理 | 公共管理 | 自动化 | 艺术 | 音乐 | 舞蹈 | 美术 | 本科 | 教育 | 英语 |

说不尽的《论语》(1)学毕业论文网(2)

2014-01-24 01:12
导读:不但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着悠久的诠释《论语》的传统,在日本和韩国,对《论语》的研读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譬如,日本自室町时代后期,即有“四书”
不但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着悠久的诠释《论语》的传统,在日本和韩国,对《论语》的研读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譬如,日本自室町时代后期,即有“四书”的注解本,至江户时期则广泛为人们所阅读。尤其林罗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首次以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论语集注》取代以往日本流行的古注,更是引发了日本《论语》诠释史上的重大变化。而林罗山本人还有《论语谚解》一书。到了十七世纪,伊藤仁斋(一六二七——一七○五)更有《论语古义》之作。该书为伊藤仁斋毕生心血所在,其意义恰如《四书集注》之于朱熹。紧随伊藤仁斋之后,十八世纪日本又有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的《论语徵》,该书实针对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而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论语》的注解和诠释由古至今,甚至“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丰富。如今要想直面《论语》本身而“发人所未发”,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除非坐井观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韩国,以往对《论语》的诠释,绝不只是文字训诂的注解而已。即以中国的《论语》诠释传统而论,汉学固多注重文字训诂,宋学则显然以微言大义为重,从上面提到的诸多“某某氏论语解”,即可略窥一斑。历史上那些对于《论语》微言大义的种种发挥,说是历朝历代儒家知识人自己阅读《论语》的“心得”,可谓当之无愧。因此,只有透过《论语》的诠释史,或者说,只有在对以往主要的《论语》诠释有了相当的了解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自出手眼”,有所谓“独得之妙解”。

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虽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气象,但回顾二十世纪,不能不说其基本的命运和走势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尤其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成绩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一九六五年杨联升先生荣登哈佛燕京讲座,余英时先生赋诗为贺,杨先生答诗云:“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其中“谁期海外发新枝”一句,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境遇的绝好说明。从目前的成果来看,透过《论语》的诠释史来切近《论语》,仍然是海外着了先鞭。譬如,一九九四年,日本学者松川健二组织十七位学有专长的学者,对《论语》在东亚诠释与传播的历史进行研究,出版了《论语の思想史》(松川健二主编,东京汲古书院版一九九四)。该书不仅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由汉魏以迄明清二十余位儒家知识人注解和诠释《论语》的著作,还介绍了日本和韩国历史上四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研究《论语》的成就。再有,澳大利亚学者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二○○三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述”者与“作”者:〈论语〉的注释研究》(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以诠释类型学的方式分别考察了何宴的《论语集解》、黄侃的《论语义疏》、朱熹的《论语集注》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四部可以说中国《论语》诠释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将诠释学的理论与扎实的《论语》诠释史文献紧密结合,一举夺得美国亚洲学会二○○五年度的列文森研究著作奖。可惜的是,相较之下,即便就《论语》在中国的诠释史而言,现代中国学人也还没有类似的成果。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孔子在《论语》中有“温故而知新”之说,这不仅是孔子所提倡的基本的学习态度,更是经典诠释传统中的方法论原则。即便以往重义理、轻考据,甚至“六经注我”的“宋学”大师,在阐发《论语》中的思想内容时,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作“前不见古人”想,而都要在了解前人成说的基础上才敢“推陈出新”,力求从“积学”中透出“精思”。至于那些被视为“汉学”人物的儒家知识人,更是注重对文义和前辈时贤诸说的辨证,即使自己不无精思,也往往寓思于学,不露痕迹,力求将原始儒学义理建立在广博详实的考证基础之上。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所谓“藏理学于经学”,正是这种严谨、缜密态度的反映。
陆象山当年曾经以“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质问朱熹。在当时儒家经典研读构成普遍教育背景的情况下,这种质问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传统断裂百年之久的情况下,要想真正重新接上传统的慧命,真正进入经典的精神和思想世界,“道问学”不能不说是首要的必由之路。必须透过经典诠释的历史,通过对经典的认真研读,才能获得“正闻”、“正见”,从而真正进入经典的价值世界,也最终重建我们自己的价值系统。否则,其流弊将不可胜数。钱大昕(一七二八——一八○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德性之当尊,于是有问学之功。岂有遗弃学问而别为尊德性之功者哉!”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句话既是希望通过《论语》的学习来汲取人生智慧者值得牢记的,更是那些希望通过讲解《论语》来“传道、授业、解惑”者所尤当引为座右铭的。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上一篇:汉初梁国的文化风景(1)学毕业论文网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