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木兰诗》的著录及其时代问题(1)学毕业(2)

    《木兰诗》开头八句和《折杨柳枝歌》几乎完全相同。后者是全篇，前者是断片，很明显是前者截取后者。移植的痕迹宛然可辨。截取旧有歌辞作为一首新歌的开篇起兴，是民歌创作中常见的手法。《诗经》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汉乐府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开头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二句，就是从《艳歌何尝行》来。

     对于这样的现象，应作如何解释呢?

     萧先生说：“木兰诗首六句，与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歌‘敕敕何力力’二曲，几完全相同，足证其为同时同地之作。”17罗先生说，《折杨柳枝歌》“和《木兰诗》的前几句全同，显然有相互关系，彼由被梁朝采用可以断定不会晚于西魏，《木兰诗》也应与时代相近。”18

     歌辞的某一部分“几完全相同”，就能证明“为同时同地之作”吗?这种说法是难于成立的。上引《孔雀东南飞》和《艳歌何尝行》之间，连诗的形式都有很大差异，前者是成熟时期的五言诗形式，后者是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时期的形式，更无法证明为同时同地。恰恰相反，原歌和采用者之间，只有是古今、先后的关系，才是合乎逻辑的。所谓“彼由被梁朝采用”就可以断定“不会晚于西魏”，而且《木兰诗》就也应该“与时代相近，则完全是主观臆断。

  《折杨柳枝歌》题下共包括四首歌：

   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梁鼓角横吹曲》另有《折杨柳歌辞》，同题五首：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

    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羁。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婆。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弱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前题四首歌，实则两个内容，第一首和后三首不相连属。后题五首歌，内容互不相关。是杂凑在一起的。两题的第一首歌辞大同而小异，可以肯定是同一首歌而有异文。《旧唐书·音乐志》说：“梁乐府有‘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原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是也。”也只称这一首为《折杨柳》(即《折杨柳歌辞》)。可见《折杨柳歌辞》只有一首，其余七首都不是。

    不难看出，前题后三首歌的题材、风格，和作为典型的北朝民歌的第一首迥别。这就是说，《折杨柳枝歌》题下只有三首歌。《折杨柳枝歌》载于《乐府诗集》中的《梁鼓角横吹曲》，但《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梁鼓角横吹曲》的曲目中却不见这个名目。上文说过，《乐府诗集》依据的是梁以后的乐籍，所录《梁鼓角横吹曲》已不是《古今乐录》著录时的面目。

     南朝乐府民歌《西曲歌》中有《攀杨枝》、《月节折杨柳歌》，皆咏男女相思，与《折杨柳枝歌》内容、风格相近似。此外，梁元帝、陈后主都有《折杨柳歌》，也属于这一类。可见，《折杨柳枝歌》是南朝民歌。梁用北朝乐府曲。难免要羼杂进本朝乐曲，绝不会是那么纯的。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谈到《梁鼓角横吹曲》由梁代到唐代的沿革过程，可以说明这一点。北朝曲《折杨柳歌辞》和南朝曲《折杨柳枝歌》，盖因题目相近以致混淆。

  《梁鼓角横吹曲》还辑录《地驱乐歌》同题四首：

    青青黄黄，雀石颓唐。槌杀野牛，柙19杀野羊。

    驱羊入谷，白20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摩捋郎须，看郎颜色。郎不念女，不可与力。

前两首和后两首格调又自不同。即如同是描写儿女之情，第二首表现感情，直出直入，毫“没遮拦”；第三首和第四首则表现得悱恻缠绵，尽管一写热恋，一写失恋，情调却没有什么不同。第二首的女主人公是道地的北方女性，第三首、第四首很像南朝乐府民歌。

    《古今乐录》日：“‘侧侧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21所谓“今歌”，即梁陈时歌。

    《乐府诗集》卷八十八载《晋明帝太宁初童谣》一首，歌辞曰：  “恻恻力力，放马山侧。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这首歌的时代在题目中已经标明：东晋太宁初年。

