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翼、杨脩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肜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这里把争太子位的基本过程，丕、植双方各自的基本表现——包括用术与否——说得都很清楚，与其他史料中反映出的情形也完全符合，不妨可以把它看作是个结论。
当然，有两点意思也是必须说清楚的，第一，我们讨论丕、植在争太子位中的表现，目的只在于澄清有关史实，因为这对于评价曹植(当然也有曹丕)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里丝毫没有谁该当、谁不该当太子的用意。争立太子，或者“夺宗”、“夺嫡”，一般来说，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牵涉的方面往往很多很复杂，个中的是非很难作简单的判断。丕、植争立事件，同样如此。第二，我们讨论曹丕、曹植用术与否，也并不意味着要对丕、植兄弟作总体性的褒贬。前期的曹植，无论从阶级地位或政治处境看，他基本上就是个颇得优宠的贵介公子。他有他的优点，如能够关心现实，有雄心壮志；而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作风浮华，把很多精力消磨在斗鸡走马宴饮游乐上。在这些方面，丕、植兄弟其实并无根本的差别。而“用术”之类，毕竟只是一种行事手段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手段同目的是有密切关联的，“用术”、“阴谋诡计”一类事，终究是剥削阶级本性的反映，所以不管是谁，那怕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吧，他运用权诈手段去达致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污点。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含糊过去的。
如何评价后期曹植的问题
关于后期(黄初、太和年间)曹植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1)曹植政治上、生活上是否受到特别苛待?(2)怎样评价曹植的不满情绪?
在前一个问题上，廖文谈得比较多些，其论点与一般说法的不同之处是认为，曹魏统治者对待同姓诸侯王虽然“比过去的朝代苛刻”，“但是，以对曹植来说，却未见得比别的同姓诸侯刻薄”。这说法我以为是不够确切的。实际情形是，曹植在黄初、太和年间，无论政治上、物质待遇上，都受到比其他同姓诸侯王更加刻薄的对待，这种苛待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曹植在黄初2年前后，曾经被两次治罪。这是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是“黄初2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魏志》本传)，第二次是在由安乡侯改封鄄城侯之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枉所诬白，获罪圣朝”(《黄初六年令》)。两次获罪起因，都是曹丕派出的“监国使者”、“防辅吏”奉曹丕之旨，制造借口，构陷而成。而两次获罪结果，都差一点被议成“三千之首戾”，有性命之虞，幸赖生母卞太后一力回护，才得免于“大辟”惩处。此后虽然再没有发生治罪之事，但黄初4年他由鄄城徙封至废丘，“又为监官所举”(《黄初六年令》)，可见仍旧在曹丕使者的严厉督责下讨生活，随时都有获罪的可能。这种被两次治罪的情况，在当时曹丕诸弟中是仅有的。
其次在封爵方面，他也有异于诸兄弟。他在“贬爵安乡侯”时，诸兄弟都是县侯，惟独他是乡侯，低了一等(详见拙文《曹植生平八考》，载《文史》第十辑)。黄初2年，诸兄弟“进爵为公”(《魏志·任城王传》)，他只是被改封为鄄城侯，还是低一等。黄初3年3月，“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魏志·文帝纪》)，这十一人中不包括曹植。“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文帝纪》)，可见他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王爵。即使这样，他的这个王爵实际上还是比诸兄弟低一等，因为鄄城王只是个县王，其他诸王却都是郡王，如曹彰的任城王、曹宇的下邳王、曹衮的北海王等，都以郡为国。到了黄初5年，曹丕下了一道诏令：“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把所有郡王都改为县王，曹植才在爵号上同他的兄弟们处于平等地位。所以，不能说“曹丕作了皇帝后虽然对他很不放心，加以拘束，但是在封爵等方面仍然给以一视同仁的待遇”(廖文)。
另外，在具体物质待遇上，曹植也不如诸兄弟。《魏志》本传载：“时法制待蕃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可知他只享受诸侯王减半的待遇。由于史料有限，我们现在已找不到很多“减半”的事例。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食邑户数。这是衡量封爵者经济待遇的最主要标志。曹植的食户情况，据本传记载是这样的：他在建安16年初封平原侯时，食户五千；22年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2年被治罪，“我削我黜”(《责职诗》)，在贬爵安乡侯的同时受到削邑处罚。削去多少?具体数字阙载。不过我们从黄初3年4月他被封鄄城王时食邑仅二千五百户，可以推算出当初削去很多，大约削剩千户左右。因为这两千五百户，是他经过了由安乡侯转鄄城侯再转鄄城王的两次升爵增秩才达到的。黄初6年，曹丕又给他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数目，直到太和6年，曹彀最后一次给他增户五百，共三千五百户。而同期他的兄弟们食户情形如何?我们可以看曹彰。据《魏志·任城王传》载，彰于建安年间的食邑数是五千，只等于曹植的一半。而在曹丕即位后，就“增邑五千，并前万户”，直到黄初4年6月去世，还是这个数目。两两相较，对比鲜明，曹植在鄄城王时期的食邑数只及曹彰的四分之一，至于安乡侯时期则还大大少于四分之一。可见“事事复减半”的说法，揆诸事实是不算夸张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可以说曹植后期特别是在黄初年间，政治上生活上都受着苛待，这是有史实作依据的。这些苛待，也显然不是所有同姓诸侯王的普遍遭遇，这里确实表现着曹丕及曹叡对曹植的迫害。
