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2)

让我们从片断语录体、问答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几类，讨论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学成就。

《论语》和《礼记》中的孔子片断语录，是孔门弟子从记录的诸多孔子言论中精选出来的。此前论者或以为先秦说理散文是从零开始，《论语》的片断语录正代表了说理散文刚起步时的幼稚形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尚书》、《国语》、《左传》的记言文看到，早在七十子之前，人们就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理性思维水平和书面表达能力。《论语》语录体制的短小，绝不意味着当时说理散文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而是语录编纂者刻意从原始记述材料中节选出来的。对此，上博简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这一章语录在刚刚面世的上博简《中弓》中有所体现，分别见于第一简:“季桓子使仲弓为宰，仲弓以告孔子，孔子曰:‘季氏……’”第七简:“……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第九简:“‘……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虽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贤才……’”第十简:“‘……如之何?’仲尼曰:‘夫贤才不可弇也。举尔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赦过与罪，则民可要?’”虽然两者在文字和孔子称谓上存在某些差异，但主要内容是相同的。以此推测，《论语》“仲弓为季氏宰章”与《中弓》所记应为同一件事，前者是仲弓一系的弟子从当年仲弓原始笔录材料中节取的。七十子后学之所以要节选孔子语录，可能是受到此前社会上流传的哲人格言、警句、民谚的启示。从《国语》、《左传》可以看到，春秋时期政治文化界习惯于征引仲虺、史佚、周任等古代哲人的格言警句，作为说辞的论据和行为的准则。如《国语·周语上》载晋大夫叔向引史佚之言:“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皮引《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这些格言警句于片言只语之中，凝聚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历史、社会、人生经验，有些甚至蕴含了深刻的哲理，给后人以无穷的警示和启迪。七十子认为孔子的智慧可以与上古哲人媲美甚至超轶古人，所以他们才将笔录的孔子言论进行提炼和节选。经过七十子选择提炼后的《论语》片断语录，言约意丰，高度凝炼，于深沉含蓄之中见出隽永的意味，透发出一种理趣美，体现出口述者的深刻睿智和执著信念。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 等等，片语之中凝聚着丰富的人生经验，耐人久久地涵咏，不少语录可以作为格言来读。特别是语气词的运用，疏宕有致，读之回肠荡气。某些语录通过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传达出某种深刻的哲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罕》） 。《礼记》之《坊记》、《表记》、《中庸》、《缁衣》四篇据说是辑自子思之手，这些语录的篇幅较《论语》要长一些，感性成分大为减少，精警程度不及《论语》，编辑者子思虽曾亲聆乃祖音旨，但这毕竟是幼年的事情，他所收集的都是经过儒家后学辗转相传的孔子语录。郭店简三篇《语丛》没有“子曰”字眼，可能是孔子某几位后学的学术短札。《论语》、《礼记》、《语丛》片断语录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它们代表了说理文起步时期的风貌——它们其实并不能真实反映春秋战国之交说理文的水平，而在于它们确立了中国哲理散文的一种体裁——语录体，从战国的《孟子》到汉代的《法言》，从隋代的《文中子》到宋代的《朱子语类》，再到明代的《传习录》，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乐于采用先哲曾经运用过的凝炼含蓄、睿智圆通的语录体形式。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诗话、词话、赋话，在形式上也未必没有受到《论语》、《礼记》语录体的影响。

