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风的衍变(1)学毕业论文网(2)

    这期间，诗歌的题材比前一阶段有所扩大，特别是以曹魏为主体的上层统治者的生活，在诗歌中得到普遍反映。只有在这时才可能出现“怜风月，狎苑池，述恩荣，叙酣宴”的五言诗“腾踊”的局

面。曹植《名都篇》描绘的“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胎鰕，寒鳖炙熊蹯”的京洛少年，恐怕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子的人，或者是自身

的写照。这种五光十色的贵族生活是邺下诗歌的主要内容，尤以同题赠答为甚。曹丕曾命陈琳、王粲并作《玛瑙赋》，他如《槐赋》、《柳赋》、《出妇赋》等也都竞相制作。建安十七年，曹丕于西园

宴宾客，作《芙蓉池作》一诗。同年或稍前，阮、王、应等均有以《公宴》为题的唱和。写得较好的是曹氏兄弟和刘桢的三首。

    同是《公宴诗》，上述王粲的一首其状卑乞，管弦、佳肴落人老套。刘桢的：“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

流波，豁达来风凉。”诗中不仅没有谀辞，也没有通常宴飨中杯盏、珍羞散发的酒肉气，倒是一首清新别致的风景诗。曹植的同题诗与刘桢的一样，都是曹丕《芙蓉池作》的和诗，二者除了清新流畅的

共同特点外，曹诗用字工巧，写得更讲究。单是“朱华冒绿池”的“冒”字，竟惹得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江淹等摹拟不已。“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二语，方东树称为“神到之句”(《昭

昧詹言》卷二)，宝香山人说“写得出，画不出。”(《三家诗》曹集卷一)这位宝香山人很有眼力，“画不出”的诗更富于神韵。“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这一联的下旬，恐怕也“

画不出”。“丹青难写是精神”。这类句子可以说是景语的升华。刘桢的《公宴诗》句句是实景，曹诗虚实间出，似是刘诗的转续和发展。那么，写景日多，情景交融，形神兼备，是建安诗歌衍变到第

二阶段上的特征之一。

    假如把曹氏父子对比一下，可以看出上述一、二阶段诗风的明显不同。在治行理事方面，曹丕和曹操不一样，他效法汉文帝，想作仁君，放弃了乃父摧抑豪强的政策，当了七年富贵平安皇帝。一个

事业上不求进取，生活中随意享乐的人，纵有“才秀藻朗，如玉之莹”(《曹集铨评·文帝诔》)的文采，也难以写出曹操的那种述志报国、蒿目时艰的诗章。他作品的题材狭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在《杂诗二首》中虽有“郁郁多悲思”的句子，但那只是望乡之悲，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的断肠之痛，是两种味道。“欢愉之词难工”的说法，

在一定意义上是成立的。曹丕诗的内容多半是流连光景，宴饮赠答，佳人怀远，游子思乡；与曹操描写的生杀予夺，步艰履险的场景大相径庭。

    曹氏二祖的诗除了题材内容的差别外，与此相关联的艺术风格也大不一样。他们都写过《短歌行》，曹操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股生气、霸气；曹丕的“仰瞻帷

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涟涟……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却写得悱侧静约。同是

《善哉行》，曹操张口伯叔让国，闭口“齐桓之霸”；曹丕却是：“有美一人，宛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

忘。离鸟夕宿，在彼中洲。延颈鼓翼，悲鸣相求。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表现出了“武帝之武，文帝之文”(《古诗归》卷七)；或称一则“强梁跋扈”，一则“中正和平”(黄子

云《野鸿诗的》)。用沈德潜的话说就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卷五)。刘桢《赠五宫中郎将》有“君侯多壮思”句。如果把其中的“壮”字，理解成强壮、雄壮，把“壮

思”解释成雄浑壮阔的意思，那就与曹丕的诗风不合了。这里的“壮”字是肥硕之意。《礼记·月令》谓仲夏之月“养壮佼。”孔颖达疏：“壮谓容体盛大。”曹丕的诗联想丰富，立意委婉，构思精密

，韵味隽永。这种种特色的组合，不正是接近于“容体盛大”的引申之意吗?所以沈德潜说的“悲壮”和刘桢所说的“壮思”，尽管都有个“壮”字，含义却完全不同。这正是曹操、曹丕诗风区别之所在