后一个问题，关于怎样评价曹植后期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廖文也谈得较多。其基本观点是：“曹植在后期生活中牢骚怨愤之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政治野心遭受挫折”，“其次，曹植本人的豪华享受的欲望也比别人特别强烈……”。这说法我以为有一定道理，但也还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
曹植后期的痛苦或不满，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诚然，曹植在政治上有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机会，因而心怀不满和苦恼，这情况是有的，我们看他《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求自试表》等文章，这种情绪表现得确实颇强烈，“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臣……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等等。但是，曹植的抱负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其中包含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对此下文还要详说)，所以“野心”之说似乎过于严厉了些。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一点，上述这些文章，全都作于太和年间，这只须查一下《魏志》本传即可明了；而在黄初年间，他却并没有写过此类文字。当时曹植也有痛苦，而且痛苦的程度比太和年间更甚，但究其原因就与“野心”更加不相干了。
上文已经说过，曹植在黄初年间两次被治罪。他差一点“将真于理，元凶是率”(《责躬诗》)，他丧失了人身自由，在封地上形同“圈牢之养物”，而且时时受到“监国使者”、“防辅吏”的“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黄初四年他到洛阳“会节气”，是“科头负铁锧，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然而曹丕“犹严颜色”，并不稍予见怜。在这几年里，他的最强烈的考虑就是求生。他曾在《上责躬应诏诗表》中写道：“窃感《相鼠》之篇‘天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问题上的恐惧。所以，他在黄初时期的痛苦，主要是属于“忧生”性质，而不是还想在政治上捞些什么。正因此，我们看他在黄初中写的表令文字，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要求之类，只是一片诚惶诚恐的气氛。这是不能以“政治野心遭受挫折”来概括的。
曹植后期的不满痛苦，同他“豪华享受的欲望”，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廖文列举《箜篌引》“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以及《名都篇》中的一些游猎、宴饮描写，指出曹植前期生活的享乐倾向，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名都篇》，过去一般把它解释为对贵游子弟的讽刺，廖文提出它是自叙之词，很是。作为一名过惯了优裕生活的贵介公子，曹植在后期过不来相对艰苦的生活，他在怨怼中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有时甚至夸张地说“饥寒备尝”，这是确实的。不过，若说曹植的豪华享受欲望特别强烈，他后期的不满主要在这一方面，就不见得妥当了。首先，象曹植《箜篌引》、《名都篇》中的那种描写，在建安诗人中并非绝无仅有。即以曹丕来说，他就写过“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铜雀诗》)、“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于谯作》)、“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旁，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功拙更胜负，欢乐美人肠”(《夏诗》)等等，这些诗句，不见得就比曹植的那些描写逊色多少，要谈“豪华享受”，这些恐亦应算入。此外，刘桢、阮璃、应埸等也有类似描写，不过数量较少罢了。所以“特别强烈”之说，还可以斟酌。退一步说，即使“特别强烈”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曹植后期的痛苦源出于此的结论。关键在于，在后期，曹植过的是“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袁子》)的生活，在那种严重政治迫害下，很难设想曹植还有心思去想望“豪华享受”。我们去看曹植后期的诗文，无论黄初还是太和年间的，里面写了多少“豪华享受的欲望”呢?可以说极少。而廖文所举的几条“豪华享受”的例文，却都可以判断是曹植前期所作，以前期作品来证明他后期的“欲望”，这无论如何是显得勉强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认为曹植在后期，特别是在曹丕黄初年间受着政治上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苛待，是不能推翻的事实。而他在后期诗文中所表露的痛苦和不满，主要源出于这种迫害和苛待，不能仅仅以个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释。他的痛苦和不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也是不能予以否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他政治生活体验中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与矛盾，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并不存在拔高或夸大曹植其人的问题。
如何评价曹植文学成就的问题
郭、张、廖三文都认为曹植得到的声名过高了，三文对文学史上关于曹植成就的评价都提出了某种异议。不过三篇文章论述的问题及具体论点又是不完全一致的。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郭文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箋》)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
