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1)学毕

【内容提要】
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无论是诗人主体研究、诗作本体研究还是诗群流派研究，都应该杜绝封闭自足的单一思维，而将之一一纳入特定时期的诗歌生态“互联网”中进行。文章通过具体例证，分析了诗歌生态诸因素的互动关系，并择其大端，结论为:要把握作品本体内在意蕴须以作者之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为参照系;反之，要具现作者的个体生态，则须从文本所体现的审美敏感区追踪出其生活敏感区;而要摸清一个流派构成的内在规律及其独特性，则须全面了解其代表性成员及其代表性文本的“互文本性”。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与文学一样都以人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因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借鉴生态学的视野、观念和方法，不仅颇为必要，而且极有可能。文学生态学作为一种正日益引人注意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发，以系统网络的观点，全面分析各种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对作家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合言之，即文学主体生态（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影响，进而研究文学主体生态对文学作品本体生态（即作品形态）的作用机理和作用规律，以及文学家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与文学产生、存在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文学生态学的核心内涵乃是把文学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文学的生态系统指的是以文学活动为中心，让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这些互相关联的因素，按逻辑序列做出动态组合的一个整体。其中，文学主体（包括作者与读者）的个体生态、群体生态和生态系统——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合成与逆向笼盖的关系;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精神心态和文学作品形态——这“三态”之间，有一种顺向生成与逆向印证的关系。因而，不论是文本读解，或是主体考察，都只有将其统纳于这个系统中，才能求得较科学的结论。文学生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这种彼此关联，构成了一条彼此衔接、互相吻合的生态长链，使文学生态具有复杂开阔、内涵丰富的特点，促使文学在八面来风的生态环境中强化文学主体与作品本体的生态功能，藉以提高特定文学生态系统的生态位。

由此亦可见，文学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学研究的其它理论和方法（如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解读学等）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涵盖性，用这种研究思路进行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的本质还原和作品意蕴的深层掘发，无疑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正可以走一条文学生态学途径，这条途径的起点是文本解读。本文拟从生态系统出发考察生态环境对创作主体——诗人、作品本体——文本、接受主体——读者的影响，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交互制约，意在为以文学生态学为途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方法作一个兼具实践操作意义的说明。

一

古典诗歌研究者历来将编撰诗人年谱、考证诗人生平、探究作品本事作为诗歌研究之基础和前提，这种原本不失为优良的传统曾几何时却备受现代派诟病甚至讥嘲。传统风尚固然有其拘泥不化、繁琐细碎之弊，然而，那种无视本源，一味从文本分析出发、排斥任何参照系的“新批评”风尚，无疑也不无偏颇。“新批评”的解读理论认为:“天下的好作品都是私生子，它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它一生下来就脱离了作者而独自来到世上。” ① 如果将作为心灵载体的诗歌作品作这样的真空处理，那无异于凝滞了它原本流走的血脉、僵化了它原本蕴具的鲜活的生命力，而仅仅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供人玩赏的骨董。虽然，诗歌作品如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本身具有自足的审美价值;但封闭式的感知赏玩，毕竟只是诗歌学术研究徘徊于外围、悬浮于浅层的初步;把握作品的生成过程，亦即了解文学作品的原生态，无异于创设了一个触摸、体贴作者的有效空间和感受、体验作品的具体情境;只有步入其间，才能走近作者心灵、挖掘作品内蕴，从而挺进研究深度、提高研究层次。总之，任何作品都不是无父无母的私生子，它是创作主体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之下由特定的精神心态酝酿孵化的。因而，研析创作主体——诗人，把握其生命的脉息和心灵的悸动，无疑是提高作品解读层次的中介。