。

    曹丕的诗歌与曹操不能类比。《观沧海》和《燕歌行》都是好诗，前者恢弘，后者细腻，格调迥别，在《薤露行》、《蒿里行》与《杂诗二首》、《燕歌行》之间，另有一种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

前者“过于质野”(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仿佛只是一种社会历史资料，是对史事的刻板记叙，埒于史乘，而缺少诗情。诗在特定意义上犹如心灵的足音。淋漓尽致的感情抒发、细致入微的心理刻

画，比写实性的描摹外界生活，更符合诗美的要求。处在“文学的自觉时代”，又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曹丕，无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提出“

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主张。他的诗不再是枯燥的叙事、言志，而是非常讲究语词的娟秀、抒情的和婉。这样的诗自然能够陶冶性情。沈德潜称之为“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

。从艺术上看，这是诗歌发展的一种进步表现，也可以说曹丕的诗比曹操，由古直到丰润，由外表向心灵深处扩展了。对比一下《薤露行》和《燕歌行》，是不难看出诗艺的进展的。

    曹丕与曹植相比，看来可以同意钟嵘赞美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诗品》卷中)的说法，但不能附和王夫之的“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姜斋诗话》卷

下)的话。曹植的诗不仅思想内容比曹丕充实深刻，艺术性也比曹丕的高。只是在某种表现形式方面，曹丕有所独创。比如，他不仅工于五言诗，六言、杂言也写过，《燕歌行》还被称为“七言之祖”(

何焯)。曹植写得最多最好的是五言诗。兄弟俩都没有写出像他父亲《观沧海》那样好的四言诗。三曹的长短是相对的，不好笼统地说谁压倒谁。前人说“魏文资近美媛，远不逮植’，(徐祯卿《谈艺录

》)。如果这是就作者气质与创作关系而言，有一定的道理。曹丕像美女，其诗妍丽。曹操是英雄，其诗“沉深古朴，骨力难侔”(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植则兼得父兄之长，文采风流，雄姿英发

。胡应麟和成书倬云分别把三曹做了比较，说曹丕“高古不如魏武，宏赡不及陈思”(同上外编卷一)；“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

《多岁堂古诗存》卷三)。曹操开创的“建安风骨”，在曹丕、曹植身上发生了嬗变。

                                    三

     随着“七子”的零落、曹操的死、曹丕的称帝，建安诗歌继往开来的任务便落到了曹植的肩上，第三个阶段(从黄初元年到太和七年，公元220年至233年)的代表人物，只能是曹植。

    曹植是建安诗人中最年少的。以建安25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为分界线，曹植的创作可以划分为前后期。前期从出生算起有28年，属建安诗歌发展的第二阶段。后期约13年，属第三阶段。

    对于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历来有不同看法。刘勰曾站在曹丕方面打抱不平，认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

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文心雕龙·才略》)刘勰一方面回护曹丕，．一方

面又高度评价曹植。“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这一说法，言之符实。《明诗》篇又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

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无疑，这是把曹植推举到四言诗之“本”，五言诗之“宗”的地位，说他兼有张衡之“雅”，嵇康之“润”，张华之“清”

，张协之“丽”。这是对曹植诗的一种很高的称赏。

    比起刘勰来，钟嵘偏爱曹植。《诗品》把他列为上品，说：“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人能够得到一个有见地的诗

评家这样的评价，十分光宠。由于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所具备的这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点，与沈约论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

)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建安诗歌发展衍变到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

    说到这里，又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到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特征时表现出的笼统、含混等毛病，认为他的话对这一时期的每个作家同样适用，又认为“建安风骨”只是指那些反

映世乱民瘼、表现进取精神，情辞慷慨、格调刚健的作品。所以在评论曹植时，为了证明他具有“建安风骨”，就把《泰山梁甫行》、《门有万里客行》、《送应氏诗二首》(其一《步登北邙阪》)拿来

，说这些歌唱时代乱离的诗篇是曹植的贡献，言外之意是这几首诗最重要。但是，从诗歌的发展和流变上分析，这是对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一种机械理解。无非认为这些诗思想性高罢了。我认为曹

植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不在于他那些描摹外部世界，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的作品所显示的认识价值，而在于他展示内心世界时进发出的精神力量；不在于思想多么进步、理想多么远大，而