再看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郭文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文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空虚浮泛——如他的《公宴》、《斗鸡》等描写宴饮游乐的诗及某些咏物小赋——之外，内容比较充实的居多。他的诗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或叙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写被压抑的痛苦忧愤，或述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大多热烈执著、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讲求藻饰，不能目之为只重形式。
至于钟嵘贬抑曹操、曹丕。列之于下、中品，当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总的来说并没有大的过错。《诗品》对曹植的基本评语是这样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张文只择取其中“词采华茂”、“粲溢古今”两句，就得出“完全是从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的论断，未免冤枉了钟嵘。“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三句如何可以视而不见?这三句说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着重从内容上说的。所谓“骨气奇高”，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骨劲而气猛”的意思相通，所谓“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言，所谓“体被文质”，则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肯定其创作。这些意思并不深奥莫测，也颇符合曹植作品实际，它既不应当引起误解，更不存在可非难之处。
郭文把曹植创作与六朝骈俪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开的先河，也欠允当。骈字俪句，发源甚早，应当说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那里就有所显露，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较大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别是论议碑铭，骈偶文句较多。曹植与蔡邕相比，骈化程度并不更严重些。曹植骈化色彩较浓的文字，大概《孔羡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来，还大有弗如之概。其实，曹植与曹丕相比，骈化倾向也不算突出。我们看二人都有的《与吴质书》、《周成汉昭论》等，骈化程度大体上相仿佛，都不及蔡邕整饬。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陈琳、王粲等，骈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骈文的发展也说成是曹植一“过”，是颇牵强的。
平心而论，曹植在文学形式上谈不上有什么“过”。他特别是在五言诗发展方面，还是个有功之臣。对此廖文是说到了的：“说他在五言诗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对五言诗的创造有重大的功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在他之前，五言诗虽早已存在，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像他这样大量地写作，而且写得如此“体被文质”，前无古人。五言诗到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说“成熟”，词采的丰富、表现手法的转换多变，使诗歌面貌呈现多彩多姿的伟观，还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运用五言体诗来反映现实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发挥五言诗艺术表现的潜在能力，使它显示出对四言诗体的巨大优越性，曹植的功绩实不可没。
在贬抑曹植文学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我以为乃是对曹植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出异议。这种异议主要存在于廖文之中。廖文从两点上作了论述。首先认为
先从歌唱时代乱离来说，曹植曾经贡献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这样比较优秀的诗作，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但是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主要是这两篇。……就以为多数同志公认的两篇优秀诗篇来说，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要略逊一筹。
这里指出曹植《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陈琳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逊，诚是。但是我认为这一情况是可以从作家经历上加以合理解释的。应当看到，曹操，陈琳、王粲比曹植年长许多，他们是汉末战乱的亲历者，《蒿里行》写得深刻、《七哀诗》写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经历为基础。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正当王粲写《七哀诗》 (之一)的那一年。他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他12岁时，曹操即已攻克邺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应氏诗》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战乱已平息若干年后所作。他只是写劫后情景，当然就不及那些产生于大难之中的诗篇来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从另一角度说，曹植在乱后还写出这样的批判战乱、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也就难能可贵了，对此不应求全责备。而且，倘若将曹丕来作比较的话，那么尽管曹丕长曹植五岁，对战乱的记忆和感受应当比曹植更加清晰具体一些，但他却还没有写出现实意义可与《泰山梁甫行》、《送应氏诗》相并比的诗来。这不也表明，曹植此类诗篇虽少，却颇足珍贵吗?说到数量的多寡，其实曹操、王粲、陈琳的反映汉末战乱作品，“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几篇，并不比曹植更多，从未听说因此就构成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
