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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学自觉”辨(1)学毕业论文网(2)

2014-02-06 01:17
导读:因此,若论诗歌缺乏情感动人的自觉意识,以《诗经》论说则可,而以楚辞讲论则恐难服众。因为从《山鬼》《湘夫人》等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在“岁既晏
    因此,若论诗歌缺乏情感动人的自觉意识,以《诗经》论说则可,而以楚辞讲论则恐难服众。因为从《山鬼》《湘夫人》等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在“岁既晏兮孰华予”、“思公子兮徒离忧”、“思公子兮未敢言”等类诗句中,确实让我们很难否认屈原作品中,乃至司马相如的汉赋之中,早已具有“欲以情感动人的自觉意识”。
    楚辞之后,南方诗歌的欲以形象反映现实,并以情感动人意识其实并未中断。这一点从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的流传即可明了。除此以外,即便是在经学繁荣的两汉时期,无论诗赋,无论官方或是民间,抒情的、给人以感动的文学作品一直在创作生产。在某种程度上,魏晋以前的文学一直在试图挣脱政治教化的束缚,还文学以本来面目。屈原的楚辞、秦汉时期的乐府诗、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东汉张衡蔡邕等人创作的抒情小赋,均有如此表现。以司马相如的汉赋为例,现在看来其创作其实早就是“诗赋欲丽”的了。
    司马相如用心于文学,故在其汉赋中多见夸张的文笔和华丽的辞藻。章培恒等人点评司马相如作品时,总结说道: “无论在词汇方面,还是句型方面,简单的成分都已被摒除,表现了对文学的修辞效果的前所未有的努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司马相如的文学努力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呢?从取媚皇帝的角度看,显然司马相如是有意识这么干的。因为这样的写作不仅令君王愉悦,也让作者自己在运辞逞文的同时,心中满是欢喜。然其“劝百讽一”的尾巴,又表明在儒术一统的时代里,司马相如在文章末尾势必要摆出符合儒家诗教的姿态。
    由此可见,从诗歌的发展历史看,情感动人的文学创作一直都客观存在。只是由于儒家诗教灰尘的存在,有意识地遮蔽了诗歌的真实情感。那么,有无可能魏晋以前的文学也有一种文学观念存在,然而证据的缺失不仅令我们无法肯定文学的“自觉”,同样也无法确认魏晋以前文学的“自发”。由此得出结论,魏晋以前的文学,在实际创作中始终存在着文学自觉。既然楚辞、汉赋中的“虚辞滥说”早已显露出文学自觉的表徵,那么所谓司马迁、司马相如归于讽谏的解释或结论,实则是适应儒家诗教思想一统的变通办法而已。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自觉”的创作事实酝酿发展至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在某个特定的时机得到承认和提出,而这个时机得以出现就是因为魏晋以来儒家诗教传统的逐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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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理论口号本身即是根据创作实际总结而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因此,曹丕是“文学自觉”口号的提出者,而非文学自觉创作的急先锋。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事实上是针对两汉以来的创作实践而得到的结论,而他之所以敢于明确说出,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本人的皇帝、皇族身份,使他言语少了许多忌讳与羁绊。
    汉代乐府民歌发展到魏晋、曹操、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又形成了诸如曹操《短歌行》、曹丕《燕歌行》、曹植《野田黄雀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虽然这些作品仍然沿用汉乐府篇名,但是内容却是源于文人自己创作的、仿民歌形式的抒情诗歌。因此,从先秦、两汉至魏晋诗赋两方面的创作事实,我们知道“诗赋抒情”、“诗赋欲丽”的观念早在曹丕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民间和正统文人之间了,大量文人抒情、动人作品的出现即为明证。只不过,作为一种“文学自觉”的口号提出,只能由最高统治者才有胆量和魄力完成,所以尽管按鲁迅等人的说法,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从曹丕“诗赋欲丽”的口号开始,然而事实上,我的观点却是中国文学的自觉并不从曹丕开始,而是早在秦汉就已经开始了,曹丕只是完成了“口号”提出的任务而已。其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只因为他作为皇族、皇帝的特殊身份,又由于他将前人不敢明确肯定的“文学独立”作为宣言的形式提了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曹丕《典论·论文》所提出“诗赋欲丽”的思想观念的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此,我们发现一个尤为引人注意的现象。虽然陆机也说过“诗缘情而绮靡”,但是明确提出文学自觉口号的人,其身份均为国君皇族。曹丕如此,萧绎和萧纲也是如此。曹丕说“诗赋欲丽”,萧绎则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萧纲更是说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现在看来,他们之所以敢于说出这类悖逆传统诗教的骇俗之语,一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家诗教束缚的逐渐宽松;二则是由于此三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君主皇族地位,所以他们才敢于将此类心里话说出来。试想,若是普通臣子,即使心里如此认为,他们也未必敢将此言论公之于众。然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陆机只是一降臣,他又何以敢言此类话语呢?我们且来分析“诗缘情而绮靡”的含义。若从字面上看,这只是一句客观表达的陈述句,其意可谓“诗歌因为表达感情而绮靡”。关于“绮靡”二字,李善注云“精妙”。又一说,绮言文采,靡言声音。那么陆机此言的最终意思即为“诗歌因为表达真实的感情而精妙(感人)”。陆机将自己对于诗歌的真实看法用了“绮靡”一词来表达,又以“赋”的文章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其隐忍含蓄之意不辨已明。若将此言与二萧的“惟须”、“且须放荡”等言辞对比,显然皇族君王的身份令二萧在说出此类话语时,少了许多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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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辨析,我们由此得到的结论是:第一,中国“文学自觉”的创作实践早就发生在魏晋之前,而非仅在三国魏晋时才出现;第二,曹丕等人“文学自觉”言论的历史作用是在理论著述中,以口号的方式指出了切合时代需要的文学发展导向与宣言。曹丕等人是口号的最初提出者,然而并非“文学自觉”的开拓者。中国“文学自觉”和“独立”的意识,只是在魏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强化,所以魏晋文学才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异彩”。

    注释:
    ①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9页。
    ②③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59页。
    ④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⑤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2页。
    ⑥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全集》第7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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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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