由此看来，对主体的考察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绕不开的基础，而这场考察只有在文学生态系统中展开才能获得如期的成功。因为，真正属于心灵的创造，必然取决于生态的需要，正好比花开的形态，除了取决于种子的质性之外，离不开气候、环境、土壤的影响一样。诗人创造的需要除了来自于诗人自己的内在生命冲动外，更来自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三大生态环境对主体（作者、读者）的 制约作用中产生的生存需要。说具体一点，更来自于特定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向宇宙人生的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索取的生存需要。所以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若把一个诗人置于生态系统中去看其创作行为和文本意蕴，就意味着不能脱离生存环境——特别是社会大环境，以及受这大环境牵制的、由诗人自己和读者组成的文学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所怀有的包括审美理想在内的生态需要。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必须充分重视文学主体生态。首先是创作主体生态。它由诗人个体生态和与之相关联的群体生态以及统制一切个体与群体的国家生态系统组构而成。概括而言，创作主体生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个人履历表、家族文学链、闺阃生物圈、乡邦文化场、交游唱和群、国家“订货单”（即国家文化政策）等。其次是接受主体生态，它由接受者个体生态、群体生态以及与之相连的审美文化生态构成，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业内同仁群、师承授受链、情趣组合圈、社会关系网及信仰派系、党派团体等。如能对文学主体生态作这样深入的考察，那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就会有一个合乎事理的解说了。

为说明文本分析中主体生态考察的重要性，我们试着来解读下面这首诗——《逭鼠诗》:

鼠为穴虫总，至黠传往籍。品侪逐臭蝇，戾并含沙蜮。挟邪作奸利，如禾有蟊虫。要当屋梁伏，冀免铜丸掷。主人有闲斋，倦游事栖息。洒扫敞十弓，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修饬。不知始何年，精鼩窟其侧。卜术惭仲能，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雄长金枷国。分无凭社威，粗具搬姜力。旁舍窥余蔬，邻厨艳残 炙 。耽耽历岁时，唧唧似谋画。一夕率其群，乘予出门隙，翻腾败瓶罂，沸乱到书册，触屏类穿墉，啮帐等裂帛——只期偷太仓，扰及扬云宅!有若古语云:“室怒而市色”。朝来入书堂，什器半狼籍。周观得其由，睢盱肯缄默?贪饕本天性，爰书不汝劾!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急思掘隧攻，酷拟迎猫食;或伺用鱼斗，或烧类地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鼠若跽致词，无言对以臆:“我侪长于斯，空庑恣安适，饮水腹期满，拱穴计诚得。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相奸固妄动，见怒亦量窄。曾闻千金弩，轻发良可惜。即令五技穷，岂复一钱值?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推情更应恕，薰逐无乃刻!”俯思迪尔笑，挥手罢诃责。移我绳穿床，收我韦编《易》，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舍肉尚有余，庭虚任跳掷。舞门毋我猜，裹珠勿报德。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请学梁简文，留尘看行迹。

此诗文字极其晦涩，即便不说字字有来历，至少也是句句有出处。典故如此之多，出处如此之广，作者创作动因安在?目的指向若何?对于文本内涵，又该作何理解?可以说，如果脱离任何可供参照的创作背景而全凭“直觉感悟”（结构、完形、接受诸理论都以直觉感悟为前提），则难免只留下一个印象:文字游戏而已!或“鼠”患而已!或此“鼠”即彼“鼠”，与《诗经》里的“硕鼠”并无二致，只是一“黠”一“硕”之别罢了。至于“鼠”是实指还是象征，则就言人人殊了。而如若象征，象征谁何?更是智者仁者。因为不同的人眼里的鼠是可以不一样的。若将这首诗完全按“新批评”派那样作真空处理，那么，上面一连串问题的确会无由解决。在这里，如若我们试着为《逭鼠诗》的解读添注一个作者，并为之作一番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那么，原先直觉感悟所得的印象就会大为改观。

此诗作者为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人彭兆荪，诗写于嘉庆六年（1801）的江南。其时正是大部分江南士人为前此波赓浪叠的文字狱案震怖得心魂未定、噤口结舌、钻入故纸堆之际。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时空，颇具个性化特征的主体与这特定的时空相遭遇，碰撞出了特定的诗情，为我们解读此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参考信息。

