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否刘歆伪作(1)学毕业论文(2)

    二、康、崔以后其他一些人的论证。康有为和崔适关于《左传》的论述，到了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随着学术界疑古辨伪之风兴起而受到很大重视。辨伪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古书中确有不少伪书，还有许多书中有后人窜人的篇章或段落和个别文字，这些都要加以辨别。这是科学地整理古籍的一项不可少的工作。但辨伪要坚持冷静的科学态度。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辨伪工作有一种形式主义倾向，那时一些人认为，凡是对古书提出怀疑的都要表彰，“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不知“过而疑之”和“过而信之”同样是违反科学的，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新学伪经考》的价值如何，应当具体分析，这里不论。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对它全盘肯定，极力赞扬；对于其中论《左传》部分还作了补充论述。他的补充论述对康有为实在没有多少帮助。他把《左传》和《国语》纪事的异同做了比较，得出八条，结论说：“《左传》与《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这和康有为发生了矛盾。康有为认为《国语》是刘歆将《国语》“分其大半”后留下的“残剩”，钱玄同却承认《国语》还有许多同于《左传》者，只是彼此详略不同，那就不仅是留下的“残剩”了。钱玄同看到了事实：《国语》本来不是《左传》的“残剩”；但他不肯承认二者各自成书。二书的体例不同，作者取材不同，文学才能不同，因而造成两部书的不同面目。它们的作者既不是同一个人，它们之中也不是一部书由另一部书割裂改写而成的。

    经过钱玄同等人的提倡，康有为之说在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学者在论著里纷纷采用它。如傅斯年《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一文中12，一则日：“我们用佐传》证《诗》、《书》，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来是西汉晚年的事”；再则日：“《左传》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句显然是古文学者从《国语》造出《左传》来的时候添的。”郭沫若同志在《论吴起》13里也说：“本来《春秋左氏传》是刘歆割裂古史掺杂己见而伪托的。”其他在有关《左传》论著里采用康说的，不列举了。

  还有人从天文历法研究上来支持康有为之说。日本学者饭岛忠夫在本世纪20年代发表的《由汉代之历法论(左传)之伪作》14及《中国古代历法概论》15等论著就是如此。饭岛忠夫的基本论点是汉代的历法为西方传人说。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天文历法，不可能达到《左传》里面所记载的发达程度；汉代的太初历，是西方历法传人发生影响的结果。他认为《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是刘歆根据汉代天文历法知识逆推而伪撰的，说《左传》和《国语》是从《左氏春秋》“润色而来”，“《左氏春秋》(一名《国语》)”已“弗传于今日”。饭岛忠夫的汉代历法西方传人说，遇到了他同时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的反驳。随着《五星占》等地下材料的发现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深入，饭岛忠夫之说不攻自破了。

    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坦《中国古代的星岁纪年》，其中第二章第二节提出《国语》和《左传》里面的岁星纪事为刘歆伪托。刘坦没有进一步论断《左传》一书为刘歆伪作，这还比较审慎。但是，刘坦的论证也是错误的，《左传》里的岁星纪事，和刘歆不发生关系。关于这一点，留待下面“关于岁星纪事问题”一段中论述。

    去年12月，《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徐仁甫同志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重新提出《左传》为刘歆作的问题。《春秋事语》的释文，见1977年《文物》第一期。全书存16章，每章字数自百余字至二百余字不等，都是摘录春秋和战国初期的历史故事，大部分是以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论为主。其中评论有的是当事人或同时人说的，有的是后来的人说的。故事的来源有《左传》、《谷梁传》、《管子》等，但不说明出处，也不完全是照抄原书。

    针对《春秋事语》中许多章的故事和《左传》相同而在文字上和部分内容上存在着差异，徐仁甫同志断定为《左传》因袭“《春秋事语》所采的原书”，而不是《事语》采《左传》，从而得出结论说《左传》为汉人所作，作者是刘歆。

    徐仁甫同志的理由是：

    (一)“《春秋事语》其事实多见于《左传》；但其词语则多不见于《左传》”。“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十六)，医宁日，即竖曼日，其语见于《管子·大匡》。《左传》虽然采《大匡》之事。但省略竖曼之语。可见《左传》作者虽然见《春秋事语》所采的原书，也只采其事实，而省略了它的词语”。

