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2)

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在分析《板》诗时，从《板》与《民劳》两诗“戒王”和“警王”之主旨与“用大谏”之创作动机相似入手，认为两诗当为与周厉王时勋旧之臣召穆公和凡伯地位、才情相似者一人所作，由此否定了毛《序》关于召穆公之《民劳》和凡伯之《板》的著作权，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因为诗旨相类的诗篇未必是一人手笔、而一人手笔未必是诗旨相类的诗篇。其次是《民劳》与《板》两诗的艺术风格不同。这两诗均具有西周衰微之世凄苦忧愁的时代风格特征，但具体作品之间的差别很大。《民劳》全篇重章叠唱，以“无纵诡随”为一篇之主，章法于整齐中见变化，渲染出一派“国将乱矣”的严峻气氛;《板》在艺术上则显得更为成熟，尤以比喻见长，如诗之六章，为了形容“天之牖民”，连用“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六个明喻，取喻奇特，喻意贴切，喻体虚实相间，将本体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生动。

诚然，就一个时代而言，作家作品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志;就具体作家而言，其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是一个作家文学创作成熟的标志。但是，从周宣王以降至两周之际所涌现出的召伯虎、尹吉甫、南仲、张仲、卫武公、家父和凡伯等诗人中，还没有哪一位作者能达到作品风格多样化的地步，更不要说像方氏所说的“借重”周厉王时“勋旧”之臣召穆公和凡伯之“名”者了。因此方玉润《民劳》与《板》两诗出自一人之手说是不可信的，而毛《序》所谓《民劳》为召穆公所作、《板》为凡伯所作的说法是可信的。

那么，作《板》的凡伯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毛《序》确指为厉王之时。《诗·小雅·节南山》孔《疏》申之曰:“《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则不得下及幽王时矣。”孔氏这一推论是以《板》诗作者确系周厉王时之凡伯为前提的。然毛《序》、孔《疏》及其他从毛《诗》说者，均未提出《板》诗作者确系周厉王时之凡伯的确证。至《后汉书·李杜列传》李固引《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而云“刺周王变祖法度”，与毛《序》“刺厉王”异，由此可见其不以《板》诗为周厉王时所作。据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释》引常璩《华阳国志》“固父命师事鲁恭，习鲁诗”，李固《对策》文所言“刺周王”当引《鲁诗序》。

关于《板》诗的作者，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得更为明确:

凡伯作《板》诗在厉王末，历共和摄政十二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至幽王三年嬖褒姒，八年立伯服，九年王室始骚，中间相居六十余年。此诗之作在幽王时，计凡伯当为八九十岁间人矣。老臣见国事之非，日甚一日，不避祸怨愤激而言。故《序》于此诗（指《瞻卬》）及《召旻》皆以为刺大坏也。

何氏《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之论，可谓破的之语;与何楷不同者是，笔者认为这三首诗均为周幽王时同一凡伯所作。

首先，《板》诗所表现的时代风格具有西周末期的特点。《板》诗之二章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五章曰:“天之方龋无为夸毗。”郑《笺》:“天，斥王也。”事实上，“天”非指王而是指上天，这是呼告修辞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本诗中“天”与“昊天”共出现了九次:二章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四章曰:“天之方虞，无然谑谑。”五章曰:“天之方龋无为夸毗。”六章曰:“天之牖民，如埙如篪。”末章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诗人运用呼告修辞手法，以怨天起笔——怨上天降下灾难、动荡不安、施行暴虐;以忧人收笔——谏周幽王敬畏上天、勿嬉戏享乐而触怒上天。这种呼告修辞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 期创作的其他诗歌作品中是很常见的。如家父《诗·小雅·节南山》之二章“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三章“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五章“昊天不佣，降此鞠伞ｊ惶觳换荩降此大戾”，六章“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九章“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呼告修辞手法的运用，是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忧人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代风格的重要特征。诗人怨上天正在降下灾难和动乱，忧上天正在施行暴虐而对人发怒，都是为了实写即将亡国之象张本。

其次，诗人所忧虑的宗族形态变化反映了周幽王时代的特点。《板》诗之七章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诗之前四句，将价人（士大夫）比作篱笆，大师（执政卿）比作围墙，大邦（诸侯方国）比作屏风，大宗（周王室宗族）比作栋梁，此四者共同构成了周王朝大厦，周王所恃以安。可见，这是对西周宗族政治格局中大宗统小宗、小宗服大宗这种上下相从的宗族统治网络的形象比喻，也是从正面对周幽王的诱导劝谏。

我们还可以从先秦两汉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佐证:《十月之交》所说的周王室皇父卿士“以居徂向”，《郑语》所载周王室司徒郑桓公寄孥虢、郐作东迁打算，这就是使西周王朝大厦失去了围墙;《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疏》引《竹书纪年》所载“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鲁世家》所载周幽王末期“诸侯畔周”，这就是使西周王朝大厦失去了屏风。《板》诗之后四句是对宗子在西周宗族政治中主导地位的形象比喻，也是从反面对周幽王的诱导劝谏。宗子即宗主，他是宗族的统治者，也是宗邑（城）的象征，所谓“宗邑无主，则民不威”即是。宗主的传继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进行的，这是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怀德维宁”言周王以德行威服天下之安宁，“宗子维城”言王位继承人就是王室的象征。周幽王废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就是“俾城坏”，终究会使周幽王“独斯畏”。而周厉王太子静假为暴动的国人诛杀，可称为“祸及宗子”，但并非周厉王所为，诗人何以谏王“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呢?第三，诗人所描写的国之将亡的趋势，与幽王时的史事相合。诗之四章曰:“多将，不可救药。”《韩诗外传》卷三:“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诗》曰:‘多将，不可救药。’终亦必亡而已矣。故贤医用则众庶无疾，况人主乎?”此释病人不用贤医而误病，终致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以此作喻，说明周王不用贤臣而误国，终致国将不国，一定会使宗周覆灭。

国之将亡是指周厉王抑或周幽王?我们可从对《诗·大雅》中《桑柔》与《板》的比较中去探求。周宣王时芮良夫所作的《桑柔》之五章中有“谁能执热，逝不以濯”两句，凡伯所作的《板》之四章中有“多将，不可救药”两句，两诗虽均以火（“热”与“”均指火势炽热）作喻体，但其本体迥异:《桑柔》喻“国步斯频”，即国运不济，与国人暴动、周厉王流彘及共伯和干王位史实相合;而《板》喻国之将亡，与周幽王骊山之祸、宗周覆灭史实相合。

我们通过对《板》诗文本所表现的时代风格、诗人所忧虑的宗族形态变化和所描写的国之将亡趋势的分析，透视出诗歌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得出《板》诗为周幽王末期凡伯所作的结论，基本上是合乎事理逻辑的。因此，可以肯定，《板》与《召旻》、《瞻卬》三诗的作者同为周幽王时代的凡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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