作为诗人的彭兆荪瓣香杜诗之沉郁顿挫，其总体诗风与老杜亦颇相类。他讲究比兴寄托，强调“毋无为而作”，因而绝不屑于将诗歌作为游戏的技艺、炫耀的工具。这种创作态度在他的《小谟觞馆诗集》卷六《寒夜题沈钦韩诗卷》七首之三中说得很明白:“古人咏史诗，一一皆有托。今人咏史诗，纷纷乃无著。徒抱炫学心，聊博时流愕。……令皆入歌诗，毋乃弹词若。欲探风骚原，先须体裁度。 一言以蔽之，毋无为而作。”在上题之五中彭兆荪曾自谓年轻时诗作“所嫌好奇博，不复勤簸扬。墨 渖 恣淋漓，心曲转微茫。”但《逭鼠诗》作于他“迷途返康庄”之后的晚年，自是“立言必根情，选字必撷芳”的。“吊诡其辞”，以怪异荒诞的形式，寓丰富深刻的内容，并以此达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② 的效果，这是彭兆荪常用的艺术手法。这种特点在《逭鼠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显豁。

诗写鼠与人的矛盾冲突及其结局，冲突的媒介是人的财产横遭鼠之破坏。这冲突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而有着深层的意味。

先来看看诗中的“鼠”。“鼠为穴虫总”，而作者要说的是其中特殊的一种，它是北地的风鼠（精鼩），它戴金环枷（“雄长金枷国”），与一般的鼠面目不同。而且它也不具备一般的鼠通常有的用须髭尾毛制笔的作用（“须材负不律”、“忝号中书君”），即这鼠与风雅翰墨毫不相干。它没有什么本事（“粗具搬姜力”、“即令五技穷”），但凭社而贵（“分无凭社威”），昼潜夜出（“况未公然来，对面为盗贼”），尽干些含沙射影（“戾并含沙蜮”）、见人乱咬（“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颠倒黑白（“如盲昧黑白”）的勾当。再来看冲突的另一方“主人”。这是一个倦游幽隐的士人（“倦游事栖息”），日常以读书著述为事（“经帷敷片席”、“扈班与裘钟，各各令整饬”），自以为胸怀坦荡，不会卷入任何的诉讼纠纷之中（“顾予澹荡人，风牛渺焉隔。奈何肆牙吻，如盲昧黑白?”），然而老鼠却破坏了他的家园。他很想来一番张汤磔鼠式的报复（“叱呼社君前，肃听张汤磔”），但最后却宽容作罢（“俯思尔笑，挥手罢诃责”），携着儒家典谟（“收我韦编《易》”），另觅乐土（“逝将远去汝，诛茅室重辟”），希望以淡出的姿态免灾避祸（“舞门勿我猜”），并以自己的宽容（“裹珠勿报德”）来赢得老鼠的痛悔和自新（“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至于冲突的原因，则此“鼠”已说得很清楚，是因“自子来摊书，致我形昼匿。由来盗憎主，此理讵难识?子书富填胸，利齿莫能蚀;子文颇光焰，寸目奚解测?予若国狗耳，遇物无不咋。”

