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与唐诗文学价值(1)学毕(2)
2014-01-30 02:35
导读：杜甫的诗歌，把世事乱后小人喧喧当道以及自伤贤人君子隐居避人的身世感慨，用比兴与对照抒写出来，在比兴怨刺中对良莠颠倒的现实给予批判。其他作
杜甫的诗歌，把世事乱后小人喧喧当道以及自伤贤人君子隐居避人的身世感慨，用比兴与对照抒写出来，在比兴怨刺中对良莠颠倒的现实给予批判。其他作品如《种莴苣》、《牵牛织女》、《江月》、《古柏行》、《虎牙行》、《锦树行》等，都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风雅比兴怨刺精神直接相关[5]138。而其最著名的一些代表作品，如《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正如元稹所说，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和“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吟讽当时之事”[6]的典型代表，也是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风雅怨刺精神之中的。
再如韩愈。在中唐经学复兴语境中，韩愈是一个通经致用的特殊人物，《新唐书》载他“尽能通《六经》”，其《答崔立之书》喊出了“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的口号。韩愈与《毛诗》关系可举两个例子：一是与《毛诗》专家施士丐关系特殊，一为四门博士，一为太学博士，二人为国子监同僚，为施盖棺定论的墓铭即由韩愈所作，其《施先生墓铭》[7]1552反映出施士丐治《毛诗》威望之高和名气之大。另据记载，施士丐所讲说的《毛诗》章句，正如《唐语林校证》卷二说：“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罘罳’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敡、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又说《甘棠》之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8]在经学阐释方面不无见解，韩愈说他“明毛、郑《诗》”自然包含着一定的敬仰成分。二是韩愈《上宰相书》引《小雅·菁菁者莪》时[7]卷1238，用了200余字解释《菁菁者莪》，可谓其经学再阐释，若比之施士丐说《毛诗》，一点也不逊色。可见韩愈对《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熟悉和深入。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韩愈曾把《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风雅”精神用作反对夷乐新声的武器，《上已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7]1543，实质上是用“风雅古辞”来排斥流行于当时艺坛的夷狄新声，这与他的文学复古理论紧密相关。《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风雅”概念是一个包容了美刺精神的复杂概念，面对“时当惨黩”、社会不公和遭受谗陷时，韩愈接受并运用“风雅”中的“怨刺”精神，其《为分司郎官上郑余庆尚书相公启》说“《鸠》平均，歌于《国风》；从事独贤，《雅》以怨刺”[7]1782。韩愈曾按照《唐六典》而索“功德使”，得罪宦官，分司东都，《上郑尚书相公》在此背景下，先用《曹风·鸠》的经学阐释义“喻人君之德，当均一于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鸠”[1]卷7之7：476来批判政治的不公平，又用《小雅·北山》的经学阐释义来表达“《雅》以怨刺”的现实批判。其接受《风雅》的“怨刺”精神在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韩愈诗歌中，不少作品接受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怨刺”传统而转化为现实批判精神，如《古风》、《归彭城》、《利剑》、《射训狐》、《东方半明》、《猛虎行》等，怨愤情绪的强烈，批判锋芒的锐利，无不植根于《风》、《雅》的“怨刺”精神之中。《古风》[9]卷1：24诗云：
今日曷不乐?幸时不用兵。无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好我衣服，甘我饮食。无念百年，聊乐一日。
这首诗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哀刑政之苛”的怨刺主旨。首四句先正言若反，以诘问说眼下没有兵灾祸乱，民生为何不乐?意谓和平环境民生当乐；后用让步句说即使兵乱以后老百姓尚能生存下去。首四句显然是说兵乱尚未把百姓逼到绝境。接下四句采用比拟，表达赋税苛政猛于战争之意。而行文化用了《魏风·硕鼠》“莫我肯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等语汇来描述老百姓被沉重的赋税苛政所困，欲逃而又无所逃的艰难绝境，怨刺之深无异《硕鼠》。最后四句既抒写善良的理想愿望，又以反讽来表达更加沉痛的批判。诗人用第一人称来传达百姓心声，渴望有好衣服、甘饮食的生活，而且并不奢望一辈子有这样的生活，只翘盼能过上一天这样的好日子。最低的善良愿望相对于最沉重的赋税苛政来说，无疑只是转瞬即逝的破灭泡影，对照结构的反讽张力中流露出长歌之哀深于痛哭的哀怨情绪和批判主旨。这样的艺术构思和表达，无疑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时当惨黩，怨刺形于咏歌”精神一脉相承，胡谓所说“辞弥婉而意弥痛，《山枢》、《苌楚》之遗音也”[9]卷1：25-26的评价，确为有识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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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谢自然诗》、《汴州乱二首》、《苦寒》、《永贞行》、《三星行》、《病鸱》、《华山女》等，其批判现实的精神都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风雅怨刺有直接关联。韩愈诗歌的批判现实精神源于“风雅”，在此基础之上他吸收其他文学优良传统而“创立了不平则鸣之说”[10]，又超越了传统的“风雅”。
