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学毕业论文
2014-01-16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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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对一百年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状况进行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一百年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在此百年中,因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研究特点的制约,该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具有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学属性。而唐代小说的经典地位,既源于自身强烈的原创艺术特质,更在于后世不断的自觉追随与回归。摆脱旧的研究模式的关键在重新考量现象的实质。文学的影响问题,实为主动索取文学资源,进行审美再创造的问题,往前看,这一视角可以将文学影响研究提升至文学“发生学研究”的层面。
与格律诗在中国古代诗史上的划时代地位一样,唐代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作为这一地位显著标志之一的,是它对宋元明清小说、戏曲在风格与题材方面的巨大影响。对这一现象的评论与阐述始自宋代,但到20世纪,才成为风起云涌的文化变革潮流中的一个热点,形成今日称为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一个学术领域。这一领域的构成,从研究性质与成果形态上考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事实考据,一是理论建构。但是,这两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却不对称。前者的成绩论规模足称显学,风气尚未消歇;后者的成就论效益却后继乏力,水平亟待提升。回顾20世纪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成就与不足无疑是为推动这一研究在新世纪的长足发展,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是20世纪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古小说、戏曲研究热潮的兴起首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究其实质,它是变革中的社会政治思潮的附庸,也是哲学领域里的变革潮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
1896年,严复译《天演论》传播社会进化论思想,再有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推波助澜,在20世纪初大行于中国知识界。进化论主张顺应“天演”规律,通过变法维新以确立新的社会发展观的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而新文化运动推翻旧传统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建立新的文学,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先声,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代表,主张在形式上打破旧的规范,进行新的文学语言与文学体裁的改革;内容上强调文学走向大众化,倡导“活的文学”、“人的文学”、“真的文学” ① 。但是,对于传统的变革从来是复杂的。一方面,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新儒家艰难地开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力图使其返本开新,适应现代需要,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破有余而立不足,对旧文化的简单否定,实际带有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中的全面反传统的印记,一系列新思想观念的提出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必要的基础,使其倡导的新文化形态在中国社会无异是向壁虚构的蹈空之论。实际上,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并向传统文化回归。在这种复杂的思潮之中,旧的文化,包括古典文学没有被消灭,在文化转型时期成为批判性接受的对象,对它的认识与改造不乏发展利用的潜在意识,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实际上,当小说被视为更新政治、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时,对古小说的研究也具有社会更新的意义,阿英就是这样看待古小说研究风气的形成的。在《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提到1897年严复与夏惠卿为天津《国闻报》合撰的《本馆附印小说缘启》,第二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以后就陆续出现了很多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论著,和小说的研究如《小说丛话》、《小说小话》、《小说闲评》一类的短章。”事实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一直被认为是在小说研究领域实践了进化论思想的著作。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在研究方法上,则与乾嘉学风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性有关。王国维指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此虽就索隐派积弊而言,却是古小说研究的基本原则,即倾向于文献学——“版本”与“目录”学——的方法与形态。因为古小说在历史上始终是一种边缘性文体,为正统所轻视,属性暧昧,承传流变的历史也极为复杂,作品归属、著录及版本问题多有待稽考梳理;同时古小说散佚严重,使辑佚工作既是手段,往往也是目的;而在创作传统上,古小说、戏曲以讲故事为突出特征,使大量作品与先前文学具有复杂的派生关系。凡此等等,都须借助文献考据学,理清线索,以形成可靠的研究对象。郑振铎曾指出:“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这“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对故事变迁的研究,则是因“中国的小说,以讲史为最多,即非讲史,而所取的‘题材’往往是‘古已有之’的。在当代的日常生活里取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故研究其故事的来源和变迁,也和‘版本’‘目录’之研究,有了同样的重要性” ② 。这是那时古小说研究的主导思想,而唐代小说作为版本、目录研究的重镇,或作为故事变迁之源的地位,也已经相当明确了。
