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否刘歆伪作(1)学毕业论文

    经今古文学之争，清末发展得很激烈。康有为写了一部《新学伪经考》，提出西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其中以《左传》部分的论述在学术界影响最大。从清末到今天，一直有人赞成并加以发挥。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使人感到《左传》这部书是一笔糊涂账。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讨论：

    一、康有为和在他影响之下的同时人崔适是怎样论证的；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是怎样论证的；

    三、他们的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

    以下分别地来论述。

    一、康有为、崔适的论证。康有为认为《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改编的，在刘歆以前，根本不曾存在过一部编年的《左氏春秋》。《国语》不编年，刘歆把它改编之后，．系上年月，和《春秋》比附，就成为《左传》。从《国语》到《左传》，不但体例改变，内容也有显著不同。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左传》的著作权自然要归到刘歆。

    《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当时今文经学家崔适推崇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崔适写了《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等书，对康有为的说法作了补充。他把康有为比作“攻东晋《古文尚书》的阎若璩，把自己比作惠栋1。在30年代，有的学者把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比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左传》辨伪部分比作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丁晏的《尚书余论》2。总之，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左传》和东晋《古文尚书》一样是伪书。3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搁置了几十年，没有人加以研究和解决。在人们中间，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解放以后，虽然学术界一般把《左传》当作先秦典籍，但疑团并没有打破。有的论著里还是相信刘歆伪作之说。

     应当指出，刘逢禄是并没有想当阎若璩的。刘逢禄虽然考证《左传》中讲“书法”、“义例”的文字是刘歆伪作，他没有考证《左传》是伪书。他虽在《左氏春秋考证》卷上桓公11年说过“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但他在同一书的卷上庄公17年又说：“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榜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他所谓“《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是指它记载事实，不附于经。他也认为《左氏》体例和《国语》有不似，他承认《左传》是编年，不过认为不是那样拘拘“比附《春秋》年月”，所以有时一年或连着几年没有记载，即所谓“文阙”。刘逢禄的说法并不全对3 ，但他所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

   康有为却是锐意要把《左氏春秋》当作一部伪书来推翻。他在《新学伪经考》里说：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将《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著，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4，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5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康有为“《左传》辨伪”的基本论点。康有为的论证方法可分两步。第一步，先推翻《汉书》里面关于《左传》的记载。他的方法是用《史记》证《汉书》。《汉书·儒林传》里将《春秋左氏传》和《公羊传》、《谷梁传》并列，而且还列出了汉初以后《春秋左氏传》的传授世系。《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了献王立《左氏》博士。这些都和《史记》不同。《史记》的《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河间献王世家》没有立《左氏春秋》博士之说。康有为因此推断在刘歆以前的司马迁根本没有见到过《左传》一书。《汉书》的记载都是根据刘歆伪造。第二步，康有为断定司马迁只见到过《国语》，说司马迁屡次提到左丘明作《国语》就是明证。刘歆利用《国语》伪造《左传》；又伪造其他一些证据，被班固写进了《汉书》。《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在康有为的笔下就这样论定了。

    然而这些论证是很脆弱的。这里首先必须分清两个问题：(1)《左传》是否为《春秋》作传?(2)《左传》是否伪作?这两个问题不容许混淆在一起。否认《左传》为《春秋》作传，不等于说它是伪书。  《汉书》将《左氏春秋》改称《春秋左氏传》，将它和《公羊传》、  《谷梁传》并列，而且列出传授世系，这可能受了刘歆和古文经学家的影响，不能对他相信6。《史记》不是这样。从《史记·儒林传》的《春秋》只载《公羊》、《谷梁》二家看，司马迁并不认为《左氏》传《春秋》。《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不写献王立“《左氏》博士”一事，推究原因，这有三种可能：(1)献王立《左氏》博士之说不可信；(2)献王确曾立《左氏》博士，司马迁不相信《左氏》传《春秋》，故不载；(3)司马迁略而不载，——他对于河间献王写得很少。司马迁对于藩国的文化、学术活动，都是不大写的。不独对河间献王如此，《淮南王刘安传》和《梁孝王世家》也都极少写这一方面。总之，我们从《史记》里找不到关于《左氏春秋》传《春秋》的任何证明，但绝不能由此推断司马迁没有见过《左氏春秋》。

