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意识与体系建构的学术效应——关于古代文(2)

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围受到文学观念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观念并不是影响学科范围形成的唯一因素，而研究目的对学科范围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学科草创阶段，研究者们同时还要关注学科建立的问题，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的学术进步，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并取得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所以，凡是一个学科建立之初，也正是关于其研究目的、对象、意义以及方法的讨论最为活跃之时，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头两章专门讨论此，罗根泽同样在其著作的《绪言》中分十四小节就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种种看法作了全面的阐发，作了一次学科“发言人”。大体而言，早期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在于将古代文论话语从与其共生的文艺、文化话语系统中剥离抽取出来，为自己的研究确定阐释对象，这同时也为这一学科划定了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性是存在着的，但这一学科性仅仅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一般文学原理研究相比较而存在的。就时间顺序而言，也是先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学科，在此启发、影响下才出现了批评史研究这样一个学科。尽管在现在的学科划分类目中，古代文论研究已经不属于二级学科，而降为一个研究方向，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它还一如既往地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研究面临着学术创新的艰巨任务，而传统文论成为这一创新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这同时也为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学术创新的要求，所以如何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何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个超越，便成为我们进行学科反思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重视古代文论的资源价值，在于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思想、知识、方法对于新世纪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转型具有重要参借作用，而关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思想、知识、方法的研究，实际上需要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展开，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之中，深究其生成演变的轨迹和文化逻辑，以及它们与同处一个思想、知识共同体的其它话语形态的关系如何，方才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如此说来，我们确实不应该囿于已经形成的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范围，而对于在学科意识支配下过于追求体系建构所带来的学术负效应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过滤、醇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是由醇反杂。前贤们是从整体性的话语形态中将文论话语剥离抽取出来，我们则要将孤立的文论话语放回到整体性的话语网络中去。在学术研究中，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地导致研究范围的改变。在目的、方法、范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范围的改变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方法的调整。这也就是说，古代文论或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具有弹性和开放性的，是在目的、方法、研究范围三者间的不间断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此外，还存在一些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如何回应西学的问题。“五四”前后这个问题很突出，大家都在讲“中学”、“西学”，人家有什麽，我们有什麽，学科对应问题受到普遍重视。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已不太迫切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长时间政治对峙产生的学术方面的隔阻，中西学术差异、差距等一类的问题又受到关注。现在虽说两种声音都有，有主张以西学模式来改造传统文论的，也有倡扬坚持民族主义的，但如果悬置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外附的意义，仅从学术推进的方面讲，对西方史学、文化学领域近百年积累的成果与经验的汲用，仍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在早年的模式移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放弃与世界学术的不断交流，尤其是在当下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们更不应该拒斥新的学术视野。当然现在我们愈益认识到西学模式也是有层次、类别之分的，不可笼统而论，就以上提及的问题看，并不是指对一般意义上谈论的西方文论的借鉴，否则又会进入到其他层面的话题中去了（如“转换”的话题），甚至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概论”、“原理”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种史学—文论史在学术研究的类型上首先属于一种史学，而在这个层面上，中西研究有其共通之处，其方法应当是超越意识形态而具普泛性意义的。总的来说，在充分肯定已往研究的学术成就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其在研究的类型、层面、方法上仍比较单调，包括所谓实证方法的处理也很简单、单调。因此，无论是更新学科范式也好，开拓学科疆域也好，都仍离不开向西方学术学习的事项。

其次是学科的内在演化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一些显在的学术意图及对之的公开表白，更应解析促使某种学术态势成形与转向的力量。虽然如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便强调了批评对文学的后发性，这表明他本人是充分认识到批评史与文学史之关联的，但如前所述，由于所使用的编纂模式的某种潜在导向性，使得批评史已开始与文学史相脱节，直到后来的研究越走越远，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学科自身有一自足化过程这一点却无论无如不应该忽视掉。正如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文学创作实际相去甚远一样，似乎如果没有了距离，一个学科的独特存在性和特殊规则性就不易反映出来，但我们认为批评史毕竟不同于批评，更不同于理论、概论，仍需要回到过去的批评史状态中去寻找它的基本面貌及它与文学史的本来距离，至少这可以作为当前批评史研究反思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予以体认。

需要引起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上个世纪学术界最繁忙的是引进体系与构造体系的工作，反映在史的方面，就是各种“通史”的大量诞生，仅以商务版30年代的“中国文化史丛书”而论，一揽子就推出几十种分类通史，可见当时对这一模式的热衷程度。实际上，这些通史基本上都只是一种简要的轮廓描述，里面的细节大多未经深入的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在未有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便在印象的基础上先有了总体体系。不可否认这段时期也有一些深入的个案研究式的探索，但通史的编写却往往替代、掩盖，甚至抹煞了具体认真的学问方式，尤其是编写通史比之于个案研究更具规模效应，能迅速成为一时的“大家”、“名家”，当然给学人确定了一个颇富诱惑力的目标。这种模式一直影响至今，并给后来的研究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客观而言，一个人的学力以及从事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保证他在有生之年对批评史所有环节、所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在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各种通史撰写中，书写者是无法做到对所叙写的内容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心得的。由于不可能一一去阅读原始典籍，并且发掘出其中未被注意的问题，而导致大量的原始材料被搁置一边，更谈不上对各种批评现象的原始情境加以认知，以及进行有效的富于原创性的研究。可以说在通史的书写中，这种情况都有局部性的存在。虽然不能穷究所有材料，不能吃透所有问题，但作为论定一个人是否为该学科的权威的一部通史著作还是要写的，且写的越早越好，那么除了自己研究有素的部分而外，余者就只能停留在事实表面，无法通过综合更多的史料对之作新的判断，因此很难发掘出新鲜的观点及作出有价值的考证。在这种所谓通史模式的影响下，批评史研究的道路便只能越走越窄。

三

以上所言，在于说明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应该回到学科史中去总结得失，而追求学科的自足性和体系化对古代文论研究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学术效应。由于本文的话题重在反思，所以仅仅谈了负面效应，未言及者并非不予认可。确实，从传统的诗文评到现代学术格局的古代文论或曰批评史研究，这中间有一个根本性的研究范式的转换，而对于这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思想、知识和方法等的增减情况，正是我们今天反思的重点所在。事实上前辈学者在提出问题，或划出研究范围时，与他本人的知识储备、学术兴趣以及当时的社会需求、文化语境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不反思这种情况，以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本学科的基本话题，就无形中将自己的研究视野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中，以至于整个学科的发展都受到极大的局限。我们现在要想深化古代文论的研究，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回到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之中，看看它们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尽可能地直接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重新选择与评价。这就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除幻”或“去蔽”的环节。也就是将笼罩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剔除掉。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或者是政治无意识的幻象。研究者在时代主流话语的影响下去选择研究对象并往往可能给出与事实有所出入的评价。例如80年代“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提法在文学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这本质上是一种启蒙精神的产物，在当时有着远远超出学科范围的意义。在这种观念的直接影响下，研究也空前地高扬了古代文论中那些重形式技巧和审美特征的话语资源，而对注重美刺教化的观点予以轻视。实际上，强调诗文的社会价值功能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特点所在，是不能够否定的事实。二是个人好恶与眼光的独特性而导致的幻象。我们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研究谁谁就了不得，过分夸大研究对象的价值，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有眼光，研究有意义，这也会对后来的研究者形成误导。所以只有冷静地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反思，并对自己进行反思，追问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何以会如此评价等等，然后切切实实地直接面对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使古代文论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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