在于他的思想善于凭借文学的彩翼驰骋翱翔。曹植地位的确立主要的不是靠上述作品，而是靠《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美女篇》、《杂诗六首》等等。不是说曹植身上没有“

慷慨”、“磊落”的特点，只是说曹植的这种特点，主要不是通过《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反映的。《赠白马王彪》表达的“恨”与“愤”，正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揭露；《野田黄雀行》塑造

的拔剑削罗的少年形象，也寄寓着作者反抗迫害、渴望冲出罗网的抗争精神……这些难道不都是对于早期“建安风骨”的继承和发扬吗?如果把三曹的诗作一个总体比较，那么，在曹丕那里，难得找到一

点一般意义上的“建安风骨”，而在曹操、曹植那里，“建安风骨”的具体内容，又是很不一样的。诗歌内容的这种多样性和多变性，除了时代背景和作者方面的原因外，诗歌自身的运动规律是不可忽

视的。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建安诗风也不例外。曹植诗的内容和风格就是对其父兄的变异和发展。遗憾的是刘勰论建安文学，尽管看到了诗歌内容、风格的多样性，却没有充分地注意到

“时序”的不同、“世情”的变化，以及诗人的差异、诗风的演进，因而在理论概括上，就产生了笼统、含混，甚至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理论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它一定会表现出某种欠

缺和谬误。高明的刘勰也不能幸免。

    对于三曹诗的异同，前面作过比较。这里再引述陈祚明的一段话：“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尽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

人攀仰莫及。”(《采菽堂古诗选》卷六)这段话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三曹，又能抓住各自的主要特点，是可取的。同时，这里的“凌厉之才”、“藻组之学”与《诗品》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又何其

相似。应该说钟、陈都准确地指出了曹植诗的两个方面的特点。

    但是，对钟嵘从“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两方面揄扬曹植是有不同凡响的。一般在肯定曹植“骨气奇高”时，没有顾虑，认为这正是“建安风骨”的同义语。而在涉及“词采华茂”时，却有两

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把六朝以来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归罪于曹植。这是贬低曹植一派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褒曹(植)派的做法。为了维护曹植的“名声”，这一派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曹植

“词采华茂”，仿佛要替他隐恶的样子。这是对建安诗歌和曹植的一种片面理解。如果只讲“慷慨”、“磊落”，那么建安诗人就只有曹操和早期的王粲等人，以及半个曹植，曹丕根本配不上。论曹植

假若只讲“骨气奇高”，不谈“词采华茂”，曹植就不是在文学史上留名的问题，他会不会被人误解成一个硬骨头的英雄，也未可知。当然这是题外话。作为一个诗人，被冠以“词采华茂”这是桂冠，

是钟嵘真心实意的称誉。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应该惧怕或者瞧不起“词彩华茂”这个词。一个诗人能够“摛翰振藻”(《南齐书·丘巨源传》)，写出词采华茂的诗章，不是短处。同样的道理，对“错彩镂

金”也应具体分析。像有的人不喜欢富贵裱艳的牡丹花一样，你可以不喜欢文学上“错彩镂金”的绚烂词藻。但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贬义词。在建筑上只有能工巧匠才有错彩镂金的本领。这个词的原义

就是指雕绘工丽的建筑物。钟嵘在《诗品》卷中引汤惠休，把谢灵运的诗比作出水芙蓉，把颜延之的诗说成错彩镂金，只是说明在诗坛上颜谢“词采齐名”(《宋书·颜延之传》)而异趣，并不是要否定

颜诗。至于用“词采华茂”来形容曹植，联系他的最富盛名的《洛神赋》一类作品来理解，会感到再恰切不过了。这说明钟嵘在评价建安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时，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不带框框。

如果我们再玩味一番“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

啸气若兰”(《美女篇》)这种情辞柔媚的诗句，就会感到钟嵘对曹植的评价是多么中肯。

    总括以上各点的简短结论是：建安诗歌，由曹操的雄壮古直，经曹丕的嬿婉委蛇，衍变而为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不到半个世纪，诗歌创作长足发展，出现了“门户各立”、“群彦蔚起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之五)的盛况，这固然得之于曹操的右文兴化之功、曹丕的延揽俊彦之力，但曹植以其独占天下八斗的才力，对建安诗坛的贡献更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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