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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梁台诗真伪考辨(1)学毕业论文网(2)

2014-01-23 01:23 　尽管"和抚四夷不易哉"诗的注文"大将军"是错的，但诗句是西汉成帝之前的作品，这从此句的排序可看出来。从文意看，这一句诗应为某一"将军"所作。"和抚四夷不易哉"的下句是御史大夫所作"刀笔之吏臣执之"，将军之诗排在御史大夫之前，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末年汉成帝之前的职官序列情况。《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排序是"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其中"将位"是排在"御史大夫位"之上。而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前四位的排列次序是：丞相（相国、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列将军，"御史大夫"已排在"列将军"之前；另外卫宏《汉旧仪》卷上云"拜御史大夫为丞相……拜左、右、前、后将军为御史大夫……"（21），这是说由御史大夫而晋升为丞相，由左、右、前、后将军而晋升为御史大夫，也可见御史大夫地位在左、右、前、后将军之前。这反映了御史大夫与将军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地位不同。《百官公卿表》序文说"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掌兵及四夷；而御史大夫，虽位上卿，但"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银印青绶"的御史大夫地位明显低于为"金印紫绶"的前后左右将军。直到"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但元寿二年又复为大司空。这种情况说明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佩金印紫绶之前，列将军之位肯定要在御史大夫之前。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和抚四夷不易哉"应为某位"列将军"所作，但把它排在御史大夫所作"刀笔之吏臣执之"之前，反映了西汉末年职官位置的序列情况，这是作伪者绝对难以想到的。所以我们认为"和抚四夷不易哉"是其时的原作，而"大将军"及"卫青"是后来作注者不明武帝时列将军与御史大夫位置序列的情况而误加。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2、《柏梁台诗》加注序文、官职与人名的年代问题
　　笔者认为《柏梁台诗》的序文、官职名及人名都是后来加注而成的，其中序文及职官名的加注时间较早，大概在东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三辅黄图·台榭》中引《三辅旧事》云："（汉武）帝尝置酒其上，诏群臣和诗，能七言诗者乃得上。"《三辅黄图》据陈直先生考证成书于东汉末曹魏初（22），那么《三辅旧事》就至少应是汉代成书的。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排调》引《东方朔传》云："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诗。"《东方朔传》既在南北朝时存在，说明成书年代更在其前。《东方朔传》盖即《汉书·艺文志》杂家中的《东方朔》，班固《艺文志》是依据刘歆《七略》做成，这说明《东方朔传》（《东方朔》）在西汉时就已经成书了（23）。以此可见，至少西汉后期《柏梁台诗》及序文就已流传开了。
　　自顾炎武以来，《柏梁台诗》中序文所说汉武帝元封三年的时间及其诗中官职人名，是诸多学者辨其真伪时寓目的焦点问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以汉武帝元封三年的时间为准提出《柏梁台诗》的伪作问题，主要证据有二：一是梁孝王武不可能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二是其诗中出现的官名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职，皆为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的，"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如前所说，丁福保、逯钦立及陈直依《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及宋本无注《古文苑》，"梁孝王武"只作"梁王"，且每句官名之下并无人名，故丁福保、逯钦立等主张删去职官后的人名以恢复古本旧貌。其实，正如前引罗根泽所指责丁福保所说的，这样做只能解决顾氏所提出的第一个"梁孝王武"的问题，并不能解决顾氏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因即使删除官名之后的人名，武帝太初元年才更名的光禄勋、大鸿胪等职，仍然与武帝元封三年在柏梁台上作诗的时间矛盾。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笔者认为《柏梁台诗》诗句是原作也是原来的排序，序文与职官名是后来传抄者增益而成，而人名的增益时代就更晚了。
