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诗经》历史化解读的诗学意义(1)学毕业

【内容提要】
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特别是《毛诗》阐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这一倾向与方法的形成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以《诗》为史，赋予《诗》的本事，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第二，提出“风雅正变”说，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源流演变规律的认识；第三，客观地说明了“诗”与“史”之间存在的同一性，有助于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第四，揭示了《诗》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有助于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 

    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语），“经”本就是“先王”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文献，以经为史，经史合一，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不过，经学家眼中的“经”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还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这里所讨论的“以《诗》为史”，则主要是从将《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诗》的角度展开。这一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左传》和《国语》引《诗》数百条，不少与历史、政事相关。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左传》引《诗》解《诗》时说：“左氏传《春秋》，学最博，而尤好说诗；诗之关时事者，往往标出”①，认为早在《左传》，人们就把《诗》与史联系起来，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汉代以《诗》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正与先秦的解《诗》传统相关。不过，先秦把《诗》当做历史事实看，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诗》为教，重《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较少涉及《诗》与历史的关系，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在先秦，明确地将《诗》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提出“王者之迹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观点，将《诗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迹”的历史记载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历史，这说明他很重视《诗》与史的关系。在孟子对《诗》的具体引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把《诗》看成是历史，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例子。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敌，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我莫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认为，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野兽，使人民安居乐业，于是《诗经?鲁颂?宫》用诗句来赞美周公，今天人多认为这一诗句是赞美鲁禧公的并不是周公。不管孟子解释是否正确，他的基本思路是将《诗》与史结合起来，《诗》史互证。类似这样引《诗》解《诗》的例子在《孟子》一书还有一些。但孟子也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解读，应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

    以《诗》为史，是汉人普遍表现出来的观念。今文三家诗亦有以引《诗》证事、以《诗》为史的倾向。《汉书?艺文志》在诠释今文三家诗时，即认为它们“或取春秋，采杂说”，具有《诗》史结合的特点。在今文三家诗中，《韩诗》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清代《诗》学家陈乔枞解说《韩诗外传》的特点时说：“今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韩诗遗说考》），即认为它具有《诗》与史、《诗》与理融合的特点。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表达形式时也认为它是“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②。不过，《韩诗》的《诗》史互证，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诗》史互证。《韩诗外传》属于今文经学系统，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阐发，《韩诗外传》亦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引证故事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作微言大义的解读，并不刻意追求《诗》与历史有什么必然关联，是否真正记载和还原了历史。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诗》与史的结合时亦认为它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合，是让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成为“普遍性与妥当性的一种象征”③，并非真正地将《诗》与历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历史的解读与还原。

    真正体现《诗》史结合，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化解读的是《毛诗》。而在《毛诗》系统中，它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中。

    《毛诗序》解《诗》的突出特征是“以史证《诗》”。《毛诗序》主要用题解的方式，描述背景，将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对《诗》之主题与意蕴予以说明。《诗谱》则以“谱”的形式，考证和说明各国各类诗歌产生的历史地域与文化背景以及《诗》之体例，从而对《诗》作出解释。《诗谱序》云：“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乐于是与。”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这段话是“总言为《谱》之理”④，也就是说是从总体上解释郑玄为什么作《诗谱》的缘由。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即依据时代先后，考察周代社会政治之兴衰；二是“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这段话按孔颖达的解释是：“属其美刺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也”⑤，也就是考察各国政治教化之得失和社会风俗之好坏；三是“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也就是有一种从时代社会总体认识把握《诗经》篇章意思的眼光，要从每一篇诗的解释中感受到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政治风俗的好坏。显然，这些观念和方法可以看成是孟子“知人论世”，以《诗》为史观念的发展，其主要目的都是试图通过背景和史实考证，“知人论世”，引领读者更好地把握《诗》的意蕴。不过，相比孟子来说，这些观念和方法更具有理论系统性，更加突出了《诗》作为“史”的巨大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毛诗序》和《诗谱》还提出风雅正变说，强调政治、时代、历史背景对《诗》的功能的决定性影响，这些都突出表现了汉人“以《诗》为史”的观念和方法上的自觉。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评价《毛诗序》和郑玄《诗》学时说“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还认为郑玄“以史证诗”更加突出，“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⑥。其实，以史证《诗》，以《诗》为史，也是汉代普遍存在的倾向。我们在考察汉代四家诗时发现，无论是今文三家诗，还是古文毛诗，它们在对《诗》进行阐释时，总常常采取“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为《诗》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而对《诗》的主题作出阐释。比如，拿《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的阐释来说，今文三家诗把它解释为刺诗，与刺康王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而《毛诗》把它解释为美诗，与歌颂后妃之德联系起来，这可以说都是采用了“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当然，三家诗的“以史证《诗》”与《毛诗》亦有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毛诗》是以时代的盛衰来划分《诗》，几乎每一首诗都附有诗的本事，都排定了世次，都与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关联起来，而三家诗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也不限于经学家，它也是汉代政治家、史学家、文论家所普遍采取的策略。《诗》在汉人的眼中，是“经”，是王道教化的产物，自然也可以成为治国和资政的重要依据。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也习惯于把《诗经》当作历史看，希望通过《诗经》，提供历史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从汉初陆贾回答汉高祖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的话语中就可以见出。也可以这样说，从汉初起，《诗》就开始问鼎于政治，成为帝王以史为鉴的资政工具。《史记》、《汉书》有大量例子记载统治者引《诗经》中句子作为古训和史鉴，作为治国决策的依据，也说明了这点。《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在这里，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删诗已展现出史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到殷周王道政治盛衰的过程，显然也是以《诗》为史。

