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收录诗文上限考略(1)学毕业论文(2)

南齐国祚短暂，仅有二十三年（480—502），使许多诗人难免前后跨越两朝，甚至三朝，并且南齐的诗文保留下来的也不很多。所以，有的诗文不好断定就是作者在南齐时所作。这里仅能列举一些相对能确定其作者时代的作品。就诗方面来看，据笔者考察，大约收录南齐四位诗人，共计六首作品。如诗人刘绘，虽跨齐梁两朝，南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卒，即死于梁代建立的当年。《英华》录入诗作《巫山高》 （卷二○一） 、《有所思》 （卷二○二） 、《萍》 （卷三二七，一作吴均诗，但逯钦立将其录入刘绘名下） ，这是收录较多的情况。其次是每人仅收录一首，如檀约《阳春歌》 （卷一九三） 、朱孝廉（失名）《白雪曲》 （卷三三一） ;释宝月《行路难》 （卷二○○） 。《英华》录入齐人文章相对更少，仅有二篇。一为谢朓的《齐明皇帝谥册文》 （卷八三五） ，《艺文类聚》卷一四及清人严可均《全齐文》卷二三亦均载有此文。另一篇《文移虏淮阳太守》 （卷六五○） ，虽为阙名作者，但是清人严可均据其内容判定其为齐人作，故录入《全齐文》卷二六。至于一些由齐入梁的诗文作者，我们未计算在内，但前面所提及的诗文也已能够说明问题。

笔者对《英华》中收录南朝梁代诗的情况作了粗略统计，大约收录了八十四位诗人的六百一十三首作品，其中最多者为梁简文帝萧纲，录诗八十一首（逯先生考订为九十一首）。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华》所收录的并非完全是梁简文帝萧纲时期的作品，收录前期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假如我们以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前作为梁朝初年，那么可以划在这一时期的作家有:梁武帝萧衍十一首、范云（天监二年卒）十一首、江淹（天监四年卒）二首、王暕（天监四年卒）一首、任昉（天监七年卒）十二首、丘迟（天监七年卒）三首、虞羲（天监中卒）一首、沈约（天监十二年卒）五十八首、刘苞（天监十三年卒）二首、柳恽（天监十六年卒）六首、范缜（先仕齐，后仕梁）一首、何逊（天监十六年卒）二十一首、王训（天监十七年卒）三首、吴均（普通元年卒，过一年）五十三首、王泰（梁天监中为秘书丞）一首等，共十五人一百八十五首诗。实际上，我们这样按照时间来划分梁初梁末似乎

严格了一点，把一些历经宋齐梁三朝的诗人也 排除在梁初范围之外，如陶弘景便是一例，他大通二年（536）卒，年八十五，肯定是一位“三朝元老”。再以梁武帝萧衍而论，早在齐代，他就与竟陵王萧子良友善交往，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 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梁书》卷一） 虽然《文选》选录作品时，坚持“存者不录”的原则。但是我们认为萧衍算作梁初也没有什么不妥切的。这样看来，以《文选》的编纂时间作为划分梁前后期的依据是较为合理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英华》所收录梁代诗作，并非如以前提到的许多资料所说的那样，“起于梁末”或“梁”。

收录其它各体文章，也不是只录梁末，而不录梁初。这里我们不再作过多的数量统计，姑且列举几位前面提到的诗人为例，如《英华》共收录沈约诏二十五篇，连珠二篇;范缜杂文一篇;吴均赋四篇，连珠二篇，论、记各一篇等。毋庸置疑，这些人均是梁朝初期文人。因此，结合前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英华》收录南朝梁代的诗文并无起于梁初梁末之说，而是整个梁代均为其收录范围。

三 《英华》与《文选》的诗文重收现象

《英华》与《文选》的诗文重收现象，无论是从事《文选》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英华》版本探讨的学者，均少见提及这个问题，而是单纯地认为，《英华》“盖即以上续《文选》” （《四库总目》）， 或者说“与《文选》相衔接”等等，不一而足。这往往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似乎两种文学总集之间没有重叠的部分，只是时段不同而体例相承的文学作品集。不过，前面的事实已经说明朝代是有重叠的，即宋、齐、梁三朝。除此之外，据笔者查阅对比，发现其重叠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选定的人重而诗文不重。例如，谢朓可谓齐代“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文选》选录齐代诗歌二十三首，其中二十一首就为其所作，加上二篇杂文，共有二十三篇之多，而《英华》仅选录其《齐明皇帝谥册文》 （卷八三五） 一篇，其它作品则未选。类似的情况如梁代的范云、江淹、任昉、虞羲、陆倕 、徐悱等。另一种情况是两者选定的诗文重复。这种例子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丘迟与沈约两人。前者主要生活在齐梁，曾两朝任官。《英华》录入其诗三首，其中二首重复，即《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 （卷一六九，《文选》卷二○作《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旦发渔浦潭》 （卷一六三，又见《文选》卷二七） 。后者曾仕宋，历征西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入齐，为太子令等;梁时，除尚书令等。《英华》收录其诗较多，达五十八首。其中与《文选》重选的有七首。如《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 （卷一六九，《文选》卷二○） 、《游钟山》 （卷一五九，《文选》卷二二作《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酬谢宣城朓》 （卷二四○，《文选》卷三○作《和谢宣城》） 、《渡新安江贻京邑游好》 （卷一六二，《文选》卷二七作《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 、《三日率尔成篇》 （卷一五七，《文选》卷三○作《三月三日率尔成篇》） 、《咏月》 （卷一五一，《文选》卷三○作《应王中丞思远咏月》） 、《别范安成》（卷二六六，《文选》卷二○） 。这些重复现象，再一次证明了《英华》与《文选》选录诗文没有一定截然的时代分界，而是两者在时代、诗人、作品上均有掺合与重叠。这是《英华》选录诗文不始于“梁代”或“梁末”的最好例证，也说明以前许多文献资料的断言是缺乏根据的，因而是不足为信的。

四 结  语

《英华》作为一部重要的文学总集，长期以来，因其卷帙浩繁，内容博杂，加上宋版残缺，明本据抄本刊印，颇多错讹等因素，学界也缺乏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连其收录诗文的上限这样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未搞清楚，相反却以讹传讹，由宋初编者比较模糊的上限“前代”等概念，进而演变为“南北朝”之说，至明重刻时界定为“肇梁陈”，再到《四库总目》编者定为“起于梁末”，可谓几多反复与变化。然时至今日，学界仍相沿不改。笔者通过上述梳理，找到一些可信的例证，并因此认为《英华》收录诗文的上限不始于梁代，更不是梁末，而是起于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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