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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梁台诗真伪考辨(1)学毕业论文网

2014-01-23 01:23

【内容提要】
从柏梁台诗的用韵字、诗句排序看，柏梁台诗可以肯定是西汉时代的作品；从柏梁台诗诗句所附的官职、作者及诗句内容等情况来看，柏梁台诗就是汉武帝时代所作，绝非伪作。柏梁台诗不仅是我国最早同时也是很完整的一首七言古诗，而且也是联句诗体的鼻祖。对柏梁台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键词】 关键词 西汉 柏梁台诗 七言古诗 联句诗体

　　一 问题的提出

　　汉武帝柏梁台联句诗，其故事背景始见于《三辅黄图·台榭》，称其诗为联句诗体始见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其联句诗内容始见于《古文苑》卷八、《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和《三秦记》等书篇。清代以前的学者不仅皆以为其联句诗为我国七言诗的源头，并认为由此创立的。柏梁诗体是联句诗体的鼻祖。
　　柏梁台诗伪作问题是清初学者顾炎武（1613-1682）开始提出的，他在《日知录》中说：
　　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又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后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1）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顾氏以梁孝王武生活年代不合元封三年及《柏梁台诗》所载官名多为武帝太初元年改官名之后的称名，推测其为"后人拟作"。从此学术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认为《柏梁台诗》不伪，另一种肯定其诗为伪作。
　　在认定其诗不伪的学者之中，大概又可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近人丁福保、陈直等先生皆以为其诗不伪，而是俗本在官名之下妄加人名造成矛盾。丁福保说"《柏梁台》俗本，于每句官名之下，妄添人名，以致前后矛盾"，主张"删其添入之名，仍复旧观"（2）。陈直看法与丁福保相似，并把《柏梁台诗》中官名下添加人名的情况分为无从添注者，添注合乎元封三年标准者，添注者不能确定其是但亦不能确定其非者，显然系添注之误者四类（3）。今人余冠英亦据宋敏求《长安志》所引《三秦记》无"元封三年"及"梁王"谥号及名字，谓"很难依据它断定这诗的真伪"；并认为从文辞和体制看来，这诗可能产生在西汉时"（4）。其二，近人逯钦立认为《柏梁台诗》来自《东方别传》（即《东方朔传》），认为《柏梁台诗》"自为当时所传之篇，年代官名等记载之不合，并不足否定其时代性"（5）。后来方祖 进一步认为《柏梁台诗》最早出处应是西汉末年的《东方朔别传》，认为此诗确是汉武帝时的作品（6）。
　　肯定《柏梁台诗》为伪作的学者中大多相信顾炎武的考证。罗根泽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顾亭林这一篇辨正的文字，精当异常，不容不信"，肯定此诗不可信，并谓丁福保等人所谓俗本妄添人名说并没有回答顾氏所提出的问题，"好像没有人名而此诗便可信者然，其实顾亭林所驳斥的大半是官名，不是人名，丁先生未免失检"（7）。游国恩先生1948年发表《柏梁台诗考证》认为其诗的时代"大抵不能早于魏、晋之际"（8）。罗、游之说在当代学术界是有代表性的，近现代编著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述大都是同意此说的，基本无人谈《柏梁台诗》为七言之祖及其重要作用，有的则是直接否定其诗的真实性（9）。连新《辞海》在"柏"字"柏梁体"下也说《柏梁台诗》"后人多疑此诗为伪托"。而且过去一般都认为《柏梁台诗》是最早的七言诗，也因为其诗疑为伪托的问题也就被否定了：新《辞海》在"七"字"七言诗"下说"旧说则谓始于《柏梁台诗》，恐不可信"。从上可见，关于《柏梁台诗》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且疑伪之说占了上风（10）。其诗是否伪作，牵扯到七言诗及联句诗体的起源问题，是值得考证的大问题。笔者通过考察《柏梁台诗》用韵字的时代特征及其职官排序、作者及内容的时代等情况，认为其诗绝非伪作。我们应重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二 从用韵字看《柏梁台诗》的成文时代

