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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闻一多等先辈学者在《楚辞》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先哲已往,后学无师”。此后,《楚辞》文献研究遂止步不前。
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后来学者“小学”根柢不及先贤,而且以为文献材料前人都已翻烂,不大可能有所作为。于是,多数《楚辞》学者“扬长避短”,将目光投入西方的“新观念”、“新理论”的引进,专做那种论文谈艺、逞奇探胜的研究了。多样方式、多种视角研究《楚辞》,当然是必要的。但离开了《楚辞》文献基础,其研究则为无源之水,必然流于虚妄空疏。
从《楚辞》文献入手来研究《楚辞》,即专攻《楚辞》的版本、文字、训诂之学,这是前人为求其“真”、求其“实”而走了二千多年的老路。当今学人《楚辞》研究,还需要走这样的一条“老路”。汤炳正先生当年在为拙著《离骚校诂》作序时说过:“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跟前人不同,故走的虽是老路,却往往会达到前人所意想不到的目的地。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学术发展规律,对屈赋领域的文字训诂之学,仍然是适用的。”当今的“时代条件”有其优势所在,是前代学者所不能具备的。譬如,近年大批战国楚简文献材料的发现,对于推动《楚辞》文献的研究,具有枳极的意义,在这点上,当今的《楚辞》学者占据了前代学者所未具的学术优势。
1991年,湖北江陵市包山二号楚墓的竹简首次公布于世。这是历史上首次面世的达万字以上的楚简文献材料,计有单字1605个,合文31个,基本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楚国通用文字的基本面貌和使用情况。包山二号墓的墓主是楚怀王时期的左尹邵佗,是和屈原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人。这批楚简材料自然引起研究《楚辞》学者的极大兴趣。屈原、宋玉《楚辞》作品的书写文字,应该与包山楚墓的文字相同。包山楚简的发现,为传世《楚辞》文本提供了书写文字的参照系。用许慎《说文解字》的小篆及其所收录的古文、籀文,与《包山楚简》的文字逐一对勘,意外发现:90%以上的楚简文字在《说文解字》里对上了号,没有对上号的少数文字,只是为许慎所遗漏的“古文”,真正属于异形的楚国特有写法的文字是少数,无法构成“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不同的“文字体系”。说明在战国之世,语言文字是统一的。不仅“楚系文字”、“秦系文字”等提法不科学,不真实,而且秦“统一文字”的传统说法,也很值得怀疑。屈原、宋玉书写的《楚辞》作品,是使用其时社会通行的统一文字。《楚辞》作品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只存在因时间的差异而发生过古今文字的转换,根本不存在因南北地域的差异而发生过“不同系统”的文字转换。之后,又有《郭店楚墓竹简》、《新蔡葛陵楚墓》、“上博”《楚竹书》、《九店楚简》以及《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墓》、《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帛文献陆续出版,与传世《楚辞》文献可以参照的文字材料更为丰富,而“时代条件”的优势也更为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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