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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是与诗文并列的主要文体之一,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自上世纪初,它不仅在创作上受到冷落,极少有人从事,而且在研究上也被忽视。然而自《光明日报》连续刊载“百城赋”以来,美文联翩而出,世人称赏,可见赋体经历一段伏流以后,又在华夏大地喷涌而出了。因而赋体,即使是曾与封建政治有密切关系的都邑赋,它在历史上的是非,以及它的生命力,还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京都大赋起于汉代。先有扬雄的《蜀都赋》,夸赞其乡土,继有班固的《两都赋》为此一文类树立了典范。嗣后,张衡模拟班固写了《二京赋》。到晋代左思历时三十余年,写成万言以上的《三都赋》,成为赋中巨制。《三都赋》虽然是京都大赋带殿后性的辉煌,但其后都邑赋仍然以较短的篇幅,相对省净的形式,绵延不绝(明代大赋仍多)。直到清末,还有程先甲以《金陵赋》著名。
京邑赋,尤其是历代京都大赋,有很强的政治性,它一般都在国家统一稳定时出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藉对宫殿壮丽、财阜民康、仪礼完备的描写,宣扬朝廷的功业与威德,起到使四方向慕,人心归顺,加强国家统一安定的作用。班固写《两都赋》,背景是东汉王朝建立后,“京师(东都洛阳)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西都长安)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阳之议”(《两京赋序》),于是班固乃作赋,批评西都的奢侈,赞扬东都的法度,为东都作为稳定的政治中心,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左思的《三都赋》作于晋统一之后,这时需要有大著作来宣扬作为国家安定统一象征的京都,以京都位居中心,覆盖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鼓舞人心。左思在赋中,代表方隅的西蜀公子、东吴王孙夸赞蜀吴两地,而代表统一的魏国先生发表宏论,陈述魏都优越,指出:“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于是吴、蜀二家为之折服。从而表现了人们对于三国归一的认同,这正适合西晋初年的政治需要。《三都赋》之引起轰动效应,其主要原因,亦即在此。京邑赋对于京都的盛夸,使京都优出于其他城市之上,而手法是以宾衬主,即使对处于宾位的城市,也是以侈丽宏衍之笔,展现其繁盛阔大,因而总体来讲,仍然是“极众人之所眩曜”,显示出国家之广大,包含之无所不有。京邑赋除写帝京、陪都外,历代还有许多写地方州郡城市乃至边疆城邑的。如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曹魏时刘劭的《赵都赋》、唐代张嵩的《云中古城赋》、明代黄佐的《粤会赋》、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徐杜的《郑州揽胜赋》、清末程先甲的《金陵赋》。这些,或出于对家乡风土的热爱,或出于对异地风光的惊异,也是以生花妙笔,写京都以外州邑胜概。如扬雄《蜀都赋》不仅写山川的险峻,矿物的丰富,动植的繁多,灌溉的发达,闾阎的密集、纺织的精致,等等,甚至还写到了川菜的香美,读之对蜀中的环境和生活,无限向往。丘浚的《南溟奇甸赋》则写了海南岛风物的奇特。
京邑赋围绕京都和地方名城重镇,从历史到现实,展开多方面铺写,内容往往包括历史沿革、地理形胜、郊甸环境、都市规模、楼台建筑、动植物产、工商贸易、闾阎风情、宗教礼仪,等等,实为一城一市的综合介绍与礼赞。这在古代,大大增长了人们的知识,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具有很大的认识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与资料作用。如张衡《二京赋》除以上提到的一些方面外,还写到西京平乐馆中的杂技魔术表演有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走绳、幻术、驯兽、马戏,等等,成为中国杂技史的珍贵资料。《二京赋》还写到国际交往,成为外交史上的重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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