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1)学毕业论文(2)

2、“公宴”诗:“公宴”诗的乱序组仅次于“赠答”诗，达六组之多。但是，这六组乱序实际上是由曹植、应贞与范晔三位作家位次的失当造成的。一是曹植错居王粲、刘桢、应玚之前，导致二组乱序;二是应贞误居陆机、陆云之前，导致两组乱序;三是范晔错居谢灵运之前，导致一组乱序。

“公宴”诗中尚有谢灵运（385—433）与颜延之（384—456）、丘迟（464—508）与沈约（441—513）两组依照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比较“公宴”诗的乱序组作家和以卒年编序的作家，可知产生乱序组的曹植、王粲、刘桢、应肥墙ò沧骷遥应贞、陆机、陆云是西晋作家，惟范晔与谢灵运是南朝刘宋作家。以卒年编序的谢灵运与颜延之属于“元嘉三大家”，丘迟与沈约分别卒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与天监十二年（513），他们是萧梁作家。谢灵运、颜延之、丘迟、沈约四位南朝作家在“公宴”诗中以卒年先后编序，说明《文选》“公宴”诗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至于“公宴”诗中乱序组作家产生的原因同样需要具体分析。

3、“游览”诗:“游览”诗仅存有谢惠连与谢灵运一组乱序，但是，该次文类同时存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三组作家，即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江淹，江淹与沈约。这表明《文选》“游览”诗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这不仅是因为“游览”诗仅有一组乱序，却有三组以卒年编序的作家组;而 且更重要的是，谢灵运与颜延之继“公宴”诗之后在“游览”诗中再次以卒年先后排列，齐梁大家谢朓、江淹、沈约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4、“哀伤”诗:“哀伤”诗有三组乱序，但导致乱序的原因却是嵇康与曹植二人的错位。嵇康生年、卒年均在曹植、王粲之后却误排在曹植、王粲之前形成两组乱序，曹植排在王粲之前形成“哀伤”诗的第三组乱序。

“哀伤”诗存在三组乱序的同时亦存在着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任昉两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哀伤”诗乱序组的曹植、王粲、嵇康全部是魏晋作家，四位以卒年先后排列的谢灵运、颜延之、谢朓、任昉全都是宋齐梁作家。谢朓的卒年（499）距梁代开国仅有三年，任昉是卒于梁代初年，且深为萧统敬仰。比较乱序组作家与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宋齐梁作家的排列说明《文选》“哀伤”诗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因为宋齐梁作家的生卒年更容易为《文选》的编纂者所熟知，在《文选》次文类排列时亦更容易编排准确。至于《文选》“哀伤”类乱序组的魏晋作家缘何产生，则应再做具体分析。

5、“杂诗”:“杂诗”的两组乱序是由陆机与谢惠连两人所致。陆机（262—303）误居何劭（236—301）之前，产生一组乱序;谢惠连（407—433）误居谢灵运（385—433）之前，产生第二组乱序。

“杂诗”同时也存在着两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嵇康与傅玄，谢朓与沈约。

“杂诗”中产生乱序的陆机与何劭是晋代作家，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嵇康、傅玄是魏晋作家，谢朓与沈约是齐梁作家。其中，谢朓卒于南齐末年，沈约跨宋、齐、梁三朝而卒于梁初。他们的生卒年最为《文选》的编纂者熟知，因此，他们二人的编序说明《文选》“杂诗”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

6、“笺”:“笺”体有杨修（175—219）与陈琳（156—217）一组乱序，同时也有谢朓与任昉（460—508）一组以卒年排列的编序。杨修与陈琳是建安作家，谢朓与任昉是齐梁作家，因此，谢朓与任防是《文选》的编纂者更为熟悉的作家，他们的编序说明《文选》“笺”体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7、“序”:“序”体有杜预与皇甫谧一组乱序，但亦有王融（467—493）与任昉（460—508）一组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王融卒于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距萧衍开国的天监元年（502）仅有八年;任昉卒于梁武帝开国之初的天监七年（508），他们都是距《文选》编纂时代最近的作家。《文选》“序”体王融与任昉以卒年先后排列，说明“序”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8、“书”:“书”体既有曹植（192—232）与吴质（178—230）一组乱序，但同时亦有曹丕与吴质、曹植与应璩、丘迟与刘峻三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丘迟与刘峻均为梁代作家，他们与萧统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排列说明《文选》“书”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上述八种出现乱序但又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有四点值得重视。

