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邑赋的历史贡献与生命力(1)学毕业论文(2)

　　都邑赋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枝奇葩，可算出现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学，它固然以其自身特有的艺术美，获得广大读者，同时还以其芳泽沾溉其他文学艺术品种。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词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文学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朝时诗取代赋居于中心地位。唐代前期，国势强盛，未能产生如汉代的京都大赋，但诗为了表现盛唐气象，却从汉赋所体现的炎汉气象中受到启发。唐代写京都的长篇歌行，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汉赋的继承与移植，因而有“赋体歌行”之称。骆宾王的《帝京篇》、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便是其中代表。《帝京篇》开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旨意与班固等人的京都大赋完全一致。真是“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灿夺目”。清徐增《而庵说唐诗》云：“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所列举的用铺叙串合方式展开种种繁华景物，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闻一多说：“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合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四杰》）指明了卢骆的长歌对赋体的吸收。唐诗如此，而到了宋代，写都市的词，如柳永《望海潮》咏杭州，王安石《桂枝香》咏金陵，也同样吸收都邑赋的营养，借鉴都邑赋的写法。

　　在各种文体中，赋以描写见长。并且往往不是一般的三言两语，而是“铺陈描写”。面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让诗去描写，不免显得呆板笨拙，缺少诗意诗韵的婉转流动，而赋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卷二）的布局和写法，正是适合于对付“纷纭挥霍，情难为状”（陆机《文赋》）的局面。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熙载《赋概》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非常精要地讲出了赋体的长处所在。传统的五七言诗侧重于表达社会生活在人情感上的反映，它基本上是线性的推进，面对“情事杂沓”，“千态万状，层见叠出”的情事或对象，诗难以发挥所长，长于铺叙的赋，却能“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毫无滞碍，酣畅淋漓地全部见于笔端。京都巨邑“千态万状”，以之作题材，也就只有赋这一体裁最为相宜了。都邑赋作为与都市最为契合的文学样式，跟单纯朴实的农村之宜于诗歌正好对应。

　　朱光潜曾指出：“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诗论》第十一章）也是强调赋的铺陈描写特征。今天，读周邦彦的《汴都赋》，或许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而古代则有据赋进行绘画的，《世说新语·巧艺》篇载戴安道有《南都赋图》；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史文敬有《张平子西京赋图》。可见，赋在展现空间景物上，颇具直观性铺陈性的特点，其“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之长，有诗歌等文体所不及。

　　文学史上众多文体历来是互补共生的。某些方面近似于自然界诸物种的并存。一种文体有它独特的长处，就没有理由默默消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众多文体，今天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其中有些文体，虽已一度沉寂，但不排斥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还会出现复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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