三
唐代抒情诗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是比兴，许多诗人都把比兴作为重要的文学追求或艺术标准，其创作往往在必要的时候自觉运用比兴艺术来抒发自己的感受体验，也用比兴艺术来衡量别人的诗歌创作。唐代诗人用比兴艺术来抒发多方面社会生活与自我心灵的感受体验，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写男女相思、相怨、追求、失落的抒情诗，一是咏物言志的抒情诗。
第一个类型的抒情诗艺术往往跟《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紧密关联。《毛诗》经学阐释多用比兴阐释男女关系，如《邶风·谷风》、《周南·关雎》、《陈风·衡门》和《小雅·伐柯》等，形成了以夫妇譬君臣的阐释策略。这对唐人影响不可小视，在严肃的科场上，有人把这种阐释策略转换来表达明君求贤臣之义，如皇甫琼《对》：“‘忧在进贤’，道叶《采苓》之化；‘恩无不逮’，德合《樛木》之风。”[11]其对策之文用《毛诗》篇名及经、《序》等来组织自己的表达，用例集中且典型，尤可注意的是，《关雎》序“忧在进贤”与《樛木》序“恩下逮”已被皇甫琼理解为以男女譬明君贤臣的象征意义，《毛诗》经学阐释的意义已被转换为创作表达的意义。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唐代诗人接受了《毛诗》经学阐释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意义，白居易的《新乐府·太行路》写妇女色衰被弃的哀怨，小序明确地说主旨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诗中也把怨刺君臣之间“朝承恩，暮赐死”的底蕴通过女子色衰即被弃的身世直白地托出。由于人间夫妻与近代君臣的遭遇在艺术上同形同构，借夫妇以讽君臣的表达艺术才能从《毛诗》经学阐释策略转换为创作的表现艺术，尽管白居易《太行路》的比兴象征艺术十分浅显直露，在主文谲谏方面尚不完美，但其创作旨意却是植根在《毛诗》经学阐释的“男女君臣”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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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男女比君臣”艺术来较圆融地表现自我心灵追求与苦闷的唐代抒情诗，李白、李商隐可为代表。他们强烈追求君臣遇合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展示辅弼君主匡济天下的大志，而现实社会却往往不给他们提供君臣相遇的机会，使其大鹏展翅的宏图无由实现，心态往往处于追求与失落的二难尴尬境地，其心灵中的追求、相思、苦闷、失落、哀怨情绪要通过诗歌艺术抒发出来时，以男女譬君臣的艺术传统便成为他们创作的选择。李商隐《无题诗》隐喻的底蕴较为隐晦，而其所采用的比兴象征艺术却与《毛诗》经学阐释的“男女比君臣”策略紧密相关，李商隐自己就说过“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力均声同，德邻义比”[12]。朱自清说：“艳情之作以男女比主臣，所谓遇不遇之感。中唐如张籍《节妇吟》，王建《新嫁娘》，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都是众口传诵的。而晚唐李商隐‘无题’诸篇，更为煊赫，只可惜喻义不尽可明罢了。”[13]这些诗论表明，李商隐《无题诗》的抒情艺术渊源于《毛诗》经学阐释的“以男女比君臣”阐释策略，并因艺术才华与切身体验的生动融会而获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喜爱。李白则把“以男女喻君臣”的抒情艺术推进到相当完满的境界，如《感兴六首》之五[2]卷183：186，诗云：
西国有美女，结楼青云端。蛾眉艳晓月，一笑倾城欢。高节不可夺，炯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为人所观。安得配君子，共乘双飞鸾。
又如《长相思》[2]卷162：1684—1685：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溟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这两首诗整体构思不出《毛诗》经学阐释“男女譬君臣”策略所转换的创作方法，其君臣相遇的心灵独白被男女相思、相求、相怨的意象构思抒发了出来。《感兴六首》之五带有《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明显渊源，《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郑笺：“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以其宜荐硕人，与在王位。”[1]卷2之2：165李白诗的“西国有美女”即与“西方美人”形神莫二。《感兴》诗“配君子”亦与《毛诗序》“《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神髓一脉相承。萧士贇所说其“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与共禄位也”[14]卷24：1389，不无道理。《长相思》更是把“男女譬君臣”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诗歌抒写一种相思、相求、相怨的心灵曲折，更富有追求与失落所构成的情感张力，隐含在整体诗歌意境中的深沉心灵独白欲露而不显，象外而有象。