其次廖文认为，曹植的一些抒写雄心壮志的作品，“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得到重用，从而个人可以揽取政权”。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这类框子去套曹植的创作，是对的，不过，倘说曹植就是想个人“揽取政权”，恐也缺少根据。我以为曹植的“雄心壮志”，固然主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勋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等，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有志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独曹植如是。要作进一步的评价，还须看他的功名观中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着的，如他在《与杨惰书》中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所谓“上国”，当然指曹魏政权，他还说“事君贵于兴国”，他要兴曹魏。他多次写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为曹魏政权统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与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诚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统一天下，总不是件坏事。关于“民”，曹植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济民”、“辅主惠民”等，他还说过“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把君、民联系在一起，把百姓置于国之先的观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不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样旗帜鲜明，但大体上反映了曹植重视百姓的倾向。从这种民本论出发，曹植对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颇表同情。除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还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陈审举表》)，“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谏伐辽东表》)等情况，提出“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表》)等等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没有化为任何具体的政治措施(这里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但就它们本身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植对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这种为“国”为“民”的因素，我们也就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的“意图”完全是个人性质的。 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应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声，死后更长久地受到推崇，绝非偶然。这既不是“封建意识所凑成”，也不是人们纯以“外表美观”为衡量标准的结果，而是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给一位优秀作家以应有地位——在起作用。说到对曹植的推崇，张文曾说，那仅仅是南北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时期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诗人又曾经特别推尊过曹植没有呢?在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文献上实找不出”。不过张文所说是不确的，我这里举一位公认的盛唐诗人杜甫为例，他就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这些诗句都出于《杜工部集》，这书算不上特殊文献，诗句的意义也毋须解释，它们难道还不能表明，对曹植的推尊并不限于南北朝时期，而且同“形式主义文风”并无必然联系吗?
以上主要就郭文、张文、廖文所涉及的有关方面问题作了讨论。如前所述，这几篇文章都有一些正确意见，我所未敢赞同的，只是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对曹植的过低评价，以及在丕、植关系上对曹丕的某些曲意回护。归结起来说，郭、张、廖三文反对抑丕扬植，是正确的，但它们矫枉过正，在一些问题上实行着抑植扬丕，又是于义未妥的。曹植有句云：“弹冠俟知己”(《赠徐干》)，本文不敢谬托知己，自以为是，只不过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探讨商榷，使对曹植的评价逐渐接近于平允罢了。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