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简论两汉文风的消长轨

【内容提要】
两汉四百余年，楚风、北学此消彼长，至汉末渐趋融合。其轨迹为：一、汉初至武帝朝是楚风北袭时期。其时文人以老庄之道为思想依托，以怨愤抒情为主体风格，受楚风楚辞的影响更大些。代表作品有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等楚声歌，贾谊《吊屈原》、刘安《招隐士》等骚体赋。二、武帝朝至东汉顺帝年间是北学南渐、楚风消减时期。其时，儒学独尊，经学昌盛。释经作文皆面向现实、服务时政，经世致用、言志讽谕是当时文人的追求。代表作品有司马相如和扬雄等人的散体大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王充《论衡》以及刘向等人的奏疏。三、东汉顺帝年间至汉末建安时期，汉祚日衰，儒学根基开始动摇，诸子之学重新抬头，儒道两家呈合流趋势。文人在沿续经世致用、言志讽谕的同时，重拾怨愤抒情的楚骚传统，进而将二者合炉共铸，冶炼出既能直面人生、言志讽谕，又能慷慨悲歌、直抒胸臆的新文学传统。桓、灵之际的“古诗”，张衡、赵壹、蔡邕的抒情小赋，三曹及建安七子的诗文，便是这一新文学传统的开创之作。

    本文所论楚风、北学是指一种传统的文学风范。“楚风”至少包括以下这些文学要素：一、自楚人立国以来，在故楚大地上长期积淀形成的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歌土风。如《楚狂接舆歌》、《孺子歌》及《九歌》、《九辩》的原始曲等；二、春秋以降至于战国，在故楚及楚人扩张的土地上，经部分文人创作的作品，如老子《道德经》、《庄子》、荀子的《赋》和《成相》等；三、战国后期至汉初，在楚国土地上，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文人作品。他们自觉运用或改造楚歌原有形式，大胆创造，进而形成“楚辞体”（或称“骚体”）。“北学”的含义相对明确些，它指的是西周以来在中原大地上长期酝酿发育而成的文学理念和风范。它具有政教合一、学艺交融的特点，而以《诗经》、《尚书》、《春秋》为主要载体。就地域而论，楚风滋生于江淮一带，而北学则根植于黄河流域。春秋以至两汉，奇幻瑰丽的楚文化逐渐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而中原诸国文化素以博大精深、灿烂悠久见称，这两种文化既相互颉颃，也交融互渗①。如果说，北方黄河流域的文明具有实用理性的品性，那么，楚人所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则有一种非功利的浪漫气质。就文学而论，言志讽谕是中原北学的主旨，《诗经》可作其代表；而怨愤抒情则是南方楚风的特色，《楚辞》即其范例。但这两种文风也非总是独自流行，在两汉有一个相互渗透、此消彼长的过程。此一情节早为研治两汉文学者所注意，但不少论者往往失于偏颇：或突出楚风北袭，认为“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②。过于强调楚风楚辞对两汉文风的影响。或偏重北学南渐，执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据以夸大儒家诗教对两汉文人的拘束。或条分缕析，就某人、某时、某作品，单论《诗》《骚》对汉代诗、赋、文的浸染。因之，楚风、北学在整个汉代的盛衰消长进程尚未得到切实的梳理。本文拟通过对现存汉代诗、赋、文及其背景资料的考察，追寻两汉楚风北袭与北学南渐的轨迹并重点论析两汉文人对《诗经》、《楚辞》的接受情况。

    楚人扩张与楚风北袭

    楚风北袭是伴随着楚国领土扩张展开的。楚国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早期立国，至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其间，历代君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吞吴越，并巴蜀，“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③。终由鄂西北荆雎山区“号为子男五十里”的蛮夷小国发展成一个“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楚”④。势力所及，覆盖了整个江淮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军事的征服自然伴着文化的渗透。楚文化对吴越、巴蜀以及湘黔、南岭一带的浸染在晚周时期已基本完成；对北地的影响虽源头很早，却进展缓慢。《礼记?乐记》记述了舜帝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⑤，《左传?成公九年》载称楚囚钟仪“操南音”，《论语?微子》载述了《楚狂接舆歌》，《孟子?离娄》载有《孺子歌》，《古列女传?贞顺篇》载鲁女陶婴所作《黄鹄歌》，《战国策?齐策》载冯谖客孟尝君