　　从上面讨论《柏梁台诗》中"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几句诗的排序和内容可见，这几句诗的确实是西汉时期的作品，而"大司马"与"大将军卫青"是错的，可知不仅人名是后来所加，而官名也应是后来所加而成。其实，这一看法宋人就已经提出来了。宋人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一云："汉《柏梁》诗：平理请谳决嫌疑（原注：廷尉）。修饬舆马待驾来（原注：太仆）。郡国吏功差次之（原注：鸿胪）。"（24）叶大庆所引这几句诗和其他宋代之前所引《柏梁台诗》一样，皆无人名。但不同的是他特别说明这些职官是"原注"，是对的。我们上面据诗句对职官误也证实了这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注文已经不是作者"原注"而是后人加的注。正因为是后人所加的注，所以加注就有两种情况：一种加于诗句之前，如宋敏求《长安志》卷三"柏梁台"条引其诗 （《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与宋本无注《古文苑》卷八引其诗亦同） 云"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大司马曰：……"；职官之后的"曰"有时也可不用，如《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引《东方朔传》云"卫尉：周卫交戟禁不时"。另一种是加在诗句之后，如上引宋人叶大庆所引三句柏梁台诗的注文"廷尉"、"太仆"、"鸿胪"便加在诗句的后面。从上述情况看，不同古籍所引各种异文情况不仅是官名后有无人名的问题，而且这些异文的区别还表现在官名人名所出现的位置不同：有的在诗句之前，有的却在诗句之后；有的在官名（或加人名）后附有"曰"字，有的却没有"曰"字。但不管这些官名人名的异文或位置有什么不同，诗句的文字及排序却是没有多大区别。这种现象说明诗文出现的时间较早，而官名也为后来所加，这从"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及"卫尉：周卫交戟禁不时"这两种形式看得更为清楚。以此看来，顾炎武等学者提出既然是元封三年所作之诗，怎么会有太初元年改官名之后的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职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些职官名称不是当时写下的，而是后来所加，所以诗即便是元封三年所作，而后添加的职官就成了太初元年改官名之后的称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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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柏梁台诗》中或前或后官名注文后的人名，就更是后人的加注了。前引丁福保、陈直等学者认为人名是后人所添加，是对的。笔者认为是宋以后学者的二次加注。因宋代之前的文献引《柏梁台诗》不管是全引还是引其散句，都只见官名而不见人名（25）。钱曾《读书敏求记》及钱熙祚《古文苑校勘记》都曾指出《古文苑》所记《柏梁台诗》旧本只有官位而无人名，人名是《古文苑》注者章樵所增，游国恩肯定其说，并进一步指出人名是据《汉书》之《百官公卿表》及《霍去病传》添加的（26）。而章樵添加人名并不十分认真，造成了一些错误，这些我们下面再谈。

　　四 《柏梁台诗》的作者与其诗写作年代

　　据文献记载柏梁台是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建成，太初元年（前104）被焚，前后仅十一年。元封三年（前108）应是汉武帝与群臣上台作诗时间。其时多数作者可以加以考证。
　　1、柏梁台建成、焚毁及其柏梁台诗写成时间考
　　关于《柏梁台诗》序文内容及其作成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艺文类聚》卷五十六载："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27）《古文苑》卷八说法大同小异。《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引《东方朔传》云："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台。召群臣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28）这几条明确了柏梁台作成时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
　　笔者认为，《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及《古文苑》卷八等书所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做成柏梁台之说是错的。从古文献可知柏梁台建成于元鼎二年，焚毁于太初元年。《三辅黄图》卷五《台榭》载："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春起。……《三辅旧事》云：'以香柏为梁也……太初中台灾。'"《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乙酉，柏梁台灾"。此又见《汉书·夏侯始昌传》。柏梁台建成于元鼎二年还有文物资料的铁证，陈直据《金石屑》卷三"元鼎二年柏梁四九"的砖文，谓此"为宋元丰三年吕大防得于汉故城者。'四九'，系陶工制陶之号数，与近年汉城所出瓦片题字，体例正同"（29）。以此来看，《汉书》与东汉末魏晋初的《三辅黄图》（30）谓柏梁台做成于武帝元鼎二年之说是对的（31）。

　　从上可知，柏梁台从建成到被焚的时间，大致可以估计在元鼎二年与太初元年之间的十一年间。传世文献记述元封三年汉武帝诏群臣上柏梁台做七言诗也正在这期间，元封三年应是汉武帝与群臣做《柏梁台诗》之时，而非柏梁台始建成之时。
　　2、《柏梁台诗》的作者情况考察
　　从前分析可知，《柏梁台诗》联句诗有的是第一次加注就产生了错误的基因：如前所说，第三句"郡国士马羽林材"下注"大司马"是不对的，应为"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第五句"和抚四夷不易哉"下注"大将军卫青"也是不对的，应为某位"列将军"（32）。