至此，我们已不难感受到，诗中所写实为与“鼠辈”有着相似行为方式的人对于知识者、文化人的骚扰与迫害。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诗情信息，若与创作主体所处的特定时空及由此时空决定的特定心态相结合，则诗中作为异类的鼠的意象之对于作为异族（生于“金枷国”）而入主华夏的文字案狱的酿造者和禁书毁书政策的颁布者及其帮凶（“若国狗耳”者）的隐射可谓历历可辨。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隐曲而又生动地描述文字狱案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及文化政策的策划、出笼和影响，并给予狱案的制造者和政策的施行者以辛辣的嘲讽和挖苦，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不说绝无，也是仅有。然而，文字狱案的威慑，文化政策的高压，是当时文人生存的总体状态，而彭兆荪独有这样的诗歌作品，何者?这又取决于彭氏在社会总体生态下的个体微观生态。不考察诗人的微观生态而纯用所谓“没有姓名的艺术史”理论，是无法解释富于个性的艺术现象的。彭兆荪为骈文名家，学养有素，玩汉字组合的魔方自有其超乎常人的技巧。《逭鼠诗》创构于作者由塞北而迁江南之后。江南士人为清代各种狱案打击的主要对象，虽然彭氏南迁时文字狱案已近尾声，但生于江南长于塞北的诗人还是能明显感受到南北空气自由度的差异。一方面，诗人要发泄对异族残酷统治政策的强烈愤慨之情;另一方面又不便把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毫无摭掩地表现出来，于是就发挥起他玩汉字组合魔方的专长，写下了这首内蕴丰富的寓言体诗歌。全作采用了大量口语和典故，叫人一时莫名其所以。但若对此略加索隐，便会让人会然于心，知其妙处。如“须才负不律”、“忝号中书君”中，“不律”或为“笔”之缓读，或通常有贬义，指无规矩不守法之人;“中书君”既可以是笔的代称，也可以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中书）中秉承君主之意掌文翰、发号令之官员;“忝”意谓羞愧，“忝号中书君”令人自然想起《尚书·尧典》中“否德，忝帝位”之语。有巧用多义词的，如“本无凭社威”、“叱呼社君前”中，“社”可指神社，也可指社稷，“社君”既可指主社稷的君主，也可以是老鼠的别称，即所谓“城狐社鼠”，进而引申为仗势作恶之人。还有妙用同义词的，如“予若国狗耳”的“国狗”，语出《左传》，其中襄公十二年曰:“长木之毙，无不也;国狗之，无不噬也”;“国狗”一词在同书襄公十七年中，径作“狗”、“狂犬”;而诗中典故的妙用更在于信息含量的丰富，如“穿墉”，表面看来是袭用《诗》中“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之意，但事实上 却同时蕴含着同诗后半“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诉讼纠纷之意;而“凭社”一词，除了“鼠凭社贵”之意外，也自然令人连类而及《晏子春秋》中晏子关于“国之社鼠”的比喻 ③ 。这些词，或借音，或借形，或隐括省略，皆语带双关，义有兼具，冷峻凌厉，利用汉字组合的魔方，虚虚实实，时隐时显，暗寓着创作主体对国家最高统治者偏狭疯狂的文化专制统治的斥责。诗末直接借用了《硕鼠》篇中的“逝将远去汝”一句，但两诗作者“去”时的心态是不同的:一是深受剥削的贫民在“毋食我黍”的哀哀求告之后无可奈何，怀着乌托邦幻想，决绝而去;一是深受屠戮威胁、面对残破家园，而仍怀“政治良心”的士人临行也不忘捎上儒家典谟，心怀沉痛地发出“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的讽喻，迟迟疑疑地离去。我们只有在认清了嘉道时期总体文化生态之后，进一步充分认识创作主体对清统治者及其文字狱案所抱的激愤态度，挖掘出了这样的个体微观生态，才能体察《逭鼠诗》丰富的诗情信息和社会意蕴，从而与历朝历代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如《诗·硕鼠》、后魏卢元明《剧鼠赋》、唐陆龟蒙《记稻鼠》、宋王禹偁《竹□》、宋苏轼《黠鼠赋》、宋李纲《蓄猫说》）相区别，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直觉兴会下目该诗为文字游戏的皮相的感悟。

再看文学主体生态中的接受主体生态。彭兆荪何以敢、何以能把这样“悖逆”的诗付诸枣梨，任其流传?这是同当时有一大批与彭氏处于同一审美生态位的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分不开的。《逭鼠诗》系彭氏生前由其“友生”刊刻流传。这些靠师承关系、信仰派系、情趣圈子组合成的“友生”，以其独特的接受主体生态环境——尤其是其中的感情共鸣，并凭仗着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迷彩效应，对此诗作出了无惧杀身之祸的热情支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首晦涩难懂的寓言诗的本义了:它是文明与野蛮、在野与在朝两股势力的对抗，结果以在野的文明力量暂时隐忍退让为结局，但隐退者仍怀有复兴的希望。