              二 

    以《诗》为史，对《诗经》作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学一个基本倾向，对这一点，学术界多不否定。但怎样评价这一倾向，则多有争议。学术界有一种常见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汉人以《诗》为史、以史证《诗》，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掩盖了《诗经》的真实面目。这一观点早在古史辨学者那里就已经提出。比如，顾颉刚在《论诗序附会史实的方法书》中就认为汉儒是用“无中生有”的方法随意解释诗意。郑振铎在谈到《毛诗序》的这一特点是，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⑦同时，这一看法，也得到现代《诗经》研究学者的广泛赞同。比如，夏传才就这样评价《毛诗序》的“以史证诗”：“小序，即属于三百零五篇诗的题解，它所说的世次、故事，绝大多数是附会史传、杂说，用的是‘以史证《诗》的穿凿方法，提示的各诗的题旨，有许许多多谬误，歪曲了诗的原义。”又说，“小序的那些穿凿附会的曲解，像瓦砾和迷雾，掩盖了《诗经》的真面目，必须彻底抛开它们，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作出正确的题解。”⑧

    这一观点当然并非全无道理。汉儒“以《诗》为史”的确存在着穿凿附会的弊端。而汉儒试图建立一个按照时代排列来解释诗的完整体系，将《诗经》中的人物、事件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完全对应起来，作历史的还原，这在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儒这种解《诗》方法就完全不可信，就背离了汉代乃至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汉人以《诗》为史，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说来，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见出：

    第一，汉人以《诗》为史，将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与《诗》中的诗篇对应起来，赋予《诗》的本事，虽不能复原《诗》的本事，但其中许多诗篇的解读，却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一点，古人早有所认识。比如，宋人叶适在谈到《毛诗序》的作用时说：“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可从也……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⑨在这里，叶适肯定了《毛诗序》的“以史证《诗》”的阐释方法。他所说的“所系”，就是诗的本事，这相当于《毛诗序》所说的《诗》的历史事件和背景，他认为这是阐释的唯一途径，通过“所系”来阐发“所指”（《诗》的本意），也就是用《毛诗序》所说的“以史证《诗》”的方法，将《诗》与历史事件、背景联系起来，通过《诗》的背景分析来把握《诗》意。《毛诗序》这一方法，也得到一些现代学者肯定。比如徐复观在谈到《毛诗序》这种解《诗》方法时也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许多诗，赖《诗》序述其本事，而使后人得缘此以探索诗的历史背景、政治社会背景，更为对诗义的了解，提供了一种可以把握的线索”⑩。在笔者看来，《毛诗》“以史证《诗》”，有相当数量的《诗》是有历史的依据的。比如《召南》的“甘棠”，《邶风》的“绿衣”、“燕燕”、“新台”、“泉水”，《风》的“定之方中”、“载驰”，《卫风》的“硕人”，《王风》“扬之水”、《秦风》的“黄鸟”、“小戎”、“渭阳”，《郑风》的“清人”，《豳风》的“东山”、“七月”，《陈风》的“株林”，《小雅》的“湛露”、“彤弓”、“六月”、“节南山”、“正月”，《大雅》的“文王”、“文王有声”，《周颂》的“清庙”、“执竞”、“我将”等等，我们都能在如《左传》一类历史著作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和《诗》之本事。即使有许多诗，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见不出它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联，历史著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记载来予以证实，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否定《毛诗》的解释，认为它是附会史实，主观臆断。钱志熙谈到《诗经》中的《国风》时，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诗是“缘事而发”的歌谣体，“在最初的传播阶段，风诗中的大部分作品，它们所产生的具体的时、地及其本事还是清楚的。到了后来，随着它们作为乐歌的功能的进一步强化，其事件与意义显得次要了，