    (二)“《春秋事语》(四)，东门襄仲杀嫡而佯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襄目(负)人日：‘人必死’，……《左传》文公十八年作‘公冉务人止之日，人必死’，《左传》作者在‘日’字的上面添‘止之’二字，则公襄目(负)人说话的意思，先就明确了是止之不死。这种引人的语言，先以一二字表示其主旨，无疑是很好的办法。《左传》作者在《左传》中常常用这办法”。徐仁甫同志还举出《汉书·艺文志》也用这个办法，说：“从这种行文规律看，我们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春秋事语》的原始作者没有见过《左传》，若见到《左传》，他绝不会删去‘止之’二字。二是《左传》的作者，从这儿可以推测了，因为《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写的，《七略》的行文规律既与《左传》相同，那么《左传》的作者，不是刘歆，又是谁呢?”  (三)“《左传》用语，优于《春秋事语》；《春秋事语》的原文作者，若见过《左传》，何以不用《左传》的词语呢?”“文章也譬如莺迁：只有‘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决不会‘下乔木而入于幽谷’!”

    徐仁甫同志的论证，似乎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有两部作品，其中一部采用了另外一部，要推测它们谁采用谁，可以从语言上的优劣判断。后出者总比前人之作强：后出者的语言应当更周密；前人之作的优点，后出者都可以吸收；前人之作的芜蔓或不合需要的东西，后出者可以删除。乍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如果前人写的是一部优秀作品，后来者是一个庸手，当然不能超过前人，前人的优点他未必能学到。即使同是优秀作家，后来者也未见得处处比前人好。《春秋事语》的全貌虽然不可得知，但从残存的16章看，不是出于高手。张政烺同志的《(春秋事语)解题》16说它“显得分量轻，文章简短，在编辑体例上也乱七八糟。它的编者大约是个头脑冬烘的教书先生”。张政烺同志认为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课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学习做准备。这些论断都是符合这部书的实际内容的。它出现在《左传》之后，怎么能要求它的语言胜过《左传》呢?它摘抄群书，不能字字照抄，因为它的每章字数一般在二三百字以内，还要有评论。为了压缩篇幅，不得不尽量删削，文字往往显得不顺畅。

    《左传》的作者是一位语言大师，确是做到了“极其重视文法”，“文理鲜明”。但《左传》的文法并非超越了它的时代，像“止之日”这样的语法，并非要到汉朝才有。《论语》里面就有“夫子矢之日”(《雍也》)、“子路不说日”(《阳货》)一类的句子。《左传》的用语即使有的和刘歆相似，也并不能证明《左传》为刘歆所作。刘歆爱好《左传》，用语上受它的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

    《春秋事语》的出土，对于《左传》为刘歆伪作之说增添了一条反驳的证据。《春秋事语》十六章中，有十三章的故事见于《左传》。虽然它兼采群书，对一些故事作了改写，使人不能容易断定它采自《左传》，但有些章中，直接采用了《左传》的语句。如《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中几句：

    禁之，不可；怒而归之，未之绝；蔡人嫁之。

和《左传》僖公三年以下几句大体相同：

    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

究竟是谁抄谁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事语》这一章章末有两句：

    桓公率师以侵蔡，蔡人遂溃。

《左传》僖公四年为：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

《左传》写明“以诸侯之师侵蔡”。这是记述历史。如果本来只是像《事语》所说的“率师”，它不能妄添“诸侯之师”。《事语》只着眼在评论蔡国嫁女绝齐事，不必管他齐侯是否用“诸侯之师”，所以它可以省略成“率师”。由此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事语》根据《左传》。

    又如《事语·长万宋之第士》章中几句：

    君使人请之，来而戏之，[日：“始]吾敬子，今子，鲁之囚也。吾不敬子矣。”长万病之。

和《左传》庄公11年“乘丘之役”章中几句比较：

    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日：“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除了把“宋人请之”改成“君使人请之”，把“靳”字改成“戏”字，以及在“病之”上加主语“长万”外，其余文字几乎全同。这些改动，是为了通俗易懂。这显然是摘录《左传》的故事来加以评说。这两章中《春秋事语》采录《左传》的痕迹宛然可见。据《春秋事语》的《释文》考订，“书中不避‘邦’字讳，抄写的年代当在汉初甚或更早”。它里面采录《左传》，说明《左传》在汉初以前确实在流行。这件文物的出土，对于研究战国秦汉间《左传》的流传状况，是有帮助的。

