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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的转变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和影坛知名的电影大师，陈凯歌的名字，是和中国新电影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截止到《梅兰芳》，陈凯歌已经创作了11部影片，他把对电影的思考和探索投射到银幕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电影文化品格。
陈凯歌出生于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自小便感受着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嗜好读书，为他日后的电影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少年时代他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在动乱的环境中，他承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严峻的生活条件下日渐成熟起来，开始认真思考民族的文化性格，思考复杂的人性。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过程中，他与同学们一起接受思想解放运动和西方电影艺术的文化洗礼，在古今中外的电影发展历程中寻找电影的真正含义。在各种思想激烈的冲突和融合中，他产生了对电影的独特见解，担任导演后着力追求影片的深层文化蕴含，以冷峻的反思、浪漫奔放的激情为世界瞩目。在陈凯歌的电影中，不管是镜头的运用、色彩的渲染还是场面的调度，都凝聚着强烈的文化韵味。从对古老农耕文化的思想寻根、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到对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剖析、对商业文化的融会贯通，文化元素贯穿陈凯歌电影创作的始终。甚至有人称陈凯歌为第五代中最具文化功底的电影导演。但陈凯歌式的文化路线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陈凯歌电影的自由和想象，以至于后来他的多数影片往往理性与感性难以融合，甚至在一些商业电影中也因为加入了一种难以被观众消化的陈式“内核”而饱受质疑[1]。
陈凯歌电影中呈现的精英化与大众化不断冲突的现象在最近几年尤为明显，特别在《无极》公映之后，各种正面与反面的评价如雨后春笋，也引起了文学界与电影界的广泛讨论。本文从陈凯歌电影从精英化为内核，然后转变到商业化的转型过程，深入分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转型所折射出来的电影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启示，同时希望能对陈凯歌电影的专门研究予以填充。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陈凯歌电影的精英化路线
（一）精英化路线的形成过程
陈凯歌的父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陈怀皑，母亲是电影文学编辑。他从小便感受着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嗜好读书，热爱古典文学。他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提到：“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写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按，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只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 [2]古典诗词教育虽然没有使陈凯歌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却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化气质。诗性气质成为他电影中区别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文化特质，以至于有评论家称陈凯歌为“诗性少年[3]”，称他的电影为“少年的诗章[3]”。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陈凯歌与同学在接受西方最新电影理论的同时不断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重新认识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他们在学习与吸收的过程中产生了对中国电影传统主题、方法与表现形式的不满和反叛，从认识电影本体的基础上探索电影创作。82年以后，社会和时代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将理论和抱负投入电影实践中去的好机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接轨的时期，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加大了关注度，几个电影制片厂都允许他们自由拍摄，不必担心经费问题。这个时期，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等刚踏出北影大门的年轻人，以火山爆发的形式，创作了一部部中国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让世人耳目一新的实验性影片。他们打破中国影坛的传统格局，以现代意识、艺术形式、主体意识等方面的创新宣告了一个紧随世界电影发展步伐的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全新的一页，被称为“第五代导演”。正式这样的成长环境，铸就了陈凯歌在电影创作初期追求精英化人文化的风格。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二）前期作品精英化思维的极致运用
在陈凯歌追求精英化的阶段，共创作了四部电影《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在这些作品中，陈凯歌“提出并探讨某些重大的人文主题”，“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追溯这种生存状态积淀的文化传统，在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拷问。政治批判的锋芒常常在刻意营造的视觉造型和声音造型中寓以复杂多变的涵义，直接用镜头或镜头段落作哲理性思辨。” [4]陈凯歌在这些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独特经历，用独特的视角展示民族艺术，故被视为“精英式”文化。
1、《黄土地》运用色彩和构图凸显人文情怀
《黄土地》注重色彩表意作用，突出了构图对内涵意义的凸显，并寓影像的背后以文化意味的寄托。在片头中，落日时分的千沟万壑、从空空的山梁上走来的顾青，几个近乎“呆照”式的画面反复叠化着。在这里，陈凯歌通过对新的电影摄像技巧与创作观念的运用，利用通黄的画面色彩与经常重复定格的画面，形成时间上“无限”延宕，从而给观众心理造成沉闷与压抑感，使人们对早已习以为常的黄土地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引起观众思考整个影片的深层意义。可以说，在影片中陈凯歌充满了博大的人文关切意识，他用自己反思的眼光去看这块极其淳朴的土地曾经的愚昧麻木和迂腐陈旧，通过对陕西黄土高原古朴、苍凉、落后民风的表现，对我们的文化身份进行思考，表达了自己对民族特性、农民命运的人文关怀。影片也因此获1985年金鸡奖最佳摄影奖、1985年第38届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等6项国际奖。
