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乌托邦的缺失——试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2)
2014-05-21 02:52
导读：近段时间来，戏说之风愈刮愈烈，让人大感惊愕的同时，悲愤感也油然而生。最新的一个恶劣典型是新编小说《沙家浜》，作者将阿庆嫂这个地下员描写成
近段时间来，戏说之风愈刮愈烈，让人大感惊愕的同时，悲愤感也油然而生。最新的一个恶劣典型是新编小说《沙家浜》，作者将阿庆嫂这个地下员描写成既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胡司令睡觉，又做了‘泰山顶上一青松’郭建光的情妇的轻佻下流之辈。在某地所拍的新编剧《杨子荣》里，我们的侦察英雄，居然与土匪头子座山雕‘共用’一个情人，而且还利用这个女人传递情报，最终制伏了众匪徒。某地上演的新编话剧《红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不仅把江姐和许云峰弄成了一对男欢女爱的情人，尤其可恨的是叛徒甫志高，竟神气活现地在舞台上用极为下流的调戏被捕的江雪琴。在这种心态之下，传统人生观、观和价值观的颠覆和解构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形式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游戏、戏虐的态度拼贴文字，追求所谓的语言狂欢也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时尚，这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赵丽华的《紧》：“喜欢的紧／紧紧的喜欢／一阵紧似一阵／这么紧啊／紧锣密鼓／紧紧张张的／紧凑／紧密／紧着点／有些紧／太紧了／紧死你／最后一句／是杀人犯小M／在用带子／勒他老婆的／脖子时／咬牙切齿地说的”。这些作品彻底地打破了传统诗歌语言的内在规律性，作者玩弄文字游戏的心态表露无疑。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些作家的“‘文字冒险’，固然有实验和追求先锋姿态(创新)的倾向，但也极易演变为玩笑和游戏，刻意追求(本文)快感，往往造成语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一旦丧失了语言本身具有的精神超越性和价值追问性，便极易构成一种对自我的伤害。”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这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中渐渐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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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态度或生活方式。它首先出现于20世纪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开始向西欧、日本等国扩散，随后便逐渐地向全球蔓延。随着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浸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消费主义渐渐在我国出现并开始对我国的经济、道德、文艺、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消费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把物质财富的多少、物质生活的享受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联系了起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才是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这种片面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重物质、重金钱、重感官刺激，轻精神、轻灵魂、轻理想、轻人文关怀。这种思潮影响到文学创作，必然导致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娱乐化和日常生活化。
但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文学真地可以不要理想，不要希望，不要精神寄托吗?有的学者讲得很好：“文学说到底，是用来滋养灵魂和守护心灵的，是飘扬在心灵上空的旗帜。除非人真地完全物化而不再有灵魂，否则，在中我们固然可以买来物欲的满足，精神的按摩，感官的快感和‘灯红酒绿’，却无法买来心灵的宁静和渴望。恰恰在无关乎金钱或‘资本运作’无能为力的时刻，文学才能驻足心灵深处，使我们感动不已，激情澎湃，精神震颤和灵魂净化。即便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被各种‘复制’和‘生产’的‘幻象’所包围并沉醉于其中，人们的心灵被物质欲望和感官欲求所填满，被到处都是的文化商品所淹没，而放逐、荒芜了心灵，使纯文学日益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和‘多余的话’文学也不应被那些所谓的‘码字匠’、‘网络写手’和‘身体写作者’所糟蹋，所贱卖。我们诚然不必固守‘纯文学’的衣钵而自我僵化、固步自封，但文学作为人的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其不可解构的底线。文学有其商品化和引领时尚的一面，但不能像‘裙子’那样为时尚而时尚，一味地追求花样的翻新和做着脱衣秀的竞赛，甚至以牺牲底线为代价。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的生活中那永不逝去的风景线，永远追求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说，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都不能没有乌托邦精神。因为，“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