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困惑与反思(1)学

过去了的20世纪，100年已经成为历史。它所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一直在左右着我们的思考和实践，因此可以说，客观上我们尚未真正步入我们所处的时代。然而，反思仍旧必要，我们希望以自己的摸索为21世纪研究的重现辉煌贡献力量。

在相关的探讨反思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古老的宏观命题上:即文与笔、今文与古文和中西体用，许多日益翻新的话语其实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其核心问题并未超出上面的问题界阈。而对此三个命题的探讨却往往不免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

文与笔之争是研究对象之争，大抵也可以说是研究对象的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争。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长期聚焦于古代具有纯文学性质的文本，这样做自然有它充分的理由。从古代文学发展的表象来看，中国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大量文人的存在为之提供了最充分的根据。不要说那些被文学史常常提起的非专业人员也耳熟能详的名字，就连许多几无风雅可言的职业官吏也大都有诗文集行世。这种风气差不多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任意翻阅一本比较正规些的宗谱，与古代正史相一致，谱中差不多都会发现辟有专门的艺文志记载。倘以客观、科学的眼光来要求和看待，那些作品多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里面充斥着的无非官场交际和毫无原创性的僵化文字，但在当时却毫无例外地一股脑儿被视为文学创作。如果我们今天仍要按照古人的观念来研究古代作品，那恐怕既不合时宜，而且研究到头也未必能够拿出比古人高明多少的看法。

只是问题的另一面是“水至清则无鱼”，这种研究对象的纯洁运动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弊端，或者说研究一开始就对源源不断的历史文化造成伤害。首先，它有可能割裂历史。譬如一方面，基于纯洁的观念，研究者将秦汉之后的文、笔作出严格的区分，一些在当时享有盛誉的著作家及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了文学研究之外，典型者如唐代的“燕许大手笔”，诸如此类的例子历史实际中当还有不少。而另一方面，譬如在先秦文学研究中，又非常现实的把几乎全部经、史、子、集统统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有着相承关系的同一性质的事物却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标准去对待，从中反映出的仍然是传统的混沌的实用观念和中庸观念。其次，它也人为地缩小了文学研究的疆域，同时也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先秦时期的文学表现并不明显。但是，秦汉以后的创作主流却延续了先秦人的观念，征圣、宗经与经世致用一直是所有文本的根本旨归，而纯艺术性的创作在当时并不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要对这一复杂的现象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非没有可能，但我们实际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往往删繁就简，而删繁就简的结果只能造成研究的脱离实际和研究的自我封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边充分肯定魏晋文学觉醒的意义，对清代桐城派之类的主张大加排斥，而另一边对唐宋古文运动却高唱赞歌，从而使我们自己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实际上，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文学就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文学的实用化和实际生活的文学化相结合的道路。这其间自然不免有流弊存在，在很多情况下实用的观念和实用的实践把文学变成了一种庸俗可厌的东西。然而，更为常见的是，文学看待不仅使实用得到审美升华，而且使实用充满文学性，同时也使文学具有了更加普遍、更加久远的价值。“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样的断语即使对于文学本身来说也并非毫无意义。而追述这一切的源头，我们自然又必须从先秦、从六经、从孔子谈起。就先秦文学研究而言，不了解或不重视这些情况，研究者很可能既失去其研究对象广泛性存在的合理依据，同时又会使元典的文学性无法得到充分而完美的揭示。

今古文之争和中西体用之争与前面的文笔之争相比，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从根本上讲，古今中外文学研究的方法概括言之无外乎两种:第一曰阐释，第二曰考证，用现代人的说法这两种研究方法又分别被称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用传统的语言表述庶近乎“今文”和“古文”。“今文”重阐释， “古文”重考证。长期以来，这两种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都有着相当大的势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以其发生年代的久远，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表现得面目模糊。只有解决或者逐步趋近地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才会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知人论世”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之一，古文经学的方法因此也便具有了先天的合理性。特别是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当时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学术研究整体处于低谷，真正有价值的论著多为考证之作，这更加巩固了“古文”一派的学术地位。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各式各样的新思潮和新观念纷至沓来，这些新东西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变革，包括先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整体上得到了空前的丰富与繁荣。这一阶段研究方法呈现出以重理论重阐释为主要特征的基本面貌，在这样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气氛之下，当然会有相当数量的优秀的阐释成果陆续涌现。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逻辑，它会有较为成功的一面。另外考证方法本身就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从理论上讲，有了持续和严谨的考证工作，被历史尘封的事实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但是说到最后，从实践的结果看，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是不可能彻底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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