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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颓废”中的“颓”这个词根,“裹挟着某种沦丧和堕落的基本含义”,“颓废一词一直是被贬义地打量”。主流意识形态“站在苏联的意识形态立场”,“不断斥责上的颓废是堕落,是不健康’,而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礼乐依据的是“大乐与天地同乐,大礼与天地同礼”(《礼记·乐记》),它显然也不能允许有违天地伦常的个人性生命美感经验独占审美文化的美善共同体。然而,这个的、的、而非纯粹意义的文化构成,却打压了“颓废”作为一种艺术姿态进入中国艺术文化领域。其实,对中国新诗而言,这是胡适、郭沫若等人仰赖的艺术资源之外的另一个知识谱系,对这个知识谱系以及它中国化过程的熟知,是新诗学习者与者都应该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在19世纪“世纪末”文艺思潮的分类里,人们通常习惯于把“唯美”与“颓废”捆绑在一起,一个唯美主义诗人同时意味着是一个“唯美一颓废”主义诗人。但唯美一颓废主义并非一种完整封闭的自我构成,它更多是一种“原质”(原素),在和美学思想上,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之后的西方现代主义各艺术流派中,都有唯美一颓废主义的身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前卫诗人执意将背离儒家正统的感兴生命之美引入坚守改造、改造人生的“五四”新诗,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艺术)的、甚至文化的行为。
对中国新诗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激发了艺术创造的审美活力,促使艺术的价值和功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成为新诗“现代性”追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认同李欧梵先生的考察:“颓废”作为一种美学立场,因它更注重艺术本身与现实的距离,更注重“探究艺术世界的内在真谛”,而映照出中国“五四”知识分子对“进步现代性”的片面追求;那么,中国的唯美主义诗人在诗中大胆而不乏狂野的爱欲描写,则无疑属于中国新诗寻找完整“现代性”的另一个旅程。譬如邵洵美的审美趣味。邵洵美与其他持守唯美主义立场的艺术家一样,被视为抛弃世俗生活的实用追求,尽忠于“美的宗教”的祭祀者。他在诗中让色情欲望通过“缤纷的想像力”(李欧梵语)深入“爱的畅想”(李欧梵语)时,其实是借西方“刹那主义”艺术观强调当前体验和对瞬间快感的追求,行他挑战既定艺术(或文化)秩序的唯美主义原则。邵洵美的艺术姿态,在根本上是西方唯美一颓废主义为艺术寻找经典形式的现代中国版。作为一种既定秩序的反叛性精神自卫,这是唯美艺术思想的惯常方式,它与道德是两回事。所以邵洵美所为,实际上是想借助唯美一颓废主义的艺术之手,改变“雕刻家都变成裁缝”了的“中国文学的根本症象”,为唯美一颓废主义艺术思想能够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融入中国艺术精神,拨去理论与情感上的迷雾。
可以说,在中国新诗的教学中,“颓废”的东差异与“唯美”的前卫艺术姿态,很少被触及,教师的相关知识储备一般来讲比较欠缺,尤其对邵洵美这样的唯美主义诗人。然而,要真正实现将唯美一颓废主义艺术思想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融入中国艺术精神,教育者自身审美观念的中国文化桎梏是一个重要障碍。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新诗教育、厘定、唯美主义的艺术精神,对完善中国新诗的美学品格也是一个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