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意识与体系建构的学术效应——关于古代文

一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出现与中国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个世纪20年代，在日本学者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刺激下，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撰写文学批评史，然而所认同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不外乎“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一种。所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其草创期开始，就是在现代学术眼光观照下的一种学术运作，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本身确实是研究者谋求使传统文论语话朝着现代文论话语系统转化的产物。总体而言，古人并没有西人那样强烈的理论体系建构意识。从集部所附的与现在我们所称的古代文论学科相关的“诗文评”所体现的内容及其言说方式看，与现代学术中的文艺学的表述样式差异甚大，其中感性体悟和事实描述的成份要远远大于理论推阐的成份。近代西方学术运作的模式是将所谓的“理论”从事实中抽取出来，将它们与多要素混杂的具体性相剥离，形成了所谓的“概论”、“原理”等，体现到具体的学科上就有了一系列似可独立演进与表述的理论系统，一般每一学科均有一概论或者××学之类的东西，用以阐述该学科的范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这一学科所涉及到的基本知识和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初、中期的情况看，不单单是文艺学领域，学术的各领域在当时都在大规模引进各种西学体制，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现当代学科体系、体制的正式确立。我们最初及后来延伸开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编撰体制即与这一重要背景密切相关，并且使得原来混杂一体的文论面貌向一较为单纯的、也更注重理论概念演绎的方面渐次汇拢，终于奠定了以后文论研究的主要路径。

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实情看，这种学术思路的长期传承导致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在古典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古人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架空设置的，多数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发的，从而表现出批评史对文学史的强烈依附。因而，如果一味地将批评史从特定的文学史中剥离抽取出来，不注意二者的原初生存关系，在批评史书写中缺乏对此充分的揭示，便导致批评史成为孤单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等关键词之汇总，使人无法知道这些文论观念在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批评史与文学史界限的划分，使得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俱高度专业化，各自在追求自足的过程中走向封闭，从而使研究批评史者与研究文学史者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二、文论史与宽泛意义上的批评意识的割裂。在古代文论的原生状态中，许多批评观念并不是以范畴、命题等的形式出现的。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它的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样具体的批评观念错综交融地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而如果仅找出若干具范畴形态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文论，不仅会筛选过滤掉那些隐含在大批评实践中的、理论抽象化程度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样也会导致学术上的片面性、随意性。三、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批评史研究有其特定的对象，虽然批评史书写不一定非要将对文化语境的认知写进研究成果之中，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舍弃对后者的研究。这个道理由于这些年的学术进展已变得容易理解和接受，并使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中最有学术展望价值的一个方向。但这在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却是较陌生的，那时的研究虽然也较为重视所谓社会背景的考察，但毕竟与现在的重视文论观念、批评意识所形成的真实、具体的文化语境的阐释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均有距离。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对批评史研究学科史的反思是必要的，甚至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批评史学科构成机制与运作模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具有学术思想史研究意义的。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及其体性、体貌、体式进行还原性质的研究，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真实、完整的形态，并且总结、归纳出其中所涵之思想和知识，对于批评史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重大。

二

研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当年郭绍虞本来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但因为文学史涉及面过于宽泛，难以把握，所以他决定先从一个侧面入手，于是就写出了一部批评史。他写批评史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文学史，是在文学史的大范围内开出一个小的领域。实际上在他看来批评史应该是附属于文学史的。出于印证文学史的目的，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研究者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时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单纯以一种理论的眼光来看待它，同时还注意从具体的与诗文创作的联系中来评定其价值与意义。在第二代研究者那里，例如敏泽、蔡钟翔、张少康等人，批评史著作的撰写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因为此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已经普及，更多的西方文论体系相继引入。在这些理论话语体系的刺激下，这些学者力求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郭绍虞等人当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郭绍虞本人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理论论著），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学科意识和某些文学观念方面，还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形成过于强烈的理论体系建构意识。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持有怎样的目的呢?如何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特色呢?这应该是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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