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古籍通例谈《乐记》的作者(1)学毕业论(2)

关于《乐记》是否有两个版本的问题，也值得思考。《汉书·艺文志》认为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作《乐记》以后，“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对此，吕骥先生认为:“《乐记》既不是河间献王刘德率领一班儒生所编撰的，也不是王定所传的;而王禹所记的二十四篇，大概也就是河间献王刘德所编撰的，不过并不是刘德的著作，也不是他写定的，所以《汉书·艺文志》写作《王禹记》二十四篇。” （吕骥《乐记理论探析》，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吕骥先生这里似乎仅从字面上理解《汉书》这段记载，试图把《乐记》二十三篇和王禹的二十四卷《记》绝然对立起来，而忽视了二者的内在联系。以愚所见，王禹所记的二十四卷《记》是来源于刘德等人所编著的《乐记》，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王应麟认为，“隋志河间献王得记一百三十一篇，刘向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王应麟所考证的这一点，完全采纳了《隋书·志第二十七》的说法，但并未说明《乐记》二十三篇是刘德等人所编著抑或是王禹所传。但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拾补》中却明确地指出:“西京言古乐著于竹帛者自河间献王始。献王传内史丞王定，定传常山王禹。艺文志所载乐记、王禹记两书是也。” （《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50—1451页） 这足以说明，刘德等所编著《乐记》经王定传之于王禹，故而，刘向可以见到刘德等所编著的《乐记》，又可以见到王禹所传的《乐记》。那么，王禹所记的二十四卷和《乐记》的二十三篇差异何在呢?按照《汉书·艺文志》所说，我们对此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即王禹所记的二十四卷是经过王定和王禹所理解和阐释过的《乐记》文本，而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乐记》了;而《乐记》二十三篇也应该是刘德、毛生等人编著而保存下来的。故此，“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体现了二者的差异，而未 必有本质的不同。当然，从形式上来看，王禹是以“卷”的量词来表示数量，而《乐记》用“篇”来表示，这也是后人认为王禹所记是刘德、毛生等人编撰的《乐记》，而刘向校书所得《乐记》二十三篇正是公孙尼子所著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古代“卷”和“篇”字有时是共通的，所以，仅凭王禹所记的二十四卷中的“卷”和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的“篇”，尚无法从根本上把二者区别开来，尽管二者有所不同。不仅如此，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乐记》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版本。比如，在《隋书·音乐志》中引《记》曰:“大夫无故不撤悬，士无故不撤琴瑟。”经查阅，现行的《乐记》版本中没有这句话，是否是《隋书》的作者转引了别的《乐记》版本，姑且可以如此猜测。《乐记》中是“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而《隋书·志第八》则是“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隋书》所引，正好和《乐记》这段话的顺序相反。无独有偶，王安石在文章中也这样表述:“圣人之遗言曰，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盖言性也。”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真德秀在文章中也引《记》曰:“乐由阳来，礼由阴作。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 《乐记》中没有“乐由阳来，礼由阴作”的论断，而是只有“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的表述，且这句话在《乐论》篇，而“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却在《乐礼》篇。有感于此，究竟是作者引文的错误，还是《乐记》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同的版本，这仍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思考。另据《太平御览》所载《乐记》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自居部职也。”又曰:“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耀出布，庶物生。精者为三光，粗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污中，污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太平御览》所载这段《乐记》显然并非今日我们所见的《乐记》。此外，要确认《乐记》的作者，还必须弄清“作者”的概念。按照通常意义来理解，“作者”是指著书立说的人，或者说是指文章或著作的写作者。由此观之，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说公孙尼子是《乐记》的作者，也不能简单地说刘德、毛生等人是《乐记》的作者。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案著录第一”指出，“周秦人之书，若其中无书疏问答，自称某某，则几全书不见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这段话最准确地概括了周秦典籍形成与流传的基本过程。《乐记》的成书，也符合这个规律，即肇始于公孙尼子，后经先秦历代诸子的阐释流变，包括荀子的《乐论》和吕不韦及其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也就是说，刘德、毛生等人“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编撰或编著了《乐记》文本，即刘德、毛生等人有编有撰，而决非今天意义上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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