2、《大阅兵》和《孩子王》是对个体与整体的追索与思考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在这之后，陈凯歌又创作了《大阅兵》与《孩子王》，作为这一时期精英文化思考的继续。可以说《大阅兵》是对集体主义精神与个性意志约束关系的思考，《孩子王》是对典籍文化与个性生态关系的思虑。这些作品都似一个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民族寓言，陈凯歌在其间进行着历史与现在、个体与整体的追索与思考，以强烈的探求渴望和主体意识去关照我们所生存的周遭，并以深沉的历史思考和敏锐的哲理思辨揭示社会变迁的渊源，剖析陈腐的传统理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情感。《大阅兵》以阅兵训练为题材，反思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个人价值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孩子王》中，陈凯歌将焦点指向中国僵化的教育机制，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试图用镜头语言来表现道家文化宁静、内敛的本质和意境。
3、《边走边唱》以寓言的形式探讨个人与命运的关系
《边走边唱》延续了陈凯歌电影精英化风格的特点，以寓言的形式探讨个人与命运的关系。大量的象征和隐喻在成就一个命运寓言的同时，也让影片与中国彼时汹涌的文化市场化大潮拉开了距离。正如《黄土地》以一场婚礼开场，《边走边唱》却以一场葬礼终结了影片，它标志着以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化电影在大众文化语境和市场的冲击下，不得不为自己的精英化理想唱响挽歌。
陈凯歌电影的商业化路线
（一）时代的背景和市场的影响
作为第七艺术，电影跟诗歌、散文、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不同，需要强大的资金投人，是一项花费昂贵的艺术。只有当耗费的大量财力、人力、物力投人市场发行后有票房收人回收，资金才能实现赢利，并继而保持电影制作的良好运行。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转轨，电影生产与发行机制开始转变，一方面，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发行渠道不畅，使电影市场持续滑坡;另一方面，影片发行量的大小和上座率的高低也开始与电影创作者的荣辱和生存息息相关。因此，在电影被迅速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导演们也必须重新开始考虑自己的定位，是仍然坚持自己的精英理念，还是投向商业的怀抱，重建自己在新时期的话语空间，成了每个电影人不得不考虑的首要问题。然而，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要求导演不仅要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负责，也要设想影片收入的前景，为影片寻找市场与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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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电影从固守自我特色追求精英化到为满足大众需求改变制片方式到最后为迎合商业化趋势而进行的风格变化，折射出中国新时期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艰难摇摆和被迫选择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风云的裹挟下不由自主的游移和转型。这期间发生的种种变化，有其必然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陈凯歌的电影生涯中，“文革”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可以说，文革经历和其后远赴云南插队的知青生活，让陈凯歌反思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复杂的人性，也深深影响了其电影的文化视点和构成元素，陈凯歌的老师、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倪震曾经这样描述第五代导演：“第五代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十年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陈凯歌一有机会就反反复复地讲：那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一生。这一切造成了他们在前十年十五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耿耿于怀的电影表述。1993年陈凯歌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我所经历的‘文革’动荡岁月，给了我许多宝贵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可能被今天的某些年轻人看作一文不值，但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文革’帮助我认识了自己。认识自己即是认识世界，明白了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7]在《孩子王》和《霸王别姬》等影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文革场景的重现。《孩子王》中的枯树造型，是对文革中野蛮的“烧山”行径的回忆《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被自己抚养长大的小四抢去了登台资格，又被他推上了批判现场《荆轲刺秦王》里，吕不韦为了嬴政的江山，悬梁自尽，他对嬴政说:“你杀了我，就证明我不是你的父亲，因为，儿子是不会杀父亲的。”可以说，“文革”给陈凯歌前期的电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中国大学排名
（二）新时期艺术氛围的熏陶
1978年陈凯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那个百废待兴而又思想解放的时代，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文学、电影等学术和艺术思想在中国产生了激烈的交互冲撞，又在激荡中融合，处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的陈凯歌同其他第五代导演一起，不仅接受了系统的电影理论学习，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还接触了大量国内外经典电影。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普遍弥漫着一股大师情结，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阿仑·雷乃成为学生们的未来标准，不向世俗和票房妥协是他们的精神主流。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制作由国家出钱、不计成本，导演完全可以不考虑市场和票房，而只需遵从自己的艺术理想，《黄土地》、《大阅兵》正是当时情景下的产物，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特殊经历以及当时特殊的环境使陈凯歌在其早期电影中追求精英化风格，以独特的视角表达对民族特性、农民生活得人文关怀。
（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随着《风月》、《荆轲刺秦王》两部影片的失败，陈凯歌开始反思自己的影片定位，意识到在日益激烈的影视文化市场竞争力，一味固守精英化风格难以跟上市场步伐，因此开始摸索向大众化路线转型，根据主流观众的市场需求调整影片制作风格与路线。
9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制作体制的改变，一些颇有实力的电影导演已经树立起市场经营意识，进入商业片的运作，实现艺术和利润的双丰收，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与陈凯歌齐名的张艺谋早在陈凯歌之前便已转向商业片的制作，《英雄》便是一个极端的典型，其资金规模、明星阵容和国际化的运作方式，都证明了它的商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向坚守精英身份的陈凯歌终于做出了妥协和改变，他表示自己也会去拍“非常商业的电影”, 并从一个行业整体的发展角度指出:中国电影需要培育成熟的商业市场，需要能够拍摄优秀商业电影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