   诚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提到左丘明作《国语》，不说他作《左氏春秋》，这似乎颇费解，康有为抓住了这一点。然而这也是不难解释的。两处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上文都有“仲尼厄而作《春秋》”，相隔只有两句。如果再写成“厥有《春秋》”，不但文字上犯复，而且这里《左氏春秋》和仲尼的《春秋》也缠夹，所以换成《国语》。《国语》可以兼指《左氏春秋》和《国语》。《左传》在《史记》里有时称为《左氏春秋》，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有时又称《春秋古文》，见《吴太伯世家赞》；有时又和《国语》通称为《春秋国语》，如《五帝本纪赞》：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十二诸侯年表序》：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这两个《春秋国语》，过去有人认为它是指《春秋》和《国语》二书，那是不对的。《五帝本纪》的内容，和《春秋》毫无关系；《春秋》没有发明《五帝德》、《帝系姓》之处。《五帝本纪》采用了《左传》中所载“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少昊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才子”等等；《国语·鲁语》里提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所以《五帝本纪赞》的《春秋国语》，可以说是包括了《左传》和《国语》。《十二诸侯年表》和《国语》没有关系；《国语》不编年，撰《年表》时当然无法采用它。《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也不是依据《春秋》，《春秋》记事“其辞略”，《年表》里一些说明文字，《春秋》不能提供。《年表》上所写，绝大部分见于《左传》；个别在《左传》里找不到的，很可能是在流传中脱漏了。因此《十二诸侯年表序》的《春秋国语》是专指《左传》。汉代传说《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作；司马迁将“《春秋国语》”简称为“《国语》”，——这里是兼指《左传》和《国语》。“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句就是这样来的。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引用“《春秋国语》”7，所引的是《国语》中文字，也许应劭所说的《春秋国语》专指《国语》，和司马迁又不同了。

    《汉书·艺文志》里还有“《新国语》54篇”，注明“刘向分《国语》”。康有为的所谓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之说，就是根据这一条。他认为刘歆采用《国语》54篇中的大部分改写成《左传》30卷，余下的部分收拾起来编为《国语》21篇。他的理由是：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21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54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54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54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30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21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缀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并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8。

     康有为所列举的三“可异”，其实都见不出“可异”之处。第一、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今天只看到一部《国语》，从而推断汉朝在《国语》之外不能有一部《新国语》?试想：《汉书·艺文志》里的书，失传的有多少?岂止一部《新国语》。第二、《新国语》是一部什么书，我们已无从得知，不知道它和《国语》有什么关系，当然无法和《国语》进行比较。它和《国语》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不同，是两回事；另一种可能是两部书的内容基本相同而分篇较细。这两种可能都不能对康有为的论点有所帮助。第三、后汉人没有提到刘向《新国语》，这也不足奇。刘向的书，后汉人未必都提到，提到了我们也未必都知道。后汉人的东西，失传的又有多少啊!

    康有为的论证十分曲折。他认为《汉书·艺文志》里的《新国语》54篇也是刘歆伪造，另外还有“《国语》原本”54篇。刘歆将“《国语》原本”割裂而伪造了《左传》，又怕这“《国语》原本”54篇“天下人有知之者”，就再伪造《新国语》54篇来冒充它，并且托名刘向所分。这就是说，“《国语》原本”54篇不存在了，伪造出一部《新国语》54篇，并且托名刘向，这就可以蒙混“天下人”。这实在太富于想象。

    如果我们要对《汉书·艺文志》的《新国语》一条作一点比较近乎情理的猜测的话，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1)《新国语》的“新”字；(2)“刘向分”三字。这部书似乎是刘向从什么书中分出来的，因此称为“新”。我疑此书是刘向纂集《左传》中所纪各国事实，依照《国语》体例按国别分列出来，所以称为《新国语》。据桓谭《新论》和王充《论衡》，刘向爱读《左传》9，他做这样一件工作，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考查了康有为的一些主要论点，发现这些论点都是站不住。下面我们再来谈崔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提到“鲁君子左丘明”作《左氏春秋》，这对于《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里说这是刘歆窜入，但没有举出理由。崔适《史记探源》(卷四)赞成康说，并且举出七条理由来加以论证。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里说崔适“胪列七证，层层驳诘，语语精当”，说由此“知今本《十二诸侯年表》不足据，则《左传》原本之为《国语》益可断定”。崔适这段文字在“《左传》辨伪”问题上，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因此应当作一番研究。

