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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政治中退却，退而求其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聚徒授学，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春秋之世因此少了一名管仲乐毅，后世因此而多了孔夫子。孔子成为孔夫子，恐怕并非孔子最初的立意。事实上，孔子在现实政治中失败了，尽管这种失败反而成就了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孔夫子。可以说，因失败而退却，是孔子在放弃，放弃了以政治直接兼善天下的努力。但这种放弃意味着什么？少一个孔子的努力，不就减少了一分道义的力量从而相应地增加了一分无道的力量吗？天下不就少了一分由无道转向有道的可能性吗？甚至还可以追问：为何放弃？如果因“末之难”而不可为而放弃，则孔子并未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考虑到祸乱加身而放弃，孔子岂非临难而苟免？
夫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面对世道颓废，难道真能一避了之？我丝毫没有贬损圣人的意图，但如何处世即如何处理弘道与保身的困境因此不可避免地尖锐地遭遇：是进，还是退？如何进，如何退？入世奋进，忧道谋道，应当彻底，应当不折不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就实际情况看，孔子的确并没有真正做到完全彻底，而最终知时势之不可为而不为。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话是隐者对他的评价（见《宪问》），并不一定符合孔子一生的实际。可能隐士说此言时，孔子尚在奔走之中，后世却以之囊括孔子一生的处世态度。
文章开头说看看孔子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并不是反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孔子，完全可以为孔子辩护。退隐，不是出世，而是隐世。佛教之出世与现实社会是治世还是乱世无关，出世是于世无所用心，这与隐世是有区别的。如果以目的和方式来看，退隐，不是目的，而是方式。退隐，不是简单地逃避，而是明哲保身，保身以守道、存道、传道，并弘道，“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退隐，是无奈的潜伏。这无奈，如庄子所言：“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庄子·缮性》。太阳被黑云压住，隐于黑云，太阳终究欲图冲破黑云，驱散黑云，重放光明。孔子退出政治，不是消失于世。所谓孔子之隐，是身隐心不隐，退出直接的政治活动，但并非淡漠天下，而依然心怀天下。删诗书，定礼乐，赓续周代道统，传递精神薪火；授道学，施教化，培养经纬之才，待时拯救天下。退隐不是放弃，可以说是“曲线”救国。以政治“直线”救国看来不可能，故孔子走了一条以传文授徒的曲线道路。但曲线毕竟是曲线，走曲线道路培养人才，无论人才多么杰出，时势也不会自然好转，故终得有部分士君子走直线道路，甚至更需要在“邦无道”的境遇下出仕，从事政治，借政治改变政治，改变无道之邦为有道之邦。若邦无道就不仕，邦无道不就不可能转化成邦有道了吗？
先秦诸家，孔孟荀及老庄，都讲“俟时”。士君子从政，需待时而动，即需要有时势。“时”指什么样的时势？是举贤授能的时势吗？若是，这种时势能自己到来吗？若不能，又如何能到来？太公钓鱼，以待文王，这一方面昭示了隐世不等于出世，同时也透露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文王，太公岂不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没世而名不称？如果贤君明主久久不出现，天下之士君子岂不淹没殆尽？更进一步，若天下之士君子都等待，时势怎么能到来？天下又如何能从无道转向有道？士君子岂非终不免于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即便“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但贤而不用，又如之何？抑或随意而用，随意而废，又如之何？
时势既不可坐而待之，又不甘心大道颓废，所以，应该追问：是“俟时”还是“造时”？怎么办？孔子从直线转向曲线拯救天下，是因为时命大谬而作的无奈的退却。这种退却，是委曲求全。一旦委曲求全，即便是暂时的退却，也毕竟是退却。退却，本身便意味着丧失或颓废——因道的颓废而导致人的颓废以及道与人的相互颓废，“道丧世矣，世丧道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庄子·缮性》）。 是退还是进？是进亦忧退亦忧。进，又如何两全其美，既不杀身，又能成仁，生与义得而兼之？这难道仅仅是夫子遭遇的困境？“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进退之间，更让人牵心的乃是慎终追远而涌动的不可断绝之幽思：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我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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