第一，在“公宴”诗、“游览”诗、“哀伤”诗、“赠答”诗四组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谢灵运（385—433）均居颜延之（384—456）之前，形成典型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这说明刘宋作家已存在着较为精确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第二，谢朓在上述八种次文类中共出现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即“哀伤”诗谢朓与任昉，“赠答”诗谢朓与陆厥、谢朓与范云，“杂诗”谢朓与沈约，“笺”体谢朓（464—499）与任昉。其中，谢朓与任昉、范云、沈约的排列都是晚生早卒的谢朓在前，早生晚卒的任昉、范云、沈约居后，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原则极为清晰。谢朓与陆厥是卒年相同进而以生年编序。所以，凡谢朓出现于《文选》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都以卒年先后编序。

在未出现乱序的“祖饯”、“游览”、“行旅”三种次文类中，如“祖饯”诗谢朓与沈约，“游览”诗谢朓与江淹、谢朓与沈约，“行旅”诗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谢朓与沈约，也都以卒年先后编序。“游览”、“行旅”诗的情况与此完全相类。谢朓与齐梁作家陆厥、范云、江淹、沈约、任昉、丘迟的排列最为典型地表明《文选》“祖饯”、“游览”、“行旅”三种次文类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原则。

第三，曹丕、曹植虽然导致了某些次文类的乱序，但是，并非收录曹植、曹丕的次文类皆因曹丕、曹植形成乱序。“书”体曹丕与吴质、曹植与 应璩（190—252）都以卒年先后编序。而且，这两个卒年编序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两例中，曹植都是晚生早卒而排在早生晚卒的作家吴质、应璩之后，这更能说明《文选》“书”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第四，《文选》十种次文类中的二十五组乱序均存出现于建安、曹魏、西晋三个时期，刘宋时期惟有谢惠连与谢灵运、范晔与谢灵运出现了两组乱序。齐梁作家王俭、王融、谢朓、陆厥、孔稚珪、范云、江淹、虞羲、丘迟、任昉、沈约、刘峻、徐悱、陆倕等十五人，在《文选》次文类中无一组乱序。 二 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

《文选》中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有两种类型:一是纯粹以作家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仅有“招隐”诗一类），一是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含“行旅”、“表”、“论”三类）

（一）“招隐”诗只收载左思与陆机两位诗人，他们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为序

（二）“行旅”诗潘尼与陆机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三）“表”类诸葛亮与曹植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四）“论”类韦昭与嵇康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招隐”诗仅收载两位诗人，由于左思（252?—306?）误居陆机（261—303）之前，形成了《文选》中惟一纯粹以生年编序的次文类。但是，这种纯粹以生年先后编序是因为“招隐”诗仅收录左思与陆机两人之作且此二人以生年先后编序所致。

“行旅”诗中潘尼与陆机形成一组以生年先后的排列。但是，在“行旅”诗十一位作家中这也仅只是一组特例。因为该次文类同时存在着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潘岳与潘尼，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上述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除潘岳与潘尼外，余皆为齐梁作家，他们距离《文选》的编纂时间更近，更能体现《文选》次文类编纂的编序原则。因此，“行旅”诗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

“表”体收录十三位作家，惟诸葛亮与曹植的编序是以生年先后排列，其余绝大多数作家是以生年、卒年先后排列。因此，诸葛亮与曹植的排列仅只是个特例，多数作家并非以生年编序。所以，“表”体以作家生年排列的概率不大。

“论”体所收十一位作家多以生年、卒年先后编序，惟嵇康（224—263）与韦昭（201—273）的排序是以生年先后排列。所以，“论”体以作家生年排列的概率不大。

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在《文选》七十六种次文类仅占“招隐”、“行旅”、“表”、“论”四类，此四种次文类亦仅有左思与陆机、潘尼与陆机、诸葛亮与曹植、嵇康与韦昭四组作家属于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上属四组八位作家全部是魏晋作家。第二，“行旅”诗仅有晋代作家潘尼与陆机一组以生年先后的编序，但该类同时存有五组以卒年先后的编序，其中，齐梁作家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三 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本节讨论的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是指《文选》次文类中只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含有乱序的“公宴”诗、“游览”诗、“哀伤”诗、“赠答”诗、“杂诗”、“笺”、“序”、“书”等八种次文类，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行旅”诗，均同时含有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但它们皆不在本节所论的范围之中。

（一）“祖饯”诗谢朓与沈约，（二）“杂拟”诗袁淑与刘铄、刘铄与王僧达、范云与江淹，（三）“文”类王融与任昉，（四）“弹事”类任昉与沈约，（五）“碑文”类王俭与沈约，（六）“祭文”类谢惠连与颜延之。