    先录《十二诸侯年表》的一段原文：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年，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上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崔适认为从“鲁君子”起至“为《吕氏春秋》”止126字“皆为刘歆之学者所窜人，当删”。他列举七证：

    《七略》日：“仲尼以鲁史官有法，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毁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其本事而作《传》。”与此表意同。《七略》与上下文意相联，此与上下文意相背(原注：详下)。则非《七略》录此表，乃窜《七略》入此表也。证一。

    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中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是“书见”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岂应自相背谬若此!证二。

    刘歆誉《左氏》，所以毁《公羊》。此表下称董仲舒，无由先誉左丘明。贾逵曰：“《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原注：逵此说，非实也。《左氏》以兵谏为爱君，可谓不任权变乎!《公羊》谓君亲无将，将而诛，不可谓不长于君父也。)《太史公自序》：  “余闻之董生云：‘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变事而不知其权。’”此说正与逵之称《左氏》义相反。若此篇亦以“惧弟子失其真”称《左氏》，则“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不犹助敌自攻乎!证三。

  《刘歆传》曰：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夫日“歆以为”，则自歆以前未尝有见及此者也。乃此纪与《七略》皆曰：“左丘明惧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安意失真”者，即“好恶与圣人不同”之谓。不失其真，即“同”之谓。如太史公已云然，即谓左氏与圣人同矣，安得云“歆以为”耶!证四。

    歆让太常博士书日：“或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如此表已云“左丘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证五。

   《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然则“左氏”其氏，“明”是其名，有《国语》而无《春秋传》。《七略》称“丘明”，此表日“左氏春秋”，则左氏而丘明名，传《春秋》而无《国语》。止此四字，与《自序》相矛盾，与《七略》若水乳。证六。

    此表自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后皆取自《春秋》。《吕氏春秋》非纪年月日之书，复何所取。铎氏虞氏，其书今亡，弗论。要自后人杂取四家书名，从中插入，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言隔断。不然，虞、吕世次在孟、荀后，岂其书亦为孟苟所捃摭乎!证七也。

    这是崔适所举的七条理由。七条理由中，证一和证二可以并在一起讨论。证一是用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根据了《七略》)和《十二诸侯年表序》对照，二者文意有相同处。按常理说这应当是《七略》抄《年表》，崔适却认为是刘歆将《七略》文字窜人《年表》。他的理由是：《七略》“上下文意相联”，《年表》“上下文意相背”。所谓“上下文意相背”，就是“证二”所说的“七十子口授，不可书见”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矛盾。

   其实细按文意，二者并不矛盾。  《年表》是说孑L丘作《春秋》，对于其中所含褒贬深意，只能向弟子口授，不能用书面表现出来。左丘明是“鲁君子”不属于“七十子”之列，他怕“七十子”根据口授相传，会要走样(“失真”)就收集史料，写成《左氏春秋》，记载事实，帮助人们研究《春秋》所褒贬的本意。《年表》的意思很清楚：作为“七十子”以外的左丘明，没有“口授其传指”，他的《左氏春秋》，只是“具论其语”。“论”是撰述之意10。“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就是根据史料，备述历史人物的言与事11。这正是司马迁对《左氏春秋》的一贯看法，他认为《左氏春秋》是史。这哪里有什么上下文意背谬呢?

  《七略》抄《年表》，作了一些改动，添进了一些文字，如《年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七略》改作“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七略》改作“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对刘歆的古文经学说来，这是两处关键性的改动。它的目的是告诉人们：(1)孔丘作《春秋》，左丘明曾经亲自参加，暗示左丘明最懂得孔丘的褒贬之意；(2)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这两点意思，《年表》里都没有，正好说明《年表》没有经过窜乱。如果刘歆真是窜改《年表》，为什么不改得和《七略》一致呢?

