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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创作转型问题研究述评学毕业论文(2)

2014-05-20 02:32
导读:第二,影视化和事件化。周宪认为,从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川随着文化形态从传统的文字

    第二,影视化和事件化。周宪认为,从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川随着文化形态从传统的文字文化时代向视觉文化时代的转型。视觉消费成为当今文化的第一要素,“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价值追求。[s〕为了吸引眼球,文学必然要借助影视化和传播的事件化。这种传播方式已经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一是通过对六十年代作家群、七十年代作家群、八十年代作家群以及晚生代、新生代、“文革”后一代等眼花缭乱的命名,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文坛的虚假繁荣,以掩盖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屏弱。二是不断制造文化事件,提高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在文学传播中引发的话题往往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而演化为文化事件。如2000年开始的“下半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有学者就认为,是“诗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和工具”,对于“解剖我们时代的身体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化观念存在的问题,无疑具有案例型意义。a [9)黄发有指出,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关注文学外部空间甚至脱离具体的文学创作的文化批评的兴盛,加上媒体对文学中的“趣味”资源的开掘,作家们开始不务正业,通过明星路线和通过一些诸如“断裂”、“身体写作”、“美女作家”、“韩白事件”的“行为”来炒作自己,真可谓“功夫在诗外”,文学的内在品质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地走向媚俗。〔’”〕三是借助影视娱乐化提高作品的销量。今天,作品靠网络或者影视改编而走红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从《仙株》系列小说到《明朝那些事儿》,从海岩作品到《武林外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很多传统写作的作家,也热衷于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剧本,改写成手机小说、网络小说,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赚取更多的稿酬。尽管作家们影视情结之后隐藏的金钱和名利意识,一直为人们所垢病,但与影视结合,已经成为今天畅销书运作的最便捷途径。

  从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

    一直以来,中国的作家的身上都有一种为天地立言、为苍生请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气质。从到屈原、从杜甫到鲁迅,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干预现实生活,深怀忧患意识,践行知识分子责任的写作称为公共写作。近代以来,这种公共写作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五四”以下,无论是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还是30年代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存亡的忧虑,都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历经文革,这种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朦胧诗的名噪一时,以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的高潮迭起,作家积极介人当下生活,批评极左思潮、呼唤改革的到来,这些文学创作赓继了自“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传统,再次确立了公共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1990年代之后,作家阵营发生了分化。出于对文学高度化时代的厌恶和逃避,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远离崇高”,陷人了谢有顺所说的“闺房写作”的怪圈中—何谓闺房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世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

    闺房写作,实际上就是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写作。这种私人化写作,认为写作的初衷只为宣泄或娱乐,他们把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和通俗性,放到了比政治性更高的位置。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事件,也不再关心宇宙世界和人类未来,他们只关心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以及性和欲望。从公共写作转向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叙事,具体表现为作家身份的转化、写作立场的游离和意识的更迭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作家身份:从知识分子向文学写手转化

    文学创作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根源之一,在于作家身份的变化。

陶东风把这种身份的转化现象,戏称为“作家倒下去,写手站起来”。他认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是网络的普及,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

    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内部也在分化。赵勇认为,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从文化层面考察,存在着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的转型模式。198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常常身兼二任:他们既具有专业关怀,又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学者、作家的身份保证了他们的声音可以在学术场、文学场内有效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诉求又使他们的声音越过场域的边界,延伸于社会,成为一种公共话题。陈平原也认为,“八十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 (ia〕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知识分子分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赵勇所论述的“知道知识分子”。知道分子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既有认识。赵勇认为,如果说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文化还不时以种种方式幽灵般地显山露水,那么,如今这种文化已真气涣散。或者也可以说,强大的知道分子文化已对知识分于文化形成了一种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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