    时所吟《长铗歌》，《战国策?燕策》载荆轲所吟《易水歌》。这些典型楚歌早因种种机缘得以渡淮入北，但毕竟只是零星片段，尚不足以风靡中原。即便崛起于周季的屈宋“骚体”，也只是一个局限于南国楚地的地域文学现象，仍未能大肆北袭。相形而言，《诗》所代表的北学早已浸淫中原地区。延及春秋战国时期，引《诗》证事、赋《诗》言志仍非常普遍。《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载述了大量的用《诗》实例。孔子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可以说，从周初到周季，《诗》所代表的北学风习弥漫北国大地，未给楚风流行让出空间。楚风真正北袭，要待楚人灭秦、刘汉立国以后。

    秦灭六国，楚国最怨。楚亡不久，楚南公就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秦统一没多久，公元前209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陈胜是阳城（今河南方城县东）人，吴广是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二者均是楚人。起初，秦末农民起义军拥立“楚怀王”，所用官职如令尹、司马、莫敖皆为楚国旧有，陈胜建立的政权称“张楚”。后来击败秦军主力的项羽是楚人。最后取代秦王朝，建立大汉帝国的刘邦是楚人，刘邦所用重臣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皆为楚人。就连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之治”，也是楚地固有的思想传统。“亡秦必楚”算是应验了。刘汉的建立，意味着楚人宰制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楚人扩张的最后完成。这的确为楚风北袭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楚人扩张的背景上，文学领域的楚风北袭便呈不可遏制之势。这一现象可通过汉初至武帝时期的诗赋创作来考察验证。

    先说诗。汉诗存量不多，现所见以沈德潜《古诗源》和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二书收录最全。沈德潜《古诗源》收高帝至武帝时诗15家29首，其中骚体12首，四言5首，杂言3首，五言8首，七言1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一和卷二收有汉初至武帝时期诗22家37首，其中骚体21首，四言6首，杂言8首，五言1首，七言1首。另外卷三、卷四收有杂歌谣辞6首，即《平城歌》（杂言）、《画一歌》（四言）、《民为淮南厉王歌》（杂言）、《天下为卫子夫歌》（杂言）、《郑白渠歌》（四言）、《颍川儿歌》（杂言）。郊庙歌辞20首，即《安世房中歌》（杂言）、《郊祀歌》十九章（杂言）。合计沈、逯二书所收武帝前汉诗92首，去其重复25首，得67首。再除去疑伪的苏武《诗四首》（五言）、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五言）、虞姬《和项王歌》（五言）、武帝《柏梁诗》（七言）和卓文君《白头吟》（五言）10首⑥，可确定的汉诗仅57首。

    从诗歌构成形式看，这些诗歌可分为三类：其一，诗句中夹一“兮”字的作品，如刘邦《大风歌》，刘彻的《瓠子歌》、《秋风辞》和《西极天马歌》等。这类作品以六字句、八字句为主，也时有三言、四言甚至五言、七言句式，总体形式上应属杂言。这些作品的外在形式与屈原、宋玉作品最为接近，应属于典型的骚体，其受楚风影响明显。这类作品占现存汉初诗歌总数三分之二强，于此可见汉初楚风之强劲。其二，杂言体作品，如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武帝《郊祀歌》、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为祭祀歌，其主旨和形式都与屈原《九歌》非常接近，故《汉书?礼乐志》称：“高祖乐楚声。房中乐，楚声也。”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为当时宫廷演唱的乐歌，其体与《论语?微子》所载《楚狂接舆歌》近似。这些杂言体尽管句式不一，但错落有致，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可以说是楚歌的嫡传，受楚地古歌谣的影响深刻，因而与屈宋“骚体”同源，也是在楚