    上举《折杨柳枝歌》、《地驱乐歌辞》和《晋明帝太宁初童谣》分别有“敕敕何力力”、“侧侧力力”、“恻恻力力”的句子。“敕敕”、“侧侧”和“恻恻”同音异字，都是表感叹词语，六朝以前不见，北朝也不见。

    既然《折杨柳枝歌》是六朝的东西，那么，截取《折杨柳枝歌》作为开篇的《木兰诗》便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于六朝以前，应该是比《折杨柳枝歌》更晚。

    以下我们还将从《木兰诗》中所反映的名物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它的语言风格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全面的考察。    一、府兵制。根据诗中自市鞍马的情节，可以认定，《木兰诗》产生在府兵制实行以后。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但未见有成文。当时的情况是“自相督率，不编户贯”；“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北史·李弼等传附录》)与诗中所写不合。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是隋以后的事。《隋书·食货志》云：“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乃民字，唐避太宗讳改)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高祖纪(下)》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诏日：“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新唐书·兵志》所载唐代府兵制度则是很具体、很完备的：“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艄、毡帽、毡装、行滕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又说府兵制“备于隋，唐兴因之”。因此，从唐代府兵制即可考见隋代府兵制。《木兰诗》中写到的情况和《新唐书》的记载是一致的。“火”或“火伴”一语就是明证。

    二、可汗。《木兰诗》内容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写的是汉族的生活，用的是汉语，而混称“天子”“可汗”。这反映隋代的政治特点。隋文帝受禅于北周，统一中国。但由于北部中国长达二三百年的异族分裂统治，政治制度很难一朝划一。“天子”和“可汗”混称，刚好说明隋天子和各部胡人的关系。有人提出“可汗”没有封“尚书郎”的道理。我以为，可汗和木兰对话，可以指在天子朝做官，并不一定非得死扣住木兰与可汗之间的关系。“尚书郎”也无非是夸说官高。

    内容上的这样一个特点，无法解释成北朝的元魏时代。史载北魏跖跋氏本为“东胡别部之鲜卑”，诗中说“胡骑声啾啾”也不对。

    三、明堂。罗根泽先生说，因为魏周“遵周制”，“应当常设明堂”，“所以证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一定在周魏”。22以毫无根据的假设作为前提，竟可以推出十分肯定的结论，这怎能教人信服呢?

    明堂，即所谓明政教之堂，是古时天子祭祀、庆赏、朝诸侯、教学、选士的处所。《木兰诗》的“天子坐明堂”，只不过是借指天子庆功行赏。一些解释《木兰诗》的人，一定要把它坐实，未免过于拘泥，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

    四、策勋。据《唐六典》：隋开皇初，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以下十一等，以酬勋劳。十二级的戎勋制确立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三月。“策勋十二转”是唐制。如诗写于隋，即是余冠英先生所指出的那种情况：“唐人用当时制度窜改原文。”23如写于唐初，则是合情合理的夸张。

    勋官制度之渐不在隋唐。考所谓柱国大将军之号建于北魏末年。《魏书·官氏志》云：“孝庄初，以尔朱荣有扶翼之功，拜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周书·侯莫陈崇传》亦云：“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之。”然当时官制的一些条文“朝出夕改，莫能详录”，未成定制。而《隋书·百官志序》云：“高祖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又《百官志(下)》云：“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唐六典》二十四注云：“自两汉至北齐，大将军位视三公，至隋十二大将军直为武职，位左右台省之下，与右(疑当作古——引者)大将军但名号同，而统务别。”说明隋制虽渊源于北魏，但已有很大变革。

    五、诗中写木兰脱戎服、著旧装时，有“对镜贴花黄”一句。“额黄眉间黄”这一富有时代特点的装束起源于北周。据《通鉴·陈纪》太建十一年载：周宣帝宇文孀“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这一记载，确定《木兰诗》产生的上限不早于北周宦帝末年(公元579年)。此后，于文人歌咏中屡见对这种时装的描写。

    六、《木兰诗》的风格问题。古今论《木兰诗》，有人以为高古似魏晋，有人说它“自是齐梁本色”。今人多据其中体现的所谓尚武精神，说明它是北朝民歌；且举出产生于北朝的《李波小妹歌》加以比况。前两说已没有多少人相信。目前人们多信从第三种说法。