上述六种次文类中的八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均为宋齐梁三朝作家，其作肯定不可能被挚虞《流别》与李充《翰林》收录 ⑥ ，是否为刘义庆（403—444）《集林》收录，无考。即使将刘宋作家刘铄（431—453）、袁淑（408—453）、王僧达 （423—458）这三位作家排除在外，齐梁作家王俭、王融、范云、江淹、任昉、沈约六人当是《文选》编纂者自行收录的作家，因此，他们六人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更能体现《文选》“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纂原则是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

四 《文选》次文类编序与《文选》成书

《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哀伤”赋等十种次文类中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二是“招隐”、“行旅”、“表”、“论”四种次文类中存在的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乱序和以生年编序的作家作品均有可能为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所收录。

依李善为张衡《南都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木华《海赋》、张衡《思玄赋》、应璩《百一诗》、李康《运命论》七篇作品作注时所引文献观之，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均曾是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据的前贤总集 ⑦ 。

挚虞（?—311）编纂《文章流别集》的具体时间无考，但是，挚虞饿死于晋怀帝永嘉五年（311）石勒攻破洛阳之后的大饥之年，《文章流别集》编订的时间下限当在此年。其实，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挚虞从惠帝被劫持到长安时，天下已开始大乱。挚虞身处乱中，已不可能编纂《文章流别集》，所以，《文章流别集》的编纂下限尚可提前至此年。《文章流别集》一书今虽无存，但是，从其编纂年代看，建安、正始、西晋武帝泰始、咸宁、太康时期的作品当有可能入选。

李充编纂《翰林论》的具体时间亦不可考。但是，李充于穆帝升平（357—361）年间卒于官。因此，李充《翰林论》所收载的作家可推至此前，《翰林》中所收诸家当有建安、正始、两晋的作者。

刘义庆二百卷的《集林》比挚虞六十卷的《文章流别集》与李充四十五卷的《翰林论》 ⑧ 部帙大得多，与《流别》、《翰林》相比，《集林》当是一部总集。刘义庆（403—444）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虽然元嘉十九年（442）秋刘义庆已因病固求入都，但是，《集林》编成的下限当定在元嘉二十一年较为稳妥。因此，魏晋作家完全有可能为《集林》收录。

导致《文选》十种次文类出现二十五组乱序的作家曹植、杨修、嵇康、应贞、杜预、潘岳、陆机、司马彪、潘尼、谢惠连、范晔等十一人中，谢惠连与范晔是刘宋作家，其余均为魏晋作家。由于《文选》是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因此，《文选》所录的魏晋作家有可能是《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所收录的作家。

导致《文选》次文类产生二十五组乱序的作家时代最晚的是刘宋的范晔、谢灵运、谢惠连三人。谢灵运（385—433）与谢惠连（407—433）卒于刘义庆（403—444）之前，其作完全有可能为皇皇二百卷的《集林》收录。范晔（398—445）入选《文选》的作品除《乐游应诏诗》外，余皆为《后汉书》的传论。范晔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以谋反罪被诛，卒时《后汉书》十志尚未写完，因此，全书不可能在其生前流传，收入《文选》中的五篇《后汉书》传论当是在其死后伴随着《后汉书》的流传始得流布。刘义庆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第二年范晔始被诛，因此，《集林》不可能收录范晔《后汉书》的诸传论。但是，由范晔造成的乱序并非范晔颇为自负的诸传论，而是收入《文选》“公宴”诗中的《乐游应诏诗》。这首诗虽然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绝非其被杀时所作。因此，此诗仍有可能为《集林》收录。相反，《流别》、《翰林》、《集林》不可能收录的范晔《后汉书》诸传论在“论”体中的排序只能由《文选》编纂者自己完成而不可能假手其他总集。但是，正是这些不可能假手于其他总集的诸传论在“论”体（“史论”与“史述赞”）中的排序均严格遵守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纂体例，倒是《集林》有可能收录的《乐游应诏诗》出现了乱序。虽然笔者尚无实据证明该诗的乱序应由《集林》负责，但是，范晔之作在《文选》“公宴”诗与“论”体的不同编序使笔者难消此疑。因此，《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三部总集实有可能将造成《文选》次文类的二十五个乱序组的十一位作家的相关作品囊括无余。因此，有可能是《流别》、《翰林》、《集林》的误排延续到了《文选》之中。 《文选》次文类以生年编序的左思与陆机、潘尼与陆机、诸葛亮与曹植、韦昭与嵇康四组作家，全部为魏晋作家;因此，他们亦有可能是《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所收录的作家。

