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伫中区以玄览”(1)学毕业论文网(2)

但在汉代以后的《老子》传本里，“玄鉴”却被误读为“玄览”。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是汉代以后通行的《老子》注本，“涤除玄览，能无疵乎?”一句，河上公注曰:“当洗其心使洁净也。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事，故谓之玄览。”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页） 王弼注曰:“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则终与玄同也。”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依河上公的解释，“玄”是作为“览”的状语，“玄览”是动词。王弼解释“玄览”具有鲜明的玄学色彩，动词义也十分明显。河上公与王弼对“玄览”的解释与《老子》“玄鉴”的原意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别，概括二家的解释，“玄览”即聪明省察、深识远览的意思。

东汉以后所用的“玄览”承袭了河、王二家的意思，除前引张衡《东京赋》和陆机《文赋》外，曹植《卞太后诔》赞扬其“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览万机，兼才备艺” （《艺文类聚》卷十五“后妃部·后妃”） 。陆机《羽扇赋》云:“昔者武王玄览，造扇于前。而五明安众，世繁于后。”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页） 其文中所用“玄览”一词，均是聪明省察、深识远览的意思。 可见，在陆机所处的时代，“玄览”已具有特定的意义，与“玄鉴”的意思已相差甚远。需要注意的是，李善所引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事）”只是对“玄览”一词的解释，其对“中区”一词的认识并没有《老子》思想的色彩。

陆机在诗文中多处用到“伫”字，与“伫中区以玄览”一句句式类似的有《吊魏武帝文》，其中写到曹操在未发迹时，发展培育自己的势力，后来才得以龙飞凤翔:“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以遐飞。”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第115页） 可见，“伫”可以理解为置身某处的意思。此外，对“伫中区以玄览”一句的理解，还涉及《文赋》正文第一段（从“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到“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是陆机自指还是泛指的问题。如果是泛指文人的创作和心理活动，则“中区”显然不能理解为洛阳或中原地区，因为不是所有的创作活动都发生在中原地区，而只有当这段话是陆机自指时，“中区”指中原地区才有可能。从段末“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一句来看，“聊”有自谦之意，应该是陆机自指而非泛指。《文赋》从第二段开始才是陆机对文学创作普遍规律的总结。

总之，“伫中区以玄览”即是身处洛阳（或泛指中原地区）、远览深识的意思。

以上我们不惮其烦地引用史传、文集、子书和考古材料，希望弄清“伫中区以玄览”的确切涵义，其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确定《文赋》写作的年代。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后人意见不一，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是赞同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 （《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 的意见，认为《文赋》作于陆机二十岁左右或入洛之前，如清人王鸣盛、何焯以及姜亮夫先生等。第二种则认为是作于入洛之后，如逯钦立先生、牟世金先生、周勋初先生、毛庆先生等。关于以上诸家意见的撮述，请参考逯钦立先生《〈文赋〉撰出年代考》 （见逯著《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1—422页） 与刘跃进先生《中古文学文献学》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26页）。 如上所述，“伫中区以玄览”既是身处洛阳、远览深识之意，则《文赋》是在洛阳或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创作的，也就是说《文赋》作于陆机入洛以后。

至于《文赋》的具体写作年代，我推测是公元298—300年间陆机担任秘书省著作郎时。陆机《吊魏武帝文并序》云:“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 （金涛声点校《陆机集》，第115页） 晋惠帝元康八年即公元298年，陆机时年三十八岁，“台郎”即殿中郎，尤刻本《文选》卷三十七陆机《谢平原内史表》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陆机）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又为著作郎。”“秘阁”即秘书省的藏书阁。

陆机从298年任著作郎起，直到永康元年（300）才转任赵王伦的相国参军。《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云:“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据《晋书》卷四《惠帝纪》，赵王伦辅政在永康元年夏四月，“甲午，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如宣、文辅魏故事”。《晋书》本传不言陆机任著作郎事，《资治通鉴》卷八十三则云相国伦以“殿中郎陆机为参军”，恐误系。据《北堂书钞》卷六十九引陆机《诣吴王表》云:“相国参军，率取台郎，臣独以高贤见取，非私之谓。”殿中郎属尚书省，亦在台郎之列。陆机在表文中将自己和台郎区别开来，则相国参军显然不是转自殿中郎，而当徙自著作郎。

著作郎为史官，掌起居注。陆机任著作郎时，参与“议《晋书》限断” （见《初学记》卷十二引王隐《晋书》） 。同时，陆机还担任为晋朝撰写起居注的任务。唐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云:“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此外，陆机还撰写了地志《洛阳记》 （《册府元龟》卷五百六十“国史部·地理”） ，记述中都及周边地区的地理情况，这或许是受了挚虞《畿辅经》和潘岳《关中记》的影响。著作郎兼掌秘阁藏书，而当时图书已按照荀勖《中经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大概陆机因任著作郎之机缘，得以亲睹历代典籍、著述与文章，才激发他总结文人创作活动的规律。或许《文赋》中“颐情志于典坟”和“游文章之林府”等语不是泛泛而言，而确与其担任著作郎一职有关。

陆机从“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以吴之名家，志气高爽，看不起写《三都赋》的左思，打算等他完成后，用来“覆酒瓮” （《晋书》卷九十二《左思传》） ，到他担任著作郎时“伫中区以玄览”，从事编纂晋朝起居注以及撰写《洛阳记》等工作，显示了陆机思想认识的变化和身份角色的转换。入洛仕晋后，陆机虽然时有思乡之情，但经过多年中原文化的熏陶和京洛风尘的吹打，陆机已逐渐融入中朝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潮流。这时，陆机或许已不仅仅将自己视为吴人，而是生活在洛阳的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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