    谈到《木兰诗》的风格，首先不要忘记它是一篇民间作品，和某些文人创作的诗歌是两回事。民间创作的语言风格是相当稳定的。有时尽管时代发生变动，文风有改变，民间创作尚能保持旧有的风调。《木兰诗》的语言风格的古朴，岂止和北朝乐府民歌相近，简直可以说是直逼汉魏。更何况，继北周而起的隋，在精神文化上直接承袭北朝。又由于隋的历史很短，所以直到唐代初年，一些风俗、习惯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准上，我认为：木兰故事从隋代开始流传，《木兰诗》成于隋末或者唐初。

    主张《木兰诗》产生在北魏的人，多据元魏神麚二年(公元429年)北代蠕蠕(柔然)为背景。但据记载，这次战争是突袭性的，为时并不长。时隔五年，到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北魏即与蠕蠕和亲。此后至公元449年以前两国间并无战争。以后虽有战争，也都不是相持很久的。一些研究者之所以认为这次战争和产生《木兰诗》的背景有关，则是因为史书上记载这次北魏征蠕蠕，有“出东道向黑山”一句。这与《木兰诗》中的“黑山”实在是巧合。从诗本身也找不出内证。

    把木兰故事发生的时代属之于隋，即有足资产生《木兰诗》的环境和背景。按之《隋书·西突厥传》：突厥一国分为二可汗，一为启民可汗，一为处罗可汗，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二部皆附隋——“入臣天子”；隋亦介入其战争。后处罗又从征高丽。

    有关木兰的故事传说相当多，多数不可信，但不能说所有的记载和传说都托诸空言，一概斥之为妄。如果连一点影像也没有，就未必有如此广泛的流传。

    《大清一统志》卷一一二九说：“木兰，魏氏女，谯郡城东魏村人。隋恭帝时募兵戍北方，木兰以父当往而老赢，弟妹俱稚，即市鞍马，请于父代戍。历十二年，人不知为女子。……”《江南通志》有类似记载。俞理初反驳说，“隋恭帝不得有十二年。”124}并不足以否定记载的可信性。也可以理解为木兰从征在恭帝时凯旋，或者木兰故事是恭帝时开始流传。个别细节上的出入，正说明这个故事不是从《木兰诗》附会的。

    由上论述可以看到，北朝说的提出，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提出“智匠著录”的记载。至于这一条是怎么来的，是否可靠，似乎是用不着怀疑、也不容怀疑的。第二步，再根据郭茂倩把《木兰诗》编入《梁鼓角横吹曲》，而《梁鼓角横吹曲》原为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的内容看去与北歌仿佛等疑似之迹，据断《木兰诗》为北朝作品。就这样，一个本来较为复杂的问题给以简单化的结论。从此事实真相被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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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当是“白登”之误。

    2  据毛氏汲古阁本。

    3  见《旧唐书·音乐志》。歌辞虏音，各本均作“歌音虏辞”，据《通典》卷一四六、《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卷二十五引本志改。

    4  《乐府诗集》卷二十七《薤露》题解。

    5  见《木兰歌再考》，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23号。

    6  《旧唐书》本传不载韦元甫做过朔方节度使。大约史书失载，抑或传者误记。但说《木兰涛》出于朔方，与事实不悖。隋时朔方与连年交兵的突厥毗邻。

    7  见《豫章先生集》卷二十五。

    8  程、朱、刘的论点分别见于《演繁露》、《语类》、《后村诗话》。

    9  18  22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和地点》，见《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版。

    10  《谈谈怎样研究木兰诗》，见《文学遗产增刊》第l辑。

    11  12  13  见《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

    14  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

    15  见该书卷五十一。

    16  见《乐府诗集》卷二十三引。

    17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化服务社版，第343—344页。

    19  《乐府诗集》原作“押”，似误字。

    20  《乐府诗集》原作“自”，显系讹误。

    21  见《乐府诗集》本辞题注。

    23  《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2页。

    24  见《癸巳存稿》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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