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旗帜下的不同言说—试论李健吾和沈从(2)

　　而沈从文批评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及“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基于此，沈从文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功利观，而且主张以“小说代经典”、“美育代宗教”，来实现人生观的再造及的重建，进而介入民族的建设。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文学的美悦作用实现人的道德完善，进而达到生命的明悟。

　　由此沈从文的文学功利观最终指向的是生命的明悟和人类的进步。沈从文心目中的“道德”不同于文明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沈从文所认可的道德是一种不违背人的自然天性的，类似道教中“法乎自然”的“道德”，沈从文梦想在中国建立一种集的“刚勇有为”，墨家的“朴实热忱”与“超脱潇洒”为一体的新道家主义，憎恶与批判建立在封建伦理或金钱关系之上的虚伪“道德’因此，沈从文鼓励作家要有向“人类庄严道德原则追求的兴趣或勇气”，要在作品中“表现出他对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

　　正是因为沈从文持有上述文学功利观，他才会在文学创作中致力于营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在文艺批评中则提出以“人性”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批评标准。沈从文讲:“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需以‘人性’作为准则。”“恰当”是达到“人性”的必要手段，而“人性”则是“恰当”的最终目的。然而沈从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性论”者，他虽然认为人性“共通处多差别少”，但是认为人性仍存在一定的差别，而且可以改变。同时，沈从文肯定人的感性欲求与人的自然权利，主张反抗违背人自然天性的道德习俗与社会制度，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次，他们的文学批评在表达方式上不同。同样是从欣赏作品出发，传达印象鉴赏，侧重点并不一样，李健吾的批评重视·“自我的表现”，在其文章中我们随时发现的是作者那个充满激情的“自我”;沈从文的批评则重在给作品“一个说明，一种解释”，批评家引领读者注意的始终是作家与作品，同时批评家还常拿出他的“第三只眼”，密切关注着广大的读者群。李健吾把批评家的职责界定为一种自由的个人表现:“这样一个有自尊心的批评家，不把批评当作一种世俗的职业，把批评当作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藉以完成他来在人世间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同时，李健吾更为关注的是批评的灵魂参与性，即他所谓的“灵魂的冒险”，他认为批评家“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

　　李健吾对自己的批评理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他的批评文本中自我主体的凸现，即言说“他者”时“我”的出场，成为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一种极为闪亮的标志。许多情况下直接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如:“我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边城》)“我不明白内容和形式怎样分开。”(《九十九度中》)“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画廊集)。而在《画廊集》的开头，作者即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用一大段文字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在把批评者的内心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之后，再导入对李广田散文的论述。“我”的出场，是“我”的灵魂的出场，等待着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然后达到对批评对象的感知。这就是他所说的心灵的“印证’同时，“我”的出场也是我的情感与性情的出卖。但是李健吾并不否认理论修养对于文学批评家的意义:“一个批评家应当有理论”。然而，他又说，“虽然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佐证，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标准”。所以李健吾在其批评中将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相融合，在通过直觉印象进行填密的分析和科学的价值判断，从而避免了印象主义批评的主观主义的倾向。

　　在《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一文中，沈从文严肃而明白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主张与基本要求。他认为，“一、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象文章。二、既然是评论，应注意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三、评论不在阿谈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很显然，沈从文在批评中所要求的，只是对作家作品进行一种说明与解释，而这种说明与解释，不能太过主观化，要求做到公正、宽容，不以个人好恶爱憎而妄加评论，同时，还要注意批评文章本身的“论文”性。“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音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论穆时英》)同时，他常常能准确把握某一特定时期读者的趣味，从而分析某些作品之所以盛行的原因。“纤细的敏感的神经，从小小人事上，作小小的接触，于是微带夸张或微带忧郁，写成诗歌，这样诗歌才是合乎1920年来中国读者心情的诗歌”。(论闻一多的(死水)沈从文认为焦菊隐的诗歌便正具有这种“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平常风格”因而得到了“极多的读者”。同时，沈从文通过焦菊隐的作品进一步分析了当年青年男女学生的诗歌欣赏趣味:“一是用易于理解不费思想的形式;二是用一些有光有色的文字略带夸张使之作若干比拟;三是写他们所切身的东西。”(《论焦菊隐的<夜哭)》沈从文不仅能准确把握特定读者群的趣味，还常常试着去分析作者对读者兴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