　　《柏梁台诗》的用韵字很有特色，以此可知它的成文时代绝对是在东汉末之前，决不会是三国魏晋以后的作品。下面我们先依今本《古文苑》卷八看看其序文及诗句：（11）

　　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
　　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建德）。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刘安国）。
　　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路博德）。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
　　平理请谳决嫌疑（廷尉杜周）。修饬舆马待驾来（太仆公孙贺）。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壶充国）。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张成）。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
　　三辅盗贼天下危［尤］（左冯翊盛宣）。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陈当）。
　　蛮夷朝贺常舍［会］其［期］（典属国）。柱枅欂栌相扶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
　　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上引《柏梁台诗》26句，此诗限题又限韵，是以"各述其职"为限题，又以"之"部为限韵。故其诗每句句尾押韵。其用韵字有时、来、材、治、哉、之、诗、滋、时、台、疑、来、之、之、箕、治、危、灾、治、材、期、持、梅、罳、饴、哉26字，其中"之"见3次，"治"3次，"时"2次，"来"2次，"材"2次，"哉"2次。除去重复字不计外，共计押韵字有18字。这18字的韵部除了"危"外皆为汉代的之部韵，"危"字韵部为汉代的歌部，与其余17字的之部不合韵。但据《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诗》引作"三辅盗贼天下尤"，"尤"字正是汉代之部，不仅韵部与其他字相合，而且其义更符合句中用义。笔者认为"尤"是原字，"危"是后来改动字，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详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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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柏梁台诗》中原18个字均为之部韵的用法，我们便知道此诗只能是汉代人的作品，绝对不会晚到汉末之后。因为汉末以来这18个之部字已经分化，再不能作为之部在一起押韵了。其中"来"、"材"、"哉"、"台"、"灾"、"梅"已经归入灰部，"尤"字已归入幽部，不再和其他11个"时"、"治"、"之"、"诗"等之部字在一起押韵了。这种情况，许多语言学家根据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歌中用韵字的归纳指出过。如王力先生据魏晋南北朝诗人用韵情况归纳其时韵部的分合情况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部的范围缩小了。之部一等（来梅）已转入了灰部［ei］，由无韵尾变为有韵尾-i；之部合三（谋尤）已转入了幽部。剩下来只有之部开三的字，等于《切韵》之韵。"（12）这种转变最早是从三国开始的。周祖谟先生分析说："两汉音之部包括之（基）咍（来）灰（梅）皆（戒）尤（尤）侯（母）脂（丕）几类字。到三国时期，这一部分别为之、咍两部：之部包括之韵字和脂韵'否鄙轨鲔痏备'等字，咍部包括咍（来）灰（梅）皆（戒）三类字。这两部分别比较严格，除曹操、曹丕父子偶尔有合韵的例子以外，其余的作家是很少用在一起的。至于尤（尤）侯（母）两类字在三国时期已经转入侯部，绝不与咍部字押韵，偶尔有跟之部字押韵的，也寥寥无几。"（13）周祖谟所说两汉时之部到三国之后分别为之部、咍部和侯部的情况与王力所说基本相同，只不过二人所用韵部代表字不同，王力称灰部，周祖谟称咍部；王力称幽部，周祖谟称侯部。