　　陈直曾把《柏梁台诗》中所添加的人名分了三种情况：（1）陈直谓《柏梁台诗》所添注人名"合于元丰（按："元丰"为"元封"之误）三年标准者，有倪宽、徐自为、杜周、公孙贺、王温舒、减（咸）宣六人"，依《汉书·百官公卿表》来看，此说是对的。（2）陈直以为《柏梁台诗》中所见周建德、刘安国、路博德、张成、中尉豹、李成信六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虽"皆不注迁调或罢免年数"，然"亦不能确实指出添注人名之非"。笔者考察《百官公卿表》，此六人除周建德、张成、李成信如上所述有误之外，其余三人可确定他们在元封三年的任职与其诗做成时间并无矛盾。（3）陈直认为《柏梁台诗》只有石庆与壶充国是"添注人名之谬误"，因石庆元封五年"始为丞相"，而"壶充国太初元年始为大鸿胪"（33）。
　　方祖··认为章樵作注有七条错误：为职官加注的周建德、刘安国、壶充国、张成、盛宣、李成信、陈掌都是错的，加上梁孝王武以及"京兆尹"未注"李信成"的错误，共有九条（34）。
　　笔者经考察认为，《柏梁台诗》各作者名是后来章樵二次增注人名而成的，增注有不少错误。首先，章氏在原注"执金吾"下加注"中尉豹"是不对的，不知二者是同一官名，汉武帝太初元年才改"中尉"为"执金吾"的，两个官名完全重复。在章樵增注人名中，完全错误的有今通行本《古文苑》卷八所引《柏梁台诗》后注"梁孝王武"、"太常周建德"、"右扶风李成信"、"大司农张成"以及抄写时的笔误"左冯翊盛宣"。（1）正如顾炎武所说，梁孝王武活动年代甚早，不可能晚到汉武帝时代，这是章樵注《古文苑》时增益造成的失误。宋以前的文献引《柏梁台诗》皆注"梁王"，陈直谓"以时代考之，则当为梁王襄"（35），是对的。（2）章樵二次注在"太常"下注"周建德"是不对的。《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云："平曲侯周建德为太常；阳平侯杜相为太常五年，坐擅繇大乐令而论。"依《百官公卿表》体例，元鼎五年周建德初为太常，不久改杜相为太常，杜相任太常五年即到元封三年，可知元封三年任太常者应为杜相而非周建德。（3）章樵二次注在"大司农"下增添了"张成"，此误。《百官公卿表》元鼎六年谓"大农令张成"，然而按《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元鼎五年南粤反，六年秋，"是时汉使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不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以此看张成死于元鼎六年到元封元年之间，大司农张成是不会在元封三年作诗上柏梁台的。（4）章氏二次注在"右扶风"下注"李成信"亦误。《百官公卿表》元鼎四年栏谓"右内史李信成"，元封四年王温舒为右内史，右内史太初元年改为京兆尹，右扶风是从主爵都尉改称的，故"右扶风"下注"李成信"不仅名字写颠倒了，而且官职也搞错了，李信成应注在"京兆尹"的官名之下。另外，"左冯翊"下章注"盛宣"应为笔误。《百官公卿表》元封元年及《酷吏传》作"咸宣"，《史记·酷吏列传》作" 减 宣"，可知"盛宣"是"咸宣"的笔误。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陈直与方祖··所指责的添注人名的错误中，因壶充国是共同指责的一条，加在一起则多达十条。但笔者认为这些指责有对有错。添注全错如上所说只有"梁孝王武"、"太常周建德"、"大司农张成"、"右扶风李成信"四条，"左冯翊盛宣"的"盛"是笔误，京兆尹与右扶风是有连带关系的，实为一条。其余四条添注或是对的，或可存疑但不能确定添注之误。（1）《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明确说"九月辛巳，丞相周下狱死。丙辰，御史大夫石庆为丞相"，其说也见《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太初二年表说"正月戊寅丞相庆薨"。石庆从元鼎五年至太初二年任丞相十年，元封三年正在其间。陈直说石庆元封五年始为丞相完全错误。（2）陈直、方祖 指责"大鸿胪"注"壶充国"为错，是不对的。大鸿胪壶充国见《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云"宜加'大行令更名'五字于（大鸿胪壶充国）前"。依此说，壶充国在太初元年任大鸿胪只是大行令的更名，并非初任。实际上《百官公卿表》元鼎二年言"中郎将张骞为大行令，三年卒"（36），然自元鼎五年张骞卒后并无他人任大行令。大概壶充国从张骞卒后便任大行令，至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3）"宗正"章氏再注作"刘安国"，此说难定其非。《百官公卿表》元鼎四年十一栏云："宗正刘安国为大农令客。"此条似难读懂。王先谦《汉书补注》云："'为'字衍，官本无。"而方祖 "怀疑'客'字为衍文"（37）。王先谦、方祖··都主张此句有衍文，但王先谦有证据，方祖··无证据，应是王氏是而方氏非。依王先谦之说，此句应读作"宗正刘安国；大农令客"，可知"客"是人名。《百官公卿表》中"宗正"与"大农令"皆排在十一栏，说明二者官阶相等，所以并列在一起。从元鼎四年到元封三年未见其他人任宗正，刘安国在元封三年仍为宗正还是有可能的。（4）"詹事"章樵再注作"陈掌"，方祖 认为此说"也不大可靠"，原因是"章注这条是依据《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詹事陈掌'而来"，"卫子夫是在武帝元朔元年尊为皇后。据此，少儿改嫁詹事陈掌当也在这年。而元朔元年，下距元封三年作诗之时，远隔二十年。这时，陈掌是否还在做'詹事'这个官，很成问题"（38）。笔者认为此条虽可怀疑，但不足以否定。少儿是卫皇后二姐，君孺是卫皇后大姐，君孺为太仆公孙贺之妻，而据《百官公卿表》公孙贺从建元六年任太仆到太初二年升迁丞相，任太仆一职达三十三年。皇亲国戚久任一职，恐不足为怪。