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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由于受文献资料的制约,考证又难免不得不经常处于一种等米下锅的状态,但学术研究工作却不能因此而停止。更进一步讲,在先秦文学范围内,即便我们将《诗经》、《楚辞》中每一篇作品的创作过程都彻底搞清,也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已经完成了研究的全部工作,甚至连完成大部工作的想法都是草率的和未经深思熟虑的。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其原因也很简单,古代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引起当代人的同感,并借此以深化对文学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回到过去,把全部精力都盯在对历史事件的还原上。然而物极必反,随着引进高潮的回落,机械的、盲目的照搬西方的隐患开始逐渐凸现。一些研究者既没有较高的西方理论素养,同时也没能够把适用部分的洋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进行有效的结合,更有甚者,少数学者国学学养相对缺乏,讨论问题常常信口开河,给古典文学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的理论阐释大潮中,类似异想天开式的言说现象并不少见。学术规范建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学风。
中西体用之争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出现的一个特殊问题,并且贯穿于全进程且渗透于每一个角落,从而显示出此一问题确有普遍意义。在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学术论争都与之紧密相关。该问题的发生实质上源于中国文化优势地位的丧失。从王国维开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便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起来的。这既和中国学术文化整体西化趋向有关,也与传统学术研究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相联。遵照西方的理念与方法,积累丰厚的全部古代文学遗产得到了几近彻底的整理,通过这项工作,王国维等泽被一个世纪的国学大师们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践中无一不成为学贯中西的人物。以先秦文学而论,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陆侃如、余冠英诸人的成绩当在汉、宋、清三代硕儒之上。西学为体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而任何排斥西学的行为(20世纪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皆有一定规模出现)都因此从根本上缺乏历史与现实的依据。然而,过分强调西学,把本来具有完整生态环境的中国古代文学几乎肢解得零碎不堪,从而使其渐失生机和出路。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的发生地毕竟是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古代,这就在整体上与基于文艺复兴以来形成和产生的文学研究 的西学方法难以吻合,世界上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包打天下,没有一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于西学为体的反动因此不仅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
行事始乎正名,西学为体的弊端首先体现在概念的使用上。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源自西方,我们的文学研究话语权基本被西化。刘毓庆先生曾以“文学”与“文学遗产”为例探讨过该问题(见《文学评论》2001年4期)。实际上,刘先生指出的问题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由于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同时也由于中西语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严格对译的可能事实上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散文、小说、戏曲等重要的文学概念,在实际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无一不是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充满混乱。这一切无疑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相当消极的影响。在此仅举一例为证,就说“民歌”。按照20世纪最通行的观点看待,中国古代诗歌除唐诗以外几乎全部是民歌或直接源于民歌。《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乐府、宋词、元散曲、明清时调小曲无不如此。当然,在当前的《诗经》与《楚辞》研究中,直接把二者的相关部分说成是纯粹民歌的已经越来越少,然而,这种观念所造成的深重影响却远未消除。我们姑且不对上述每一种诗歌样式的具体状况进行详细分析,仅仅指出各样式在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及传播媒介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别,就足以显示问题混淆的严重程度了。直接输入的西方文学观念对研究也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当然这种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源于现实政治。进化论、阶级论和社会经济决定论都曾对文学研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从大的方面讲,个体意识逐渐替代从前的群体意识日趋成为关注对象。先是精英意识,接着是文人心态,成为绝大多数流行论著的关键词语。近来,对于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的呼吁又逐渐成为主流话语。但是,客观地讲,在这种招牌掩盖和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许多成果,其实差不多就是几十年前文学研究中人民性强调的新时代翻版。
我们自然不是要完全否定西方理论、西方观念对于文学研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我们只是想说明远在这些观念诞生之前,中国文学已经按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观念在独立运作了。当然,我们陈述这一事实其意并非强调中西之间的水火不容,而重在强调,如果不将这两种文化、两种观念进行深层有机的结合,那么所得所论往往只能是皮相之谈、皮毛之见。而且尤其须避免的是,以西方某一种观念来认识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并且使之成为主流和普遍学风,那结果反映出的一定是一个狭小且扭曲了的古代文学世界。
也许所有的反思都是痛苦而沉重的,我们只希望通过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使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图景在扬弃了上世纪研究的单一、笨重和摇摆后,能够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面貌。由清醒而反思,由反思而困惑,由困惑而走向新的理性的清醒,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直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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