　　从汉代及魏晋后诗赋中用韵的情况，可见汉代之部到三国之后分化为三的情况。如张衡《东京赋》中栽、怠、裁、辞、罘、尤、基、持等字相互押韵，均为之部字；这种情况在汉镜铭中亦可见，《古镜图录》卷中"许氏镜"铭中纪、右、子、耳、士、悔相互押韵，均为之部字；《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五"七言之纪"镜铭中始、宰、子相互押韵，均为之部等等。这些之部的用韵字中栽、怠、裁、悔、宰等字三国后转入灰部，尤、右转入幽部。如阮籍《咏怀诗》以埃、来、排、哉为韵；韦诞《叙志赋》以才、阶为韵；颜延之《阳给事诔》以恢、莱、埃、骸、才、台为韵；谢脁《拟风赋》以才、徕、台、怀为韵，《奉和随王殿下》其一以开、来、怀、徊为韵，其七以来、开、台、枚为韵，其十以隈、来、回、台、杯为韵；沈约《三日侍凤光殿》以台、哉、回为韵等。从这些用韵字可见原来为之部的埃、来、哉、才、莱、台、徕、杯等已与原来为微部、脂部的排、阶、恢、怀等字在一起合韵了。反映了汉代之部到汉末以至南北朝时范围已缩小，之部开三的字仍在之部，之部一等已转入到灰部，之部合三已转到幽部。
　　《柏梁台诗》26句18个不同的用韵字依两汉来看，均属之部；而依汉末之后的韵部分类，"来"、"材"、"哉"、"台"、"灾"、"梅"等字已经归入灰部，"尤"字已归入幽部，根本不可能在一起押韵。所以《柏梁台诗》只能是汉代的作品，不可能晚于汉末。
　　前面所说《古文苑》卷八所引《柏梁台诗》左冯翊盛宣作的"三辅盗贼天下危"一句，"危"字《三秦记》及《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所引异文作"尤"。此句正好可说明其诗在汉末以来流传过程中被改动的情况。"尤"是原用字，因为：一是它恰好与其他用韵字皆在汉代之部；二是改动后意义也变了，用"尤"是说三辅盗贼是天下之最，应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而改成"危"则是说三辅盗贼危害天下，其义就严重多了，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管从用韵字还是从诗义看，用"尤"要比"危"字好。但为什么后人要作这样的改动呢·我们以为这诗因为此句中的"尤"与下句中的"灾"，在汉代均在之部，完全合韵。汉末之后"尤"字转入幽部，"灾"字转入灰部，依王力先生的拟音，幽部韵为［u］，灰部韵为［ei］，二者相去较远；把"尤"改为"危"后，"危"在支部，王力先生拟音为［e］，与灰部"灾"字用韵较近（14）。此盖为改"尤"为"危"的原因，改动时间也应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逯钦立曾分析《柏梁台诗》说："共百八十二字（官名姓名不计），而其中日、和、四、时、驾、从、来、郡、国、材、总、天、哉、吏、舆、主、盗等字，皆二字相重。马、领、下、不等字，皆三字相重。治、之则皆四字相重，重者五十四字，占全诗字数三分之一。又全篇二十六韵，而时、来、材、哉皆二字重韵，治、之则三字重韵，重者十四韵，占全诗韵数二分之一。使果为后人假托，其重复拙陋，必不至于此极，故窃谓汉武柏梁之集，本有七言赋诗之事。"（15）陈直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16）。逯、陈二氏的分析是对的。笔者以为，魏晋以来，诗歌十分讲究对偶、平仄，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四声""八病"的主张，若为其后伪作，不可能出现像《柏梁台诗》那样用韵字多次重复出现的拙朴现象。但这种现象在汉代古诗中却是正常的，在汉代铜镜铭文中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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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氏作竟（镜）宜侯王，家当大富乐未央。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世世昌。（17）
　　李氏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风雨时节五谷熟。（18）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作龙右虎掌三彭，朱鸟玄武顺阴阳。（19）
　　上引后一首镜铭是王莽新时，前两首亦当在王莽前后（20）。第一首张氏镜铭四句押阳部韵，四个押韵字王、央、央、昌中就有两字相同。第二首镜铭为职、觉合韵，服、息职部，熟觉部；押韵字服、息、服、熟四字中也有两字相同。第三首亦押阳部韵，押韵字阳、明、彭、阳四字也有两字相重。这些皆与《柏梁台诗》用韵字相重现象相似，也是它们时代比较接近的一个旁证。

