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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学术史上,儒宗既是儒学的权威,又是儒生的宗师,因其突出的学术成就,享有崇高的学术荣誉,受到儒生们的普遍尊重,可以视为一个特殊群体。汉代儒宗作为一个群体,有其成长的特殊学术环境,并伴随两汉王朝的盛衰而有所变化。
西汉前期,儒家经学经秦朝焚书坑儒之劫余,开始复苏,涌现出第一代儒宗。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这代儒宗成名于“独尊儒术”之前,堪称儒家经学的奠基者。西汉中期以后,儒家经学处于独尊地位,得到深入的专门研究,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涌现出第二代儒宗。这代儒宗学有本源,成名于“独尊儒术”之后,作为前代儒宗的补充,大抵专精某一部经典,为儒家经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汉时期,儒家经学日益兴盛,今文经学独步学官,古文经学亦得以发扬光大,学术对垒渐趋淡化,学术融合成为时尚,涌现出第三代儒宗。这代儒宗或者出自朝廷的确认,或者出自学界的评论,具有博通的学术气象,不但精通儒学经典,而且涉猎诸子著作,甚至通晓风角、算历、推步诸技,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在这种学术基础上,儒家经学得到融合,开始迈入新的阶段。统而观之,汉代儒宗群体以传承儒学经典为根本,以探究儒家经学为职责,对于引领学术的进步,改进汉朝的政治制度,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儒宗的学术探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注重文本整理。如伏胜通过口述方式,保存今文《尚书》;孔安国蒐集孔宅遗物,保存古文《尚书》,都是文本整理的典型。二是注重章句解析。自从设立《五经》博士,博士、章句、家法三位一体。博士传授一部经典,只有自创其章句,才能构成一种家法。经过汉代儒宗的编撰,每一部经典都有不少章句读本。三是注重理论发掘。如董仲舒阐释《春秋公羊传》,提出天人感应论、大一统论和三统论;孟喜、京房阐释《易经》,提出阴阳灾异说和卦气说等,都是理论发掘的结晶。四是注重学术会通。郑玄以古文《诗》为主,吸纳今文三家《诗》学,著成《毛诗笺》;以今文《仪礼》为主,校以古文《周礼》,另注解《小戴礼记》,通称为《三礼》,都是学术会通的产物。这一系列成就表明,汉代儒宗的学术探究,因为不同的学术取向,有着不同的学术特色。
为把儒学经典传承下去,汉代儒宗探究儒家经学,构成专门的学术体系。如申培、辕固、韩婴、毛苌探究《诗经》,成为诗学的四大学系: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欧阳和伯、夏侯胜和夏侯建探究《尚书》,成为书学的三大学系: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戴德、戴圣探究《礼经》,成为礼学的两大学系:大、小戴《礼》;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探究《易经》,成为易学的四大学系: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和京氏《易》;严彭祖、颜安乐探究《公羊春秋》,成为春秋学的两大学系:严氏《春秋》、颜氏《春秋》。这种传统的学术格局,得到朝廷的反复确认,不仅彰显了儒家经学的继承性,而且确认了儒宗的正统性,引领着学术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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