《流别》、《翰林》与《集林》不可能收录的齐梁作家，绝无乱序，亦绝无以生年先后编序的作家组，而真正体现《文选》次文类编序原则的恰恰是未被《流别》、《翰林》、《集林》收录的齐梁作家。

《文选》次文类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分布最广，有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同时在含有乱序组的次文类与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中亦有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

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祖饯”诗中的谢朓与沈约，“杂拟”诗中的袁淑与刘铄、刘铄与王僧达、范云与江淹，“文”体的王融与任昉，“弹事”体的任昉与沈约，“碑文”体的王俭与沈约，“祭文”体的谢惠连与颜延之。这些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全部是宋齐梁三朝的作家。

《文选》次文类乱序组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公宴”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沈约与丘迟，“游览”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江淹、江淹与沈约，“哀伤”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任昉，“赠答”诗中的陆机与潘尼、潘岳与潘尼、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陆厥、谢朓与范云、谢朓与任昉、陆厥与范云、陆厥与任昉，“杂诗”中的嵇康与傅玄、谢朓与沈约，“笺”体的谢朓与任昉，“序”体的王融与任昉，“书”体的曹丕与吴质、曹植与应璩、丘迟与刘峻。

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四种次文类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行旅”诗中的潘岳与潘尼、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表”类中的曹植与羊祜。

综上所述，无论是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含有乱序的次文类，还是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形成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是南朝宋齐梁三代的作家与少数魏晋作家。与之相反，形成乱序与形成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除“公宴”诗中的范晔与谢灵运及谢惠连与谢灵运外，全部是魏晋作家。

齐梁作家属于距《文选》成书年代最近的作家，《文选》编纂者对他们的生卒情况了解得最为清楚。齐梁作家又是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与刘义庆《集林》不可能收录的作家，他们的编序应当是《文选》的编纂者亲自厘定的。齐梁作家一律采用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说明《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是指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

笔者赞成力之所说，《文选序》为《文选》杀青后所作。其中，“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云云，的确表达了萧统编纂《文选》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在这样一种极为轻松愉快的心情下编纂《文选》，当然谈不上迫于客观形势而草草收场。虽然，心情愉快轻松未必编纂《文选》时一定非常认真仔细。但是，将《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完全归咎于萧统所为未必尽当。《文选》既然是依《文章流别集》、《翰林论》与《集林》二次选编的总集，因此，《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当与萧统编纂《文选》时仅仅依据前贤总集而缺乏认真梳理的大意疏忽有关。

《文选》研究者对《文选》次文类中编序混乱的原因除了将其归结为成书匆忙外，还将其归结为成于众手。前者与《文选》成书时间、成书过程有关，后者又与“昭明太子十学士”有关。

《文选》成书与“昭明太子十学士”并无太大关系。《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确有成书匆忙之嫌，但是，这种匆忙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一是《文选》依据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时由前贤总集所造成的，二是萧统编纂《文选》时造成的，三是前贤总集与萧统编纂《文选》共同造成的。笔者认为，《文选》十种次文类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及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并非仅有萧统编纂《文选》成书匆忙这一种原因，而是由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赖的前贤匆忙编辑成书的总集与《文选》编纂时仅依据前贤总集而未能认真整理的疏忽这双重因素造成的。

如曹植与王粲、刘桢、应玚、吴质所形成的五组乱序，是由《文选》编纂同时采用了以作家卒年 先后和以作家尊卑贵贱先后两种编序的总集造成的。因为，在以作家卒年先后编纂的总集中，曹植排在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之后;在以作家地位尊卑排序的总集中，曹植排在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之前。《文选》编纂时同时依据了这两种排序的总集又未能进行整齐划一，导致《文选》中曹植与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产生五组乱序。

除去因曹植位次不同产生的五组乱序外，其余二十组乱序主要是编纂匆忙导致的。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亦只能是因编纂匆忙造成的。

萧统的责任在于他在采用前贤编纂的总集中的名作后未能进行整齐划一的统一体例工作，这种失误部分原因在于对前贤总集的过度信任。

注释

①诗类在胡克家刻本《文选》的基础上增加“临终”一个次文类。

②文类在胡克家刻本《文选》的基础上增加“移”、“难”两个次文类。

③本文作家生卒均依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④（梁）萧统撰、（清）胡克家校刻:《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730页。

⑤骆鸿凯:《文选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

⑥参见笔者《〈文选〉成书考辨》一文，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⑦参阅笔者《〈文选〉成书考辨》一文，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⑧《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三书卷帙均据《隋书·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81、1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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