七十子后学散文中问答记事体的最大艺术价值，就在于它们体现了先秦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之间的密切联系，展示了先秦历史散文向诸子散文嬗变的轨迹。它告诉人们，诸子说理散文并非从零开始，而是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转变而来的。理解此类文章的关键，在于了解七十子对史官记言的模仿。在七十子之前，史官记载了很多王侯卿士大夫的治国言论，它们被保存在《尚书》和《国语》之中。这些记言文的常见结构是在叙事框架之下记载人物言论，大学中文系讲堂上必讲的《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弭谤”一文，就是此类记言文结构的典型代表。如果将这些文章的叙事框架去掉，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篇说理文。从《尚书》、《国语》可以看出，早在商周时代，人们就表现了相当高的说理才能。如《尚书·洪范》载殷朝遗老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极，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秤萌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先综括全文大意，以下各段具体论述九畴内容，这种结构方式对七十子后学阐发师说具有启示意义。又如《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开头提出“先王耀德不耀兵”的大纲，以下谏辞全从这七个字生发开去:先征引《诗经·周颂·时迈》，说明先王治民重在修德厚性;继而历述后稷、不础⑽渫醯戎苊褡逑韧跣尬牡掳裁竦氖吕，微讽周穆王无端征伐犬戎不合先王旧章;最后说犬戎按时向周王朝履行荒服纳贡之责，并无失职之处，周穆王此举实在师出无名。全篇谏辞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层层生发，既观点鲜明又有理有据，层次井然，极有文法。有些文章是以君臣对答形式出现的，如《尚书》之《西伯戡黎》、《微子》、《洛诰》等篇就有简单的人物对话。《国语》中记载人物对话尤多，像《周语上》“内史过论神”，《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管仲教桓公亲邻国”、“管仲教桓公足甲兵”，《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等，都是以君臣问答形式结构全篇，问者多为君主，而对答者为卿士大夫，重点落在答语之上。尤其是《国语·鲁语下》所载“孔丘论大骨”、“孔子论楛矢”、“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几篇，与《论语》、大小戴《礼记》以及上博简《鲁邦大旱》等记载孔子答时人问的文章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孔子师徒虽然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但孔子曾经担任鲁国大夫，卸职后仍自称“从大夫之后” （《论语·宪问》） ，孔门不少弟子也都在各诸侯国或大夫门下出任宰臣等要职 ⑤ ，孔子师徒都以从政作为人生第一目标，因此孔门之下官场作派很浓。史官是“君举必书” （《汉书·艺文志》） ，七十子就来一个“师举必书”。当然，七十子在继承中有新变:史官记言文大都是针对现实政治问题，一事一议，而从七十子开始，务虚性的学术探讨增多了，学理意味增强了。