    崔适的证三，实际是将今文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强加给司马迁。崔适把《左传》和《公羊》看成势不两立，把司马迁和刘歆混为一谈。他认为刘歆“誉《左传》”，是为了“毁《公羊》”；司马迁既然称赞《公羊》家董仲舒，就不应该“誉《左氏》”。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刘歆是刘歆，司马迁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说成一样?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史家，他跟董仲舒学《春秋》，也从孔安国“问故”，没有今古文门户之见。司马迁对于左丘明，是赞扬他的“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对于董仲舒，是称道他的能“推《春秋》义”，着眼点不同。在司马迁看来，这都是可佩服的。

    崔适在“证三”里还把东汉贾逵之说引了来，认为贾逵说过“左氏义长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而司马迁赞成董仲舒的“知《春秋》”则“守变事”而能“知其权”，和贾逵之说相反。这也毫无意义。司马迁怎么能够知道一百余年以后的贾逵之说呢?至于“‘知权’之说正在‘失真’之内”，此语很费解。“知权”是指“为人臣者”处理事情的方法而言；“失真”是指孔丘弟子背离《春秋》本意。二者各不相涉，不知崔适何所谓而云然!

    崔适的“证四”也很牵强。他引《刘歆传》中“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句，说《年表》里“惧失其真”，就是表明了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之意。司马迁既已说过，就不能再说“歆以为”。而《刘歆传》里说“歆以为”，可以反过来证明《年表》里那一段为伪。这个论证很奇怪。(1)“惧失其真”，不等于“好恶与圣人同”；(2)即使司马迁曾经“以为”这样，为什么刘歆就不能再这样说?(3)《刘歆传》全句是“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谷梁、公羊，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所“以为”的，有这么多内容，这和《年表》并不重复，崔适却只截取小半句，把其余的都删弃了。

     崔适的“证五”是他误解了《十二诸侯年表》。《年表》里说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其意是说《左氏春秋》和《春秋》相辅而行，并不是《左氏春秋》为《春秋》作传。而且《年表》里是把《左氏春秋》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并列的，那些书都不传《春秋》，显而易见。因此，刘歆当然不能引太史公言来和太常博士辩论。这点刘歆知道得很清楚，太常博士也很清楚。

    崔适的“证六”，牵涉到左丘明姓左还是姓左丘的问题。这似乎是两说，两说实际都没有错。司马迁称“左丘失明”，这可见左丘是氏。但为什么又说《左氏春秋》呢?“《左氏春秋》”是旧称，和《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复姓简称单姓，古有此例。如春秋时鲁国臧孙氏又称臧氏，季孙氏又称季氏。“左丘氏春秋”简称“左氏春秋”，并非不合习惯的。至于《七略》称丘明，这或许是由于相沿已久，在人们印象中，认为左丘明就是姓左了。何况文人弄笔，故意截搭，如“马迁”之例，原不足怪。司马迁于书名取旧称，于姓则仍称左丘，并非矛盾。《七略》在左丘明姓名上发生讹变，也并非不可解释。把二者扯在一起，作为“辨伪”的理由，太牵强了。

    崔适的“证七”，说“鲁君子”以下126字是被“插入”篇中，“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语意隔断”，这是误解文义。上下文诚然都是讲《春秋》，上文是讲《春秋》的产生和它的意义及传授，“鲁君子”以下一直到“颇著文焉”，是讲《春秋》的影响：孔子作《春秋》以后，陆续又产生了《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还有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著书，也都采用《春秋》；汉代张苍和董仲舒，对《春秋》也做出了贡献，——全文的大意就是如此。行文完全合乎逻辑，有什么“语意隔断”之处呢?如果删去126字，倒是文气不连，不相衔接了。

   这里我们就康有为和崔适所主张的《左传》为刘歆伪造之说的主要论点做了一番考察。康有为和崔适都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都是就一些有关文献来推论。推论的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但总得大体结合客观事实，力求能符合事物本来面目。他们立论很大胆，而论证却是很脆弱。如崔适断定《十二诸侯年表序》中126字为刘歆窜入，列举七证之多，细按起来，漏洞百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有关论述也是如此。这里所举出的是他们两人著作中的几段著名文字，它们常常被人称引，影响很大。这应当算作“刘歆伪造说”的基础吧。对它剖析一番，是很必要的。凭他们这些理由，无论如何得不出刘歆伪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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