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儒宗(1)学毕业论文网(2)

　　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许多儒宗跻身于朝廷，担任公卿要职，发挥个人政治智慧，推动了汉朝的政治进程。如叔孙通制定朝仪，整饬汉初朝仪的混乱局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奠定汉朝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公孙弘建议创办太学，改进汉朝的教育体制和选举制度；刘歆开拓和鼓吹古文经学，给予王莽改制以有力的支持。一些儒宗身在朝廷，仍能保持高尚品德，敢于匡扶正义，搏击浊流，颇受时人称道。如萧望之为人“折而不桡，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汉书·萧望之传》）；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幹也”（《三国志·魏书·卢毓传》注引《续汉书》）。

　　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又与教育事业密切相关。许多儒宗身为博士，亲自到太学执教，把学术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专门培育博士弟子。汉宣帝时期，施雠、戴圣、严彭祖等人参与石渠阁会议，辨析《五经》异同；汉章帝时期，贾逵、楼望、桓郁等人参与白虎观会议，考定《五经》要义，删减《五经》章句，都涉及到儒学教育。特别是东汉后期，私学逐渐兴盛，许多儒宗广招弟子，推动了儒学的传承。

　　毋庸讳言，汉代儒宗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如人意之处。早在西汉前期，司马谈就批评儒家说：“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论六家要旨》）《五经》博士设立以后，更是强调师承关系，各以师法、家法教授，导致学术派系林立。经过近百年时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进入东汉时期，章句之学更加泛滥。“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这种烦琐的学术模式，抑制了学术思想的创新，有碍于儒家经学的新发展。

　　还有一些儒宗，本来以学术成名，一旦步入统治集团，便显露出各种缺陷，招致非议。如叔孙通主持制定朝仪，被擢升为太常，后来却由于一味谄媚君主，为齐鲁之士所轻视。特别是“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汉书·匡张孔马传》）这些儒宗的遭遇既有个人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决定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难以得到超脱。

　　应当指出，汉代儒宗作为群体，主要出自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作为官学，占据着正统的学术地位，享有十足的学术霸权。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其他学术流派都遭受到严厉的摈斥，甚至是无情的打击。像杨雄、桓谭、王充等学者，尽管都富于学术创新，取得非凡的学术成就，却因为背离学术主流而长期被忽视或搁置。这样比较起来，汉代儒宗的评议确认，就让人有些疑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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