问答记事体兼有记事、说理因素而以说理为主。从说理文发展角度看，记事描写的感性因素越少，论述逻辑性越强，文章价值就越高。因此像《论语·乡党》对孔子形象的素描，像《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章”等，虽然将人物事件写得具体可感，但对推动说理文写作意义不大。《礼记·檀弓》上下篇记载了几十个礼学故事，这是七十子后学以具体事例宣传礼学的尝试，它对寓言文体的产生可能有直接的启示，尤其是对战国后期韩非子《说林》上下、内外《储说》、《喻老》、《解老》诸文影响甚深，但对说理文的发展同样没有多少借鉴价值。问答记事体的一些文章是多主题的漫谈。如上博简《子羔》有十四支残简，一至八简讨论尧、舜禅让，孔子告诉子羔，上古时代“善与善相受”（第一简），“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第六简）;九至十四简主题变为“三王者之乍（作）”。又如上博简《中弓》现存二十八支简，主题变换了三次:一至十简是孔子回答仲弓“为政何先”问题，孔子提出“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的为政四纲领;十一至十九简是孔子解答仲弓关于如何“导民兴德”问题，其核心观点是“刑政不缓，德教不倦”;后九支简内容是孔子告诉仲弓如何与季桓子相处，关键在于“以忠与敬”。《礼记》之《曾子问》、《哀公问》以及被称为“孔子三朝记”的七篇文章，文中的论题也经常转换。说理文应该主题集中，像这种多主题的漫谈，还不能说是上乘的说理文。《礼记》之《孔子闲居》在统一主题方面有所进展，文章以子夏问“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提出论题，而以孔子回答“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总领全篇，接下去分别讨论“五至”、“三无”、“五起”和“三无私”，层层递进，极有章法。《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以论士开题，然后逐一论述“庸人”、“士”、“贤人”、“君子”和“圣人”，文脉清楚，而论士主题一以贯之。文中虽然还有宾主问答的叙事框架，但这些问答的叙事功能已经弱化，它是通过提问而将论述引向深入。同类文章还有《礼记》之《礼运》、《经解》、《仲尼燕居》、《儒行》，《孝经》，《大戴礼记》之《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等等，出现篇名是问答记事体的又一进展。上博简《子羔》第六简背书有“子羔”，《中弓》第十六简背书有“中弓”，整理者认为这两个字就是文章篇题。这种命名方式虽然不能点出文章宗旨，只有标识意义，相当于今天的代码，但它毕竟是给文章设立篇名的开始，标志着说理文的新进展。有些文章在表现手法上积极创新，如《礼记·儒行》载孔子纵论儒行，“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容貌有如此者”，“其备豫有如此者”，“其近人有如此者”，“其特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其自立有如此者”，“其仕有如此者”，“其忧思有如此者”，“其宽裕有如此者”，“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其任举有如此者”，“其独立特行有如此者”，“其规为有如此者”，“其交友有如此者”，“其尊让有如此者”，一共十六个“其……有如此者”排比而下，壮浪纵恣，气势浩然，开后来战国策士铺张扬厉之风，只不过此类文章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尚不多见。从总体上看，这些问答记事散文还脱离不了史官记言文的格局，它们还处于由历史记言文向典范的诸子说理散文过渡的形态 ⑥ 。从说理散文角度来看，七十子后学的专题论文意义最大，因为这些文章不再有叙述、描写的因素，而纯粹是说理文字。在前文列举的七十子后学四类专题论文中，郭店简中的儒家文献被专家视为子思学派之作，写作时代可能偏晚，而《乐记》受到后学增益的可能性较大，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具有研究价值的是前两类文章。《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参一系十一篇文章，可以视为七十子后学之“作”的代表。以《曾子本孝》为例，文章一开头就揭示中心论点:“忠者，其孝之本与!”以下从五个层次来进行论证:首先要全身远祸，既要远离自然的祸患，又要避免人事的是非;其次要居于平安容易之地，不以危险行为谋求非望之福;再次是以内敛的方式与人相处，无论是在父母生前身后，都要以恭敬态度待人;第四是要求卿大夫、士、庶人各个阶层都要履行自己的伦理义务;最后要求孝子应该从父母的生、死、祭三个方面来实践“敬”的伦理。全文以“忠”开篇，以“敬”作结，层层铺开，首尾呼应，已是一篇比较完整的专题论文。《礼记·大学》开头以极有逻辑性的语言概括了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段文字，被宋儒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作者论述的方法是，先设定一个逻辑起点，由此生发，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必要条件，后一项是前一项的逻辑提升。以下几段，重点论证诚意、正心、齐家、治国，最后说明仁义道德是治国的根本。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第一章定为孔子所论的经，而以下几章为曾子所述的传。此说是否属实，还可以讨论，但《大学》第一章确实是全文的论纲，它的艺术结构明显受到《尚书·洪范》的影响，而在逻辑严谨方面超过了《洪范》。我们可以说，中国典型的专题说理散文，是在曾参时代出现的。

《礼记》中专释礼仪意义的论文共有七篇，它们应该是七十子后学为宣传礼学而专门写作的。这些文章是按照“总——分——总”的思路结构全文，前有概述，后有呼应，中间层层展开，义脉文理俱可圈点。以《冠义》为例，全文分为四层:首论冠礼之大义就在于它是成人之礼的开始;次论冠礼各项细则所包含的意义:“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三论举行冠礼意味着成人要肩负起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伦理责任;最后呼应前文，并从成人而升华到“治人”高度，由此深化了“冠义”的主题。其他几篇文章大体上都能围绕一个礼义主题展开论述，说理充分，结构严谨，已是规范的说理散文。

一部先秦散文的发展史，从历史散文到诸子散文，就如同一条长河，其间虽有曲折，有改道变迁，但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决不是互不关联的两大河流，它们属于同一水系，在内脉上是互相打通的。七十子后学散文是先秦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转折点，它处于上承历史记言散文、下启诸子百家说理文的枢纽地位。事实表明，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第二代后学手中就已基本成型，此后诸子百家散文只不过是在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上有所发展而已。因此，不仅对此前关于先秦诸子散文三段论发展模式（《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代表第三阶段）应该重新审视，而且对《尚书》、《国语》的艺术成就也要进行再认识，要充分关注《尚书》、《国语》记言文的说理成就，因为这些记言文积累了丰富的说理经验，它们是七十子后学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的先驱。由于七十子后学散文尚处于先秦散文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所写的差不多都是礼学文章，而他们所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尚未进入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因素使七十子后学散文显得有些沉闷枯燥，在情感气势上无法与战国中后期散文相比。这是时代所造成的局限。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郭店简、上博简出土文献表明，大小戴《礼记》、《孝经》等大部分礼学文章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而不是写于秦汉，“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完全能够成立。第二，七十子中的“先进”仿照史官记言记事传统，首开记述孔子言行之风，由此实现了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向诸子说理散文的过渡。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并非从零开始，此前史官的历史记言文是它的直接源头。第三，七十子中的“后进”突破了言必“称其师”的惯例和对史官记言的形式依傍，以个人名义独立地发表学术见解，这些文章已经具备了说理文的基本要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专题说理论文，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弟子手中就已基本成熟。第四，七十子后学散文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涉及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因此对此前关于先秦散文的整个知识体系要予以重新审视。 