    三、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左传》这样一部先秦著作说成出于西汉刘歆之手，这种奇怪的结论，是用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在一些持此说者的论著中，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否认客观，颠倒事实。过去有的学者如刘师培等曾经举出战国、西汉一些书中引用了《左传》中的一些故事和文字17。如《韩非子·奸劫弑臣》引“楚王子围杀君”和“齐崔杼杀君”二事，称“《春秋》之记日”，故事和《左传》大体相同。贾谊《新书·礼容》篇引“鲁叔孙昭子聘于宋”事，其中“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已失(《左传》作去之)，何以能久”，字句和《左传》昭公27年全同。西汉的诏令、奏疏以及其他著作里袭用和概括《左传》辞意处，举不胜举。持刘歆伪造说者都一律否认。   

凡是战国、西汉文字和《左传》相同或相似之处，持刘歆伪造说者不外是用两个办法来抵挡：一是说二者都根据了“《国语》原本”，而这“《国语》原本”在古代记载中连书名都是影子也没有的，你当然没法去查对；二是刘歆窜入。这两个办法在解释《史记》和《左传》的文字相同之处时表现很突出。《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一些“本纪”、“世家”、“列传”里都大量地采用了《左传》，凡是读过《史记》并且读过《左传》的人都会深刻感到。如果作一番细致的工作，把《史记》采用《左传》之处，和《左传》原文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司马迁对一些文字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使它更加明白易懂，也和他采用《尚书》的作法一样。可是一些坚持刘歆伪造说的人极力否认这个事实。他们解释二者文字相同之处，在用第一个办法讲不通时，就用第二个办法。他们把分明是《史记》采用《左传》的地方说成是刘歆将他的“伪《左传》”文字窜入《史记》，任意颠倒，无理可说，而他们却是习以为常。

    (二)虚张声势，回避问题。康有为等人提出此说，连篇累牍，讲了许多道理，却回避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国语》不编年，《左传》编年，如果《左传》是根据《国语》改编。它的编年是怎样来的?回答只能说，它是刘歆任意编排的。这就必然全盘否定《左传》所记载的系年史实，使春秋时代二百余年的历史成为一团漆黑。当然，《左传》如果真是伪书，那也没话可说。但是，要推翻这样两千多年来相传的公认的信史，总得要有可靠的证据，不能全凭臆测。第二，《国语》的文学成就远不如《左传》。《国语》中有许多章和《左传》的许多章是写的同样的事实，《国语》往往很简朴，而《左传》却写得形象生动，刻画入微。如果是刘歆改编，刘歆真不愧是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他根据《国语》进行了绝妙的艺术创作。然而，《左传》是否仅仅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没有编年史的价值?刘歆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这一抑一扬，也总得有可靠的证据，不能全凭臆测。

    钱玄同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些问题，因此他在《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18一文中声明：  “所以对于今之(左传》，认为它里面所记事实远较《公羊》为可信，因为它是晚周人做的历史。”但是，既然刘歆进行了巨大的艺术创作，而且任意编年，它就不再是“晚周人做的历史”。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持刘歆伪造说者应当怎样明确地回答呢?他们总是极力回避，害怕提出讨论。这些问题不解决，说得天花乱坠也是没有用的。

    (三)涂抹历史，不合情理。西汉哀帝刘欣时，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在皇帝面前有过一场争论，争论几部书列学官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左传》。古文家要给《左传》立博士，今文家反对。今文家所坚持的是“《左氏》不传《春秋》”，并没有否认《左氏》是一部古书。否认《左氏》传《春秋》是一回事，否认这部书是古书是另一回事。那些博士说“《左氏》不传《春秋》”，从这口气里透露出来，他们对这部书有所理解，并不陌生。这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是刘歆伪造，那他们素所未闻，在争论中应当是另一种说法了。