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柏梁台诗》中还有一些不知姓名者，如典属国、大匠、太官令、上林令。还有"郭舍人"也是只知其姓与身份，不知其名。据《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引《柏梁台诗》序文中"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的条件，绝大多数职官作者合乎这一条件。从大司马大将军到大匠大多数作者，依《汉书·百官公卿表》皆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但是太官令、上林令、郭舍人、东方朔，并非二千石官员，上林令、太官令属少府，依《后汉书·百官志三》皆为六百石官员。这四人的与会，可能是由于特殊原因。上林令与会盖因柏梁台是在上林苑中，属上林令所管辖，故主管不能不与会。太官令能上柏梁台盖与其主管膳食有关，《百官公卿表》颜注云"太官主膳食"，朝廷朝贺宴会时"太官上食，赐群臣酒食"（39），太官令盖因此与会。
　　3、 从《柏梁台诗》内容看其诗的时代特征
　　我们认为从《柏梁台诗》的内容也可看出它的时代特征。（1）陈直先生曾以《柏梁台诗》中大鸿胪诗句"郡国吏功差次之"与大官令诗句"枇杷橘栗桃李梅"职责管辖范围的变化，指出其诗与其职是作伪者不能有这些创见的（40）。（2）据《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记，郭舍人为武帝所幸，"发言陈词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滑稽列传》褚氏补记与《汉书·东方朔传》言东方朔亦诙谐好乐，博士诸先生群起"共难之"，然舌战群儒，"博闻辩智"，为武帝所喜，所以常在武帝左右。郭舍人之诗"啮妃女唇甘如饴"，东方朔之诗"迫窘诘屈几穷哉"，也都合乎二人性格及身份特点。（3）《柏梁台诗》众官述职中只有丞相与将军是诉其职的辛苦艰难："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如前已说，"大将军"其实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列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之误。如果将军陈述"和抚四夷"的艰难不易还是可以理解的，汉武帝好大喜功，西北战火连绵，将军"和抚"往往是以战胜对方为前提的，而战胜对方取得胜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可见"和抚四夷"的过程确实是艰难不易的。但丞相说"总领天下诚难治"，结合汉武帝时代的在位丞相的情况才能充分理解。前已说过，武帝元封年间的丞相在位的只有石庆。石庆任丞相虽以善终，但艰难不易。在汉武帝时，先后有李蔡、严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等五位丞相自杀或被杀。从公孙弘寿终相位后到石庆接任丞相的十二年间，李蔡、严青翟有罪自杀，赵周有罪下狱而死。因此丞相之职被视为危途险地，相府亦衰落不堪。石庆任相期间，"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庆，庆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多万及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流离失所，石庆上书自责，引咎辞职（同上）。在这种情况下任丞相的石庆，在柏梁台上做诗说"总领天下诚难治"，不仅很符合他的人物性格，同时与其时丞相之职危机四伏的处境也十分相符，应是时代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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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柏梁台诗》真伪问题解决了，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凸现出来了。其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七言古诗，其次它的出现创立了联句诗体的形式。过去由于《柏梁台诗》的真伪问题纠缠不清，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今天我们探清了它的真伪问题，那么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就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了。（收稿日期：2005年4月26日）

注释：
1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一《柏梁台诗》，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46-747页。
2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第一集《全汉诗》，中华书局1959年版。
3陈直《汉诗真伪问题》，见《文史考古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9页。
4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见《古代文学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0页。
5逯钦立《汉诗别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年。
6方祖··《汉武帝柏梁台诗考》，见《方祖··全集》第7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4页。