由此可见，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始终是作品文本解读的参照系!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作品本体的考察确实也存在一种就文本论文本的封闭式倾向，这就难免出现文本误读的情况。提倡文学生态学，把文本置于文学主体生态系统中来考察，是使作品本体研究走上正途的有效策略。

二

通过对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固然是以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途径，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主体生态的理解。这是以文学生态学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突破口，则是探求作品本体生态系统。

作品本体生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本的内在尺度、文本的意象群落和文本的传达功能。

从文本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大意谓从作品追究诗人人品。所谓文本的内在尺度，实指创作过程中把主题思路、情感色调、艺术层次等方面交融得有机而匀称的作品建构标准。所谓生态位，是指一定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文学生态学要求从作品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这实际上看的是综合文本各因素而得的创作总体格局在主体生态系统结构中的独特位置。的确，诗人的创作生态位必须从作品的总体格局中去把握。我们说诗史即心史、诗歌是诗人心灵的载体，意思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而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诗人独特的创作生态位。

从文本的意象群落看主体的审美敏感区，是通过作品研究一个诗人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的重要依据。所谓意象群落指的是综合一个成熟诗人的主要作品而获得的基本意象经过延展和组合而形成的意象系列。诗是通过意象来抒情的。一个诗人的主要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几个意象就是基本意象，它们可以向周边联类延展，如“夕阳”为韦庄诗的基本意象，由这个意象又可以联类而及“晚钟”、“流水”、“落花”、“暮角”、“衰草”等意象，又可以延伸而衍展出“残月”、“梦”、“秋”、“愁”等意象，那就在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意象系列，在文本构成中也就出现了一个个意象群落。一个成熟的诗人所拥有的基本意象，从现实生态角度看，实属诗人生存状态中的生活敏感区;从文学生态角度看，则实属诗人心理状态中的审美敏感区;而在一个创作 生态系统中，主体的意识和存在是相互作用的。诗人凭自发或自觉的意识投入生活，形成自己的生活敏感区;又自发或自觉地在这生活敏感区中经长年的审美体验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敏感区。由此可见，从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追踪到主体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及其对生活作审美概括的规律、对世界作审美把握的程度。也就是说，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显示主体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

从文本的传达功能看主体的节律感应度是通过作品研究诗人之抒情灵商（相应于“智商”）的重要依据。所谓传达功能，指文本构成中语言意象化与结构象征化相交融的诗情信息传达形式所要求的灵敏性能。节律感应是针对节奏律动而言的。节奏之于诗，既是其外形，又是其生命。宇宙内的存在物没有一种是僵死的，那是因为都有一种节奏——也可以说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诗人应该从一切仿佛死的东西里感应出生命，从一切似乎平板的东西里感应出节奏。这样的节奏——或者节律感应，其实就是一种对情绪消长的特殊感应——这种特殊感应首先总是停留在内在情绪中，随后通过一串串疏密有间的意象化语言和一个个层次分明的象征性结构交融而成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就是情调。这种情调用外在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表现出来，就是音调。因此，从作品的由意象化语言、象征性结构以及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韵律所形成的传达功能中，可以追踪到主体在创作生态中对情调和音调所特具的节律感应内容和产生这种感应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感觉范畴的，也可以是超越感觉的灵觉。显然这场追踪可以直达主体创作生态系统中的抒情灵商。

总之，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的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相应地透现出了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创作主体生态结构。这个结构显示为主体从人生境界推延到美学趣味，再进而推延到感知素质——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这关系的两极是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其间又以审美活动为中介而显示出双向交流。考察了这种逻辑递进并相互交流的关系，就可较全面也较真实地见出主体的生态特征。下面我们就试着凭这样的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来考察中国诗歌史上一位颇为独特的诗人。

共2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