    这次争论那样激烈，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和学术领域内所注视的中心。刘歆造了这样大一部伪书，竟然不被揭穿，这除非下面两种情况：(1)刘歆是一个大权奸，指鹿为马，不可一世，人们知道他作伪，也不敢说出；(2)当时所有那些博士都是不学无术，他们根本不了解学术文化，根本不知道先秦有一些什么典籍。刘歆伪造出这么一部大书，没有人能检查出来，任凭他当众愚弄自皇帝以下公卿百官以及所有掌管和研究学术的人。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刘歆在哀帝刘欣时虽然“贵幸”，但职位并不很高。在这次关于《左传》立学官的争论中，他“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可见执政大臣和众儒并不买他的账。“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19，说明师丹等人对刘歆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有作伪事，他们必然会揭露出来。他们指责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是指责他改乱西汉尊崇今文经学的旧章，非毁过去所立《公羊》、《谷梁》等今文经学。用“旧章”20、“先帝”一类的词，是尽量给他加上政治罪名。所指责的事实，却是并非没有根据的，立古文经学，就是改乱了“先帝所立”今文经学的“旧章”。这和“《左氏》不传《春秋》”是一个口径。《汉书·王莽传》载公孙禄上书建议诛七人，其中包括刘歆，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颠倒五经”曾被康有为等解释为伪造经传，这是错误的。“颠倒五经”，是指搅乱今古文经学。从字义上说，“颠倒”只能解释为变乱秩序，无“伪造”之意。公孙禄还是就刘歆提倡古文经学，变乱西汉经学传统说的。师丹、公孙禄等人把问题提到那样严重的地步，至于请求杀他的头，但还是没有说他伪造古书。可见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在当时一点影子也没有。在过去时代，一部伪书或一篇伪作，开始总是悄悄地传出来，等到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渐被人们所相信。随着作伪者及其同时代人的死去，没有人知道它是伪作，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牢固的观念，把伪当真了。一个作伪书的人在他的伪书刚脱手的时候就大吹大擂，并且向全国学术界挑战，不怕成为众矢之的，这样的伪作不被当代揭穿，那是很难设想的。

    注释

    1  给钱玄同的信。引自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

    2  张西堂：《(左氏春秋考证)序》。

    3  刘逢禄说《左传》不拘泥于比附《春秋》年月是对的，但他认为《左传》某年“文阙”或“比年文阙”，后经刘歆等人附益，这却是臆断。事实上刘逢禄所说的附益，往往亦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可见并非附益。所谓“文阙”，不一定可信。

    4  这里按康有为原意标点。康有为认为这说明左丘明只有《国语》，无《左氏春秋》。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一》中“左氏国语”条说：“左氏下脱春秋二字，则文义不全。《汉书·孝武纪》引此赞正作据《左氏春秋》、《国语》。”王氏之说诚为有据。然《论衡·案书》：“《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可见“《左氏》、《国语》”，为汉人恒语。

    5  《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上》。

    6  为审慎起见，本文对于《经典释文》、《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和《汉书·儒林传》所列《左传》，传授世系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一类记载概不采用。这些有可能是古文家编造的。

    7  《风俗通义》第三卷“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条。

    8  《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上》。

    9  《新论》说刘向父子“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论衡·案书》：“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10  《汉书·艺文志》解释《论语》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11  “具论其语”的“其”，绝非指孔子，因为《左传》一书，非记孔子言行。“语”可包括言与事，《论语》中除记言外，记了许多事。《国语》也大量叙事。

    1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13  收入《青铜器时代》。

    14  《东洋学报》第二卷。本文所根据的是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译，中华学艺社出版)所引述。

    15  《中国历法起源考》第一章，沈璿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译本附录。

    16  《文物》1977年第1期。

    17  刘师培迷信所谓刘向《别录》及《汉书·儒林传》的《左传》传授系统，这是古文家的偏见。但他举出战国、西汉人征引《左传》处，却是值得重视的。

    18  《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一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下编。

    19  引文均见《汉书·刘歆传》。

    20  《诗经·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旧章”就是所谓“祖宗所传”，是必须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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