    逐渐丧失了其原始的本事与主题，成为单纯的诗歌文本”，因此他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毛诗》将《诗》与历史事件与人物联系起来，提供《诗》的本事的做法。比如，他以《邶风?式微》一诗为例，认为从该诗“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字句表述来看，是典型的“缘事而发”的歌谣体，但所缘何事，诗句却没有透露。《毛诗序》和三家诗将此诗解释为“黎侯寓于卫”之作11，从文本中也看不出来。所以现代说诗者普遍将此诗解释为劳动者服力役的歌谣，似更切合《诗》的文本，但是，《毛诗》和三家诗的说法，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这些诗并没有明确交代事件的背景与性质12。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即《毛诗序》对《邶风》中“燕燕”一诗的解释。它将此诗解释为“卫庄姜送归妾”之作，与历史上具体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这一说法，《毛传》、《郑笺》等都是赞同的，但宋人王质的《诗总闻》、清人崔述的《读风偶识》等反对，认为此诗应是兄送其妹远嫁，闻一多先生也赞成这一观点。除此之外，一些现代学者还提出了情人出嫁他姓说。但如果对照战国出土的郭店楚简的《五行》篇对此诗的解释，则《毛诗序》的解释与楚简最合。廖名春先生谈到此诗的解释时认为：“《楚简》“五行”篇成书的下限是战国中期偏晚，其解说更近于《诗经》产生的时代，其权威性不容否定。由此看，兄妹远嫁说，送别情人说，情人出嫁她姓说，显然不能成立。刘向《列女传》卫定姜送子妇大归说显然有丧大之哀，但重点是在定姜对媳妇的不舍，与楚简的‘能参差其羽，然，后至哀，君子慎其独也'说也不合。比较起来，还是《诗小序》‘卫庄姜送归妾也'说与楚简更合。”13这一例子亦说明，《毛诗》以史证《诗》，将《诗》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不少是有历史依据的，并非完全的简单附会和杜撰。

    第二，《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以《诗》为史，提出“风雅正变”说，表明它已认识到社会政治的变化对诗歌功能转变的决定性影响。这种观点的提出，并非《毛诗》的主观臆断，也不简单地取决于汉代的政治教化传统，它实际上也是先秦至汉诗歌功能合乎逻辑发展演变的结果。“风雅正变”说的提出，虽有理论的偏颇，却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功能认识的历史内涵，对把握中国古代诗歌的源流与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风雅正变”的思想早在先秦就有萌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吴公子季札观乐的记载：“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即是把《诗》的特征与帝王之德的盛衰联系起来。《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篇》）的思想，更是看到诗歌与时代，与社会政治变化的关系。《毛诗大序》可以说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雅正变”说。《诗大序》“风雅正变”说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的观点，将《诗》的发生发展与时代的兴衰、政治的变化紧密的联结起来；二是将《诗》看成是“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之作，为美刺讽谏的政教说提供历史根据。郑玄《诗谱序》中的“风雅正变”说则是在《诗大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将“风雅正变”之诗与时代的兴衰联系起来，还用“谱”的方式说明了“风雅正变”之诗所产生的具体时代和原因。比如，《诗大序》并没有具体指出哪些诗属于变风、变雅，《诗谱序》则明确指出：“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诗大序》并没有提到《诗》之正经，讲变风变雅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诗谱序》则明确指出“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它们都属于《诗》的正风正雅，产生的时代则在西周兴盛时期，主要是文王武王时代，而变风变雅则产生在懿王、夷王之后。

    对毛郑的“风雅正变”说，古人多有存疑与否定。最早，宋代的郑樵《六经奥论》就从正变之说不出于孔子而出于《诗序》角度否定正变说的存在：“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14后来有的人或从变风中既有美诗，就不能算作变诗的角度否定“正变”说，如宋人章如愚的《群书考索》；或从“如分正变，则不别诗体”的角度来否定“正变”说，如清人毛奇龄的《诗札》15，还有的人则试图从音律、诗之入乐不入乐等方面对“正变”说作出新的解释，而反对《毛诗》将“正变”原因归结为“时代盛衰”，如朱熹、顾炎武等人就持这一观点16。现代《诗经》学者对《毛诗》的“风雅正变”说的批评否定则更多更彻底。如顾颉刚在谈到《毛诗》的“风雅正变”时就认为此说表明汉儒解《诗》“愚笨之极”，因为他们将“‘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诗篇先后”'这四件事情完全等同起来，完全违反了《诗》解释的实际17。这一看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认为《毛诗》以《诗》的时代来定“正变”的标准的观点很是荒唐和难以接受。比如，何定生先生就认为“毛诗最讲不通处，就是以诗的世次来定‘正变'的标准”18。笔者则认为，《诗大序》和《诗谱》从时代盛衰来看“诗”之正变，是一个很深刻的看法，它涉及到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根本理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认为“风、雅之正变，惟以政教得失为分”，而“不能以时代的盛衰来分。”19在笔者看来，政教得失与时代盛衰实际上是不可分。而《毛诗》“风雅正变”说的提出，并不在于简单地强调《诗》的政教得失功能和美刺教化作用，而在于强调《诗》的这种政教得失、美刺作用与时代，与社会政治清明黑暗和好坏的关系。其实，从时代和政治的兴衰来言《诗》，并非《毛诗》独有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共2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