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旗帜下的不同言说—试论李健吾和沈从(3)

　　再次，二者批评的原则不同。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原则可集中概括为公正、真诚与自由。所谓公正，就是立足人性的丰富性，不把批评看成是攻汗、泄私愤的工具或载道的传声筒，而是认为它是一种庄严的、有尊严的事业，是自己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是在多方寻求印证的基础上得出合情合理人性的解释。所谓“真诚”无论对作家还是对批评家来说，都要求在作品或评论中表现自己真实的感受，此外，真诚还意味着对文学活动抱有一种虔诚的态度。李健吾在《情欲信》中指出了“情欲信，词欲巧”这一古训中“情欲信”是占主导地位的。

　　只要情感真实、态度虔诚，即使文字表达有些粗朴也算上乘作品。李健吾认为萧军、叶紫的作品缺乏描写深度，甚至有个别字句不通，但作品本身却显示了作者对生活、对的关注并倾注了全身心的热情，可算优秀作品。真诚还表现为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什么说什么，不依主观好恶故意“捧杀”或“棒杀”别人的作品，修辞立其诚，情发于中而形于言都是李健吾肯定的信条。所谓“自由”就是不仿照具体标准，不傍依理论条框，而以自我的存在去与作品展开搏斗。但自由不是毫无目的、无所约束，自由的限制就是自我。“用同一的尺度观察废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先生单自成为一个世界，犹如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先生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先生那样的战士。” “他(批评家)有自由去选择，他有限制去选择。”而这限制就是人生，就是自我的存在。可以看出李健吾对“自由”这一批评原则上的偏爱。在这三项原则中，自由是前提，真诚是保障，公正是指归。

　　而沈从文在批评原则上则崇尚“和谐”、古典主义标准。“和谐”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它实际上代表着古典主义的理想，沈从文要求文学创造出“俨然都各有秩序”的境界，富于“组织的美，秩序的美”;例如在评价施蛰存时，沈从文认为他初期的小说《上元灯》“略近于纤细”，“清白而优美”，这关键是作者那“自然诗人”的天性，而后来施蛰存的作品“写新时代的纠纷，各个人物的矛盾与冲突，野蛮的灵魂，单纯的概念，叫喊，流血，作者生活无从体会得到，‘这些这些，所以失败了。”〔田这主要是破坏了和谐的原则。与“和谐”原则相适应，沈从文还注意到文学的“匀称”、“恰当’“技巧”等问题，他专门写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进行阐释。“就‘技巧’一词加以诊释，真正意义应当是‘求妥贴’，是‘求恰当’”批评了忽视技巧的倾向，但同时又要求作家节制自己的情感而又不滥用技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情绪的体操”;“恰当’，“文学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的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是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他在批评实践中极为推崇那些重技巧、懂节制的作家，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的诗歌因为在审美情趣上符合沈从文的观点，沈从文就称他们代表了新诗的转向，而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和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却因为感情表达缺乏节制均受到了他的批评。

　　最后，在使用上，二人的文学批评同样抒情有诗意，而风格却不同，李健吾更华丽，精彩纷呈处令人目不暇接;沈从文则更朴素，如清水芙蓉，自然而优美。从语言方式看，李健吾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顿悟的特色，目的是尽量保留阅读印象的原色原味，并以直观的方式引发读者“对印象的印象”，达到精神上的沟通。他用诗一般优美动人的文字撰写文章。“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都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这是评李广田《画廊集》的开首。“什么是散文的结构，有时候我想节奏两个字可以代替。节奏又从什么地方来，我想大概从生命中来的罢。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蠢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这是评《陆鑫的散文》一篇的收束。自始至终，李健吾从不放弃他的绅士般优雅的言辞。再来看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的语言，“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纳的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论冯文炳》)他用朴素的语言传达出美的诗意，他的评论犹如他的小说，犹如湘西的人，如《论朱湘的诗》:“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波，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阳，沈从文的批评总是着眼于作家的总体风格，风格的勾勒和体味，往往通过他自然而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作为“京派”同仁，李健吾在对批评的本质进行思考与体验的同时，努力提升着自己印象批评的精度与纯度;而沈从文则以五四文学精神的传人的身份姿态，为京派批评高扬起人文理念的大旗。二人同在“人性”的旗帜下对自由主义文艺批评进行了不同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