注 释

①《论语》中出现孔门弟子姓名的有二十七人。《史记》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分别有七十二子、七十七子、七十子三种提法。《孔子家语》中有《七十二弟子解》，但正文却载七十七人。《文翁弟子图》载七十二人。《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盖受教者七十有余人。”《吕氏春秋·遇合》说孔子“达徒七十人”。《韩非子·五蠹》说孔门“服役者七十人”。《淮南子·要略》:“孔子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汉书·艺文志》:“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本文采用班固七十子后学的说法。

②这一类文章有:《礼记》之《曲礼上》、《曲礼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少仪》、《杂记上》、《杂记下》（含《大戴礼记·诸侯衅庙》）、《丧大记》、《祭法》、《祭统》、《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深衣》、《投壶》（《大戴礼记·投壶》相同）。《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保傅》、《武王践阼》、《帝系》、《盛德》、《明堂》、《诸侯迁庙》、《朝事》、《公符》、《本命》、《易本命》。《文王官人》记载历史旧闻，上博简《昔者君老》记载太子朝见弥留父君的行为规范，《内礼》记载男女居室礼仪，大体上也可归入这一类。《孔丛子》、《孔子家语》真伪并存，暂不讨论。《大戴礼记·劝学》与《荀子·劝学》相同，可能是秦汉儒生取自《荀子》，故不予讨论。

③先秦礼学可以分为礼仪与礼义两个层次，而礼仪、礼义均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礼仪专指冠、婚、丧、祭、聘、燕、射、饮、相见等行为规范，广义的礼仪则包括封建、职官、禄田、赋税、田租、军制、军赋、学制、刑法、宗法制度等等;狭义的礼义专指礼仪所包含的伦理政治意义，广义的礼义则涵盖政、教、德、法各个方面，相当于封建时代整个上层建筑。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七十子后学散文何以内容如此广泛。

④七十子后学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曾子学派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形成了由孝及忠、从伦理到政治的思路，对汉代和整个封建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子游学派阐发了孔子“大同”的社会理想，给后代志士仁人以强烈的感召;三是以漆雕开、宓子贱为代表的弟子深入研究人性，经由孔子之孙子思的发展，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性论思潮，此派一方面直接启发了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另一方面在艺术上则导致了儒家对艺术抒情本质的发现，从而接触到中国艺术理论的核心问题;四是仲弓学派注重礼乐刑政，此派思想经过荀子的发挥而深刻地影响了秦汉政治;五是以商瞿、孺悲为代表的弟子从事传经事业，影响了汉代和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学术。

⑤如子路曾为季氏宰、蒲大夫、卫大夫孔悝之邑宰，子羔为费宰、费 宰、孟孙氏成邑宰、卫之士师、武城宰，子贡为信阳令，子夏为莒父宰，子游为武城宰，闵子骞为费宰，宓子贱为单父宰，冉求为季氏宰，仲弓为季氏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原思为孔子家宰。

⑥七十子记述宗师言行的风气为此后诸子百家所继承，诸如《墨子》中的《三辩》、《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商君书》中的《更法》，《吴子》中的《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艺文类聚》卷二〇载《尹文子》逸文“尹文子见齐宣王”条，《荀子》之《议兵》，《韩非子》之《问辩》、《问田》、《定法》，都是记录言论行事之作。至于“大贤拟圣而作”（赵岐《孟子题辞》）的《孟子》，所收录的都是孟子言论行事。《荀子》中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杂录尧舜及孔门佚事，大约也可归入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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