    风影响下形成的典型楚歌。其三，四言句式作品，如刘邦《鸿鹄歌》、司马相如《封禅颂》、韦孟《讽谏诗》《在邹诗》等。这类作品情况复杂些。按说，四言体属《诗》的基本形式，其与楚歌楚风的关系更为曲折。其一，据《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俱事成王。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其后，楚人不断开拓疆土，伐陈、伐蔡、伐随、伐邓、伐郑、伐唐，势力逐渐发展到汉水上游及泗水流域。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⑦，即就其形势而言。由此可知，在春秋之时，楚人的势力已覆盖江汉流域；因而，产生于江、汉一带的《诗》之《周南》、《召南》，其部分篇章应包含有楚地的民歌成分⑧。况且，屈原作品中也有四言体，如《桔颂》。故而，四言句式并非北方诗歌专利，也是经南方文人改造过的楚歌形式之一。其二，刘邦所作《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即为四言，而《史记?留侯世家》载称：“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刘邦自称《鸿鹄歌》为楚歌，其艺术资源不言自明。其三，《孺子歌》（或称《沧浪歌》）即产生于汉水之上，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七《渔父序》云：“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孟子亦载此歌。盖亦孔子自叶、邓适楚时，所闻汉上之风谣也。”⑨此也可证汉水一带很早就是楚歌北音共存之地。可以说，刘邦《鸿鹄歌》、司马相如《封禅颂》、韦孟《讽谏诗》《在邹诗》等四言之作在形式上也受了江、汉一带楚歌的影响。由上所述已可看出，楚风对汉初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相比汉初诗歌而言，汉初辞赋受楚风楚辞的影响似乎更为明显。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列汉赋为四类：一为屈原赋之属，著录20家361篇；二为陆贾赋之属，著录21家275篇；三为孙卿赋之属，著录25家136篇；四为杂赋，著录无名姓作者12家作品233篇。共计1005篇。由于班固所著录各家大多生平不详，故难定武帝前赋作篇数。其后，梁萧统《文选》、清陈元龙《历代赋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汉赋较多。今人费振刚等在前人基础上辑成《全汉赋》，“收录汉赋83家，293篇，其中可判定为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存目24篇，余为残篇”⑩。据之可统计出截止武帝时的汉初辞赋有16家38篇，除去存目6篇，残句2篇，得30篇。其中又有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刘胜5家未见《汉书?艺文志》著录，他处也难证其生平，且其文多为四言或杂言短制，其体更像杂诗而不类赋，其人其文皆可疑，宜从汉初赋作中剔去，这样得较为可靠的汉初辞赋仅25篇。加上收在王逸《楚辞章句》的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庄忌《哀时命》4篇，共计29篇。

    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汉赋的分类来看，汉赋可确定的师法对象主要有屈原、陆贾和荀子三人。陆贾在《史记》、《汉书》都有传，二书皆称“陆贾，楚人也。……名有口辩”11。因其赋失传，故无法确证陆赋的上源。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按刘勰的说法，陆贾赋的总源头在楚，并认为贾谊赋与陆贾赋有着继承关系。班固列贾谊赋在屈原赋之属，按照他的分类原则，则陆贾赋与屈原赋也有某种连带关系。许多学者认为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但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陆贾思想兼有纵横、儒、道诸家成分，较为复杂。陆贾为楚人，道家学派的产生地是楚国，陆贾接受其学说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战国末至汉初，黄老之学盛行一时，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即为明证。陆贾一直活到文帝时代，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道家的运思方法来创作辞赋应是很自然的事。从这点上讲，陆贾赋与屈原赋是同源共流，也就是说，汉初赋家主要受南方楚风的影响；所以，刘勰论断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因而，有些汉初赋家直接追摹屈宋骚赋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甚至因袭模拟屈宋辞赋的成句，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创作倾向：

    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贾谊《惜誓》）——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屈原《涉江》）；方世俗之幽昏兮，白黑之美恶（贾谊《惜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屈原《离骚》）；已矣!国其莫吾知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吊屈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离骚》）；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贾谊《鹏鸟赋》）——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屈原《离骚》）；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宋玉《九辩》）——宁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东方朔《七谏?怨世》）。

    这些句子的造境写意、修辞手法甚至句式、词汇、用典，都在明显地模仿屈宋之作。综观上述29篇汉初辞赋，除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枚乘《七发》属于大赋之外，其余作品的主旨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抒发个人怨愤悲哀情绪，同时关心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如贾谊《吊屈原》《惜誓》、东方朔《七谏》、司马相如《长门赋》等属于这一类，其题旨同于《离骚》、《九章》、《九辩》。其二是由于个人怀才不遇而指天问地，探寻宇宙、人生的运行规律，如贾谊《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感士不遇赋》等属此类。他们在接受楚文化润泽时，有意无意间表露出对道家学说的认同，并惯于把个人的不畅消解在超然物外的玄想之中。其题旨略同于《天问》。其三是借用为人招魂之类的形制，发抒怀才不遇之情，如淮南小山《招隐士》，其题旨同于《招魂》。上述汉赋精神主旨的种种表现证明，汉初文人真正接受了楚辞的精髓，诚为楚风盛行最集中的体现。所谓楚风北袭，即以此为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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