故《唐宋诗醇》给予了很高评价：“不胜沦落之感。《卫风》(案：当为《邶风·简兮》)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楚辞》曰：恐美人之迟暮。贤者穷于不遇，而不敢忘君，斯忠厚之旨也。辞清意婉，妙于言情。”[14]卷3：245李白诗以天才浪漫、飘逸奔放著称，而他上述杰出的抒情诗，却是在虚构的男女相思、相求、相怨的浪漫故事中，向读者述说着自己的人生遭遇，倾吐着心灵世界哀怨不尽的苦闷，编织着自我命运的象征画面，尽管这一类诗依然不乏浪漫的想象力和美人云端的飘逸倩影，但其诗歌意境中浓郁的现实意味和痛苦的心灵煎熬，却使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灵魂的悲剧和审美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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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不少优秀的唐人诗篇，如张九龄《感 遇十二首》的汉上寻求游女，《望月怀远》中月光下的思念美人，孟浩然《万山潭作》月光下幻想的游女，杜甫《佳人》中日暮依修竹的绝代佳人，韩愈《送区弘南归》中的窈窕处子王妃，孟郊《出门行》中的云端美人，贯休《善哉行》中婉如清扬的美人等，构成了男女相求、美人相思的象征画廊，展示着诗人们想象力世界中男女相求、相思、相怨的万种风情，而这些风情画面的底蕴无不是植根于《毛诗》经学阐释土壤中诗人体验君臣遇合的艺术象征。这一类诗歌的比兴象征艺术手法跟叙事抒情、营造意境的其他艺术手法一样，也是把唐诗推向辉煌璀灿的艺术顶峰的重要手法，没有这种艺术，唐诗的辉煌就会减掉一分光彩，于此可见《毛诗》经学阐释“男女譬君臣”阐释策略转换为唐诗创作比兴象征艺术的重大价值。
第二个类型是抒情言志的咏物诗。《毛诗》中的草木鸟兽虫鱼等，都被经学阐释赋予了特定的“义”，而这些事物的意义被阐释出来，主要依靠“兴”的方法。发展到唐代，在文学领域里，人们对比、兴的认识尽管主要源于经学阐释，但却完全转换到文学创作指导思想层面上来加以讨论了，产生了不少相关概念，如比兴、兴寄、兴讽、托讽、兴寓、寄兴等，这既是当下诗歌创作的理论概括，又是创作的理论指导。在这些创作理论指导下，唐代诗人创作了许多抒情言志的咏物诗，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如陈子昂《喜马参军相过醉歌并序》讲的就是抒发自己的幽郁孤愤可以采用“比兴”手法，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提出“兴寄”，《修竹篇》则以环境描写渲染，以修竹形象寄托自己的人格追求。又如白居易《禽虫十二章并序》从理论上认为“诗义始于《关雎》《鹊巢》”，须借助于比兴方法，如《禽虫十二章》第五章[2]卷460：5245，白居易自注“有所感也”，其感触的意绪被寄寓在所咏事物之中，所咏的是美丽富贵的鹓鸾和丑陋低贱的乌鸦这两种地位悬殊的鸟儿，一旦被关闭在深笼里，它们的命运就同样不自由了，诗歌所叙写的鸟类命运从整体上比兴象征着诗人身边人物的命运。唐代咏物诗中这类比体诗不乏杰出作品，如骆宾王《在狱咏蝉》，抒情言志的方法和目的就是借蝉的高洁却命途多舛来比兴象征自我的高洁人格和不幸命运，并希望以这种“情沿物应”的比兴艺术创作，让人知道自己寄寓在诗歌中的旨意，此诗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咏物名篇，是因为比兴艺术的圆融浑成，蝉与人、物与我在诗中浑然一体，咏物与抒情言志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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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鸣雁》[2]卷338：3786则是明显带有《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影响痕迹的一首比体咏物诗，尽管有人认为其艺术性不及上首作品，但却可以看作《毛诗》经学阐释策略如何被转换为唐诗创作方法的一个范例，姑引其诗如下：
嗷嗷鸣雁鸣且飞，穷秋南去春北归。去寒就暖识所依，天长地阔栖息稀。风霜酸苦稻梁微，毛羽摧落身不肥。裴回反顾群侣违，哀鸣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阔朝云多，草长沙软无网罗，闲飞静集鸣相和。违忧怀惠性匪他，凌风一举君谓何。
樊汝霖曰：“此诗兴也。”[9]卷1：109首句“嗷嗷鸣雁鸣且飞”出自《小雅·鸿雁》第三章“鸿雁于飞，哀鸣嗸嗸”，《传》曰：“未得所安集则嗸嗸然。”[1]卷11之1：663韩愈《鸣雁》诗前半部分“天长地阔栖息稀”、“哀鸣欲下洲渚非”，表现鸿雁南来北去无所归依的嗷嗷哀鸣，也是诗人自身命运尚未找到理想归宿的苦闷情怀象征。由此，韩愈此诗赋予哀鸿以人格的比兴艺术是渊源于《毛诗》经学阐释的用“兴”阐释策略的，却又根据文学创作需要和自我抒情言志的当下体验把这种阐释策略转换为一种创作艺术，创作出一首借咏物而咏叹自我命运与人生渴望的抒情诗。
综上所述，唐诗在主导的人文精神、批判现实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艺术等方面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复杂庞大体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铸造了品格昂扬健康、充满人文情怀、现实精神和抒情艺术再创辉煌的诗歌成就。由此，我们说以《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为代表的儒家诗教对唐诗的影响具有重要而又健康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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