因此,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性质与成果形态,具有突出的以事实考据为主,理论建构为辅的文献 学属性。静态研究注重揭示唐代小说与宋元明小说戏曲间的题材契合现象,以说明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事实;动态研究则注重描述一部作品在与其他作品的密切关系中发生的变迁。前者旨在钩沉后来作品的本事,以求本溯源;后者则关注考察流变的痕迹。最终建立起以某前代文本——即祖本——为起点的一条条经异代辗转、流变的作品链,从而反映唐代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作品链成为展示中国古代社会,以及各社会阶段中的人们心灵历史的独特形态。在每一条作品链延伸与变迁的历史中,都蕴藏着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对每部作品的阐释都存在欠缺,正如郑氏所云,这种工作“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可以说,唐代小说影响的文献学研究以揭示唐代小说题材——本事——的因袭为核心,反映的是后世叙事文学对唐代小说故事的使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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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始于蒋瑞藻、钱静方、柳东蟹 ③ ,其后则以胡适、郑振铎、孙楷第、叶德均、赵景深、钱南扬、傅惜华、胡士莹、谭正璧等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其成果有力显示了唐代小说影响后世文学的基本事实、作品线索及其规模,构成唐代小说影响研究深厚的学术根基与学理依据。但是,这种求本溯源的努力,多少类似于清点文学的仓库,使我们知道唐代小说所以杰出,却令人困惑于后世文学的所以伟大。诚如陈平原所说,这种研究的负面效果“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一是把作家创作降为简单的故事汇编”。
对现象进行理论概括是稍后出现的,代表是鲁迅及其《中国小说史略》。但具有典范意义的个案研究者,则应包括郑振铎。
《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始于1920年,于1923、1924年分册出版。据赵景深说,又于1930、1935年两次增订,1930年的那次也见于该书1930年的改版《题记》。从初版时间上说,该书上接前一阶段的文献学性质的唐代小说影响研究之后,亦符合学术史的规律。周作人曾概括《史略》的主旨为:“述周秦至清末小说蜕变之大概。” ④ 正见是书已具备从“内容”之考索转向“史”的探讨的特点,而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理论阐述也略具体系 ⑤ ,引领了此后数十年的文献学研究,也是今日唐代小说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其影响力与稳定性之强令人惊叹。
《史略》对唐代小说影响的理论概括主要有两个方面,但应指出,这种概括也有不足。
一、《中国小说史略》明确指出唐传奇对后世戏曲的影响问题。
《史略》一再提及唐代小说与后代戏曲创作的题材关系,这无疑是对前此近千年零散的小说传播评论活动的薪火承传。依阿英的说法则是:“(《史略》)在体例上最见特色的,是鲁迅先生只注意于‘蜕化的迹象’,而寻其发展,在必要时亦叙其对前人的拟作。于一体例的兴,也略述其根源、趋向,有时也说到发展的结果。” ⑥ 书中一再提及某一具体文本的历史继承,以及一代文学创作风尚的形成与唐代小说的联系。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说:“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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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另一种概括则是“唐人小说影响于曲为大”。故《史略》多处提及许多唐代小说与后来小说、戏曲题材的关系,例如其叙《莺莺传》在戏曲创作中的辗转之迹尤详:
宋赵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十阙(见《侯鲭录》),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则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后》曰《续》者尤繁,至今尚或称道其事。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唐宋传奇集》的编纂也体现了上述观点:“唐人传奇,大为金元以来曲家所取资,耳目所及,亦举一二。” ⑦ 置诸“缀之末简,聊存旧闻”的《稗边小缀》中。此卷主要记述了所收各篇传奇题材渊源所自和辗转演变的情况,于评介中参和己见。从研究性质与方法上说,这正是关于题材演变的小说戏曲考证,在《史略》中是用为论据,至《稗边小缀》则已具古小说研究基本规范的独立价值,且更见详赡。顺便指出,鲁迅其实很有可能丢掉一开创地位,撰成于1913年1月的《宋元戏曲史》最有可能首先揭示这一问题。但正如董每戡先生所说:“过去一班谈中国戏剧史的人,几乎把戏剧史与词曲史缠在一起了,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即贤明如王氏,也间或不免。” ⑧ 《宋元戏曲史》论及词曲源 流也重唐代,但未有一语言及内容,虽是体例所限,终成憾事。1926年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撰成,方在述及各代剧目题材所本时指出与唐代小说的关系,这已是《史略》出版以后的事了。由于《宋元戏曲史》的巨大影响,使戏曲研究的重心是曲学,对戏曲内容的研究却主要成了治小说者的天地,这也是时代学风使然。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当鲁迅正在感叹“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时 ⑨ ,汪辟疆的《唐人小说》(1929)继之而起。该书在编撰思想与体例方面与鲁迅的观念与方法具有明确的联系,他说:“唐人小说,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为杂剧传奇。本编亦将其剧名撰人,综述于后。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进治元明剧曲;而治元明杂剧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 ⑩ 但把观念通过体例提出,实已将其转化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具系统性;而且将探讨唐代小说与宋元明戏曲间对话关系的双向价值表述得更透彻,前后文学因题材关联而融为一体。该书附录了一些相关资料,如《冯燕传》所附《司空图冯燕歌》、《曾布水调七遍》;《莺莺传》所附《辨传奇莺莺事》、《微之年谱》、《赵德麟商调蝶恋花词》等,正是前述编纂思想的体现。使该书不但后出转精,利用价值也很大,作为中国小说研究史的第一部断代专题研究著作,它的出现,使《唐宋传奇集》就基本上只具学术史价值了。
二、《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出唐代小说与宋以后文言、白话小说之间存在题材演变与风格影响的复杂关系。
《唐之传奇文》上提到唐代小说对宋以后小说创作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深入,后来小说的成就也极有限。在他看来,宋代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延袭的是晚唐五代以来的志怪之风,“既平实而乏文彩”;而时代文化的特征与风尚的变迁又使传奇创作“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而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史略·宋之话本》)。至于原因,他指出,宋人虽去唐不远,其实很难见到唐代小说的杰构。其中既有战乱摧残文化的因素,也与政治对文化的钳制有关。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八月的《太平广记》,收“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但“后以言者以为非后学所急,乃收版贮太清楼,故宋人反多未见”(《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即宋人无所师法,以致于是。故鲁迅评价说:“然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因此,宋代文言小说趋于志怪化,形成“偏重事状,少所铺叙”的特征,既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又是受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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