　　三 从《柏梁台诗》的诗句排序、加注及内容论其成文年代

　　《柏梁台诗》中用韵字可证其成文年代在两汉时代，排除了汉末之后伪造的可能。但它是否为汉武帝时与群臣在柏梁台上所作，尚待进一步考证。笔者以为，《柏梁台诗》的官名、人名为后来两次加注而成。但过去对其诗的真伪争辩中，学者所关注的只是官名和人名，对其他方面很少注意。其实，从《柏梁台诗》诗句的排序和内容方面分析，其诗只能是汉武帝（前156-前87）时代的作品，绝不可能是其他时代的伪作。
　　1、 从《柏梁台诗》的诗人排序看其成文年代
　　《柏梁台诗》的特点是一人一句，所以诗句排序也就是诗人排序。诗人排序是按照身份、地位及官职高低来排列的，但官名与地位高低变率很大，同一官职时代不同地位高低却全然不同。因此，根据《柏梁台诗》的诗人诗句排序情况可看出它的时代特征。
　　今本《古文苑》卷八所载《柏梁台诗》前六位帝王将相是："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武）。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其排列次序是：（1）皇帝，（2）梁孝王武，（3）大司马，（4）丞相石庆，（5）大将军卫青，（6）御史大夫倪宽。这六位在唐初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及宋无注《古文苑》中的称呼是：皇帝、梁王、大司马、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除了皇帝、梁王外，大司马、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排序也与《史记》、《汉书》中职官排序大相径庭。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首先，《柏梁台诗》把大司马排在丞相之前，是汉武帝时代武官地位提高的标志，完全是后代作伪者所难以想象的问题。《柏梁台诗》中"郡国士马羽林材"的确是大司马的职责，"总领天下诚难治"也的确是西汉丞相的职责，但为何其诗要把大司马排在丞相之前，就令人难解了！《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排列的次序是"相位"、"将位"和"御史大夫位"，"将位"中除诸将军外，还有早期的太尉和晚期的大司马，这说明大司马在丞相之下。《汉书·百官公卿表》前四位的排列次序是：丞相（相国、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列将军，也说明丞相在大司马之前。这种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的情况是汉武帝时才出现的新情况。武帝之前，太尉常升迁为丞相。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文帝元年，太尉周勃升为右丞相；三年太尉灌婴升为丞相；汉景帝七年太尉周亚夫升为丞相。其表文帝元年谓灌婴为太尉二年、景帝三年谓周亚夫为太尉五年后任丞相是"迁官"。汉武帝建元二年免去太尉一职，元朔五年始建大将军一职，元狩四年始设大司马加官一职。这说明大司马大将军位于丞相之上是从武帝元朔五年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从此相府逐步衰落了。《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云："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椁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因此大司马大将军在丞相之上的排序完全符合武帝时代特征。
　　"郡国士马羽林材"也符合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身份地位，《柏梁台诗》序文言其诗作于元封三年，是符合这一条件的。"郡国士马羽林材"是卫青所作（下句"和抚四夷不易哉"非卫青所作，详后），大司马、大将军只是一人，并非二人。《百官公卿表序》云："（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颜师古注云："冠者，加于其上，共为一官也。"加注者因不知大司马只是大将军的加官，把大司马、大将军分为二人，显然是错的。卫青之诗排在丞相诗之上，是因"大将军"的身份而非"大司马"。《后汉书·袁绍传》汉末封袁绍为太尉，其时曹操自封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唐初李贤等注解释说："太尉位在大将军上，初，武帝以卫青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明帝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材，以为骠骑大将军，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窦宪征匈奴，还迁大将军，在公上，以勋戚者不拘常例焉。"《通典·职官十一》、《通志·职官略五》也有相同的说法。《汉官仪》亦云："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武帝朝任大将军者只有卫青一人，后霍去病被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地位与"大将军等"，《霍去病传》等篇谓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九月。所以在元封年间，不管是大司马还是大将军只有卫青一人。《柏梁台诗》的作注者把本为卫青一人的"大司马"、"大将军"分为二人是错其一，把"大司马"排在"大将军"之前是错其二。这只能说明诗句是原作，"大司马"、"大将军"是后来所加的注文。大司马大将军之诗句位于丞相之上，这是汉武帝时期的特殊情况，这是据《史记》、《汉书》而为《柏梁台诗》加注者所难以想象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其次，"和抚四夷不易哉"所注"大将军"或"大将军卫青"是错的。这说明不仅"卫青"是后来所加注文，而且"大将军"也是后来所加。《柏梁台诗》序文上柏梁台前必须"互相和诗，每人一句"，其中24句诗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与"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这两句不合这一要求。如前所说，按《汉书》之《武帝纪》及《百官公卿表》这时大将军只有卫青一人，大司马是加官。同时任大司马的还有骠骑将军霍去病，但《汉书》之《武帝纪》、《霍去病传》等篇谓霍去病死于元狩六年九月。此后至元封年间再未增添大司马的人数。故武帝元封年间的"大司马"与"大将军"，只能为一人而决不会是两人。作注者不明此理，在"大将军"下加注"卫青"之后，"大司马"下就不知加上何人了，便只好空着。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不能证明《柏梁台诗》是伪作，反而只能证明诗句是货真价实的原作，只是职官与人名都是后来陆续加注而成，首次加注者已不知当时职官所掌职责及汉武帝时代职官排序情况，所以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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