7罗根泽《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见《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8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2-379页。
9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初版为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63页，第206-207页；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39页脚注①。
10肯定其诗为真的学者，所举最主要的证据是认为其诗最早见之于西汉末年已成书的《东方朔别传》，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更为坚实的证据。
11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景印。
12王力《汉语音韵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3周祖谟《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见《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14王力《汉语语音史》，第159-161页。
15逯钦立《汉诗别录》。
16陈直《汉诗真伪问题》，见《文史考古论集》，第59页。
17马云鹏辑《金石索》金文卷六，上海文新书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18刘体智辑《小校经阁金文拓片》卷十五，石印本，1935年。
19刘体智辑《善斋吉金录》卷二，石印本，1934年。
20陈直《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见《文史考古论集》，第96页。
21纪昀等辑《汉官旧仪》，见周天游《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页。
2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序言》。
23逯钦立先生认为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排调》所引《东方朔传》即《东方朔别传》，而且认为班固《汉书·东方朔传》引述不少，说明《东方朔别传》成书时代应在西汉末之前。参看逯钦立《汉诗别录》。
24叶大庆《考古质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5如《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宋敏求《长安志》卷三"柏梁台"引《汉武帝集》及丁福保《全汉诗》卷一引宋本无注《古文苑》所引《柏梁台诗》。上二者皆全引《柏梁台诗》。还有一些引一二句的:如《初学记》卷十二《职官部》"御史大夫"条引《汉武帝集》云"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又引《柏梁诗》云"光禄勋曰:总领从官柏梁台"，"卫尉曰:周卫交戟禁不时";《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引《东方朔传》云"卫尉:周卫交戟禁不时"，"太仆曰:牧［修］拭［饰］舆马待警来"，卷九百六十六引诗云"太官令曰: 梨橘栗桃李梅";程大昌《雍录》卷三《柏梁台》条述其诗云"如丞相则曰:总领天下诚难哉!大司农则曰:陈粟万石扬以箕";前述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一引有廷尉、太仆、鸿胪三句诗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26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364页。
27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8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3年版
29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页。
30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序言》。
31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宫室》谓其台做成于元鼎元年，则与《汉书》、《三秦记》及《三辅黄图》等书所说元鼎二年春相近并相接，盖一为始建之时，一为筑成之时，不必苛求一致。。
32《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第四栏为"列将军"，《百官公卿表·序》中说列将军有"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看，汉武帝元朔六年始建中将军及左右前后将军。
33陈直《汉诗真伪问题》，见《文史考古论集》，第58-59页。
34方祖??《汉武帝柏梁台诗考》，见《方祖??全集》第7册，第51-54页。
35陈直《汉诗真伪问题》，见《文史考古论集》，第57页。
36《汉书·张骞传》说张骞任大行令后"岁余卒"，为异说，可并存。
37陈直《汉诗真伪问题》，见《文史考古论集》，第51页。
38方祖??《汉武帝柏梁台诗考》。
39《后汉书·礼仪志中》。
40陈直《汉诗真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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