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解读D·H·劳伦斯的《蛇(2)

　　“蛇”在诗中是一个神秘、安宁、沉静、优雅、有王者风范的“他者”，从“燃烧的大地内部钻出来的“他恰恰象征着大自然披着大地的色泽，“他从暗处土墙的裂缝中爬下，／拖曳着黄褐色的松弛的软肚子”，“他像土地一样发褐，像土地一样金黄，”，“黄褐色”“发褐”、“金黄”，这是大自然的颜色。他“拖曳着”松弛的肚皮来做客又“拖曳长长的、绕成曲线的躯体”而去，悠闲且自在；“轻柔地啜饮着”水，“静静地流入”长长的躯体，“沉思了一会儿又俯身去喝了一点”，“安静地来到这儿做客，……然后平静地、温和地离开”，宁静而优雅；“慢悠悠地转动脑袋，／慢悠悠地，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进入黑暗”，“对我不予理睬”，“像目空一切的神”，庄严、冷漠、神秘。“他”正体现了大地、大自然的特征，沉静又玄秘蛇与“我”同前往“我花园里的“水槽”喝水，仿佛伊甸园里的“蛇”和亚当一同前去领受“上帝的恩赐”。“蛇”与“我”到达“水槽”的先后关系正与上帝造物顺序的先后相对应：“我”只是一个后来者，先有大自然，再有了“我”——人类。上天的恩泽是赐予大自然与人类双方的，本应当像“蛇”那样恬静、知足地享用甘泉，而狭隘自私的人类“教化”遮蔽了人们的天性，置上天的恩惠(“水”)于不顾，-,只想消除“异己”，甚至不惜将恩赐与“他者”一同破坏。“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因而，《蛇》中反映的“我”与“蛇”的关系正隐喻了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存与利益关系——人类在征服、戕害大自然的同时也辜负了上苍的恩泽。

　　全诗共有74行，l9小节；前l2节的节奏和谐、自然流畅，是大自然的韵律；第13节到l6节峰回路转变得突兀、急促，是阴谋凶杀的变奏：结尾的3节在“我”的孑然而立中变得低调、阴郁。可即使在娓娓道来的前12节中，“我”内心仍然充满了“杀还是不杀”(又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蛇”的冲突。人类的常识和“教化之声”扰乱了、打破了、直至最终征服了“我”发自天性的对自然的友善和敬畏。“但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他”；“然而，又传出了声音：‘假若你不害怕，你就得把他处死!”’；“是否出于懦弱，我不敢把他杀死?／是否出于堕落，我盼望与他交谈?／是否一种羞辱我竞感到光荣?／我感到如此光荣”。心中的两个声音在交战，“我”在踯躅、迟疑中被撕裂，举棋不定。然而，对不能征服自然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诱使“我”在“他”转身离去时，放下“水罐”，拾起“木材”，“啪地一声砸向水槽”。目睹无辜的客人仓惶而逃，“我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谴责，并意识到自己的“卑贱”、“粗暴”和“低劣”。在塞缪尔·柯勒律治《古舟子吟》中，老水手因宰杀了自然的象征一“信天翁”，致使全船遭到灭顶之灾。“我”的恐惧与悔恨正是源于老水手的教训。“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老水手宰杀信天翁、背叛神圣的自然之神是多么的类似，而老水手的悲惨遭遇极有可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我”的困惑和挣扎源于内心深处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即两个自我的冲突，“自然和谐的真我”最后还是被“独尊的俘虏”说服了。在《蛇》中，开始“我”手持“水罐”，后来拿起“木材”(我环视四周，放下水罐／我捡起笨重的园木)，“木材”和“水罐”，实际上象征着人在处理自身和大自然的关系中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从生态批评视角看，即征服、统治自然观与生态总体观

　　二、“征服、统治自然观

　　《蛇》中的“教化之声”正是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以人类利益为万物衡量标准的认识论与价值体系的反映，即“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反映。而“我”既无法挣脱根深蒂固的文化思维定式，又逃不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图固。“我”只得听凭“教化之声”的诱导，一步一步由敬畏发展到不安，最后甚至企图控制歼灭自然。而在“我”亵渎了“我的蛇王”之后，会“立刻感到懊悔”，“憎恨我自己，憎恨可恶的教化之声”。这时，劳伦斯对人类“征服、统治自然观”的批判立场已经表露无疑了。

　　“蛇”在基督教语境下的文化内涵与诗中温良、无辜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并达到了良好讽刺效果。劳伦斯通过在《蛇》中渲染基督教文化氛围来昭示犹太一基督教在人们思想中深远影响力和控制力。《蛇》开篇便为读者展开一副《创世纪》里伊甸园的画卷，“蛇与亚当(“我”)的邂逅，似乎有着不祥的预兆。由于“在《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了蛇在撒旦唆使下，诱惑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创III1-24]，毒蛇亦常致人于死地，蛇遂成为魔鬼、邪恶的象征。[太XXIIIt4；罗XV120；林后XI3]。”全诗两次提及“蛇”是“大地躯体内燃烧的大肠”，暗示了地狱的意象。而从地狱来到地狱去的“他”(“冒出／回到地下”)也成了邪恶的撒旦一冥府之王的象征。加上金黄色的“蛇”又是“有毒的”，“我”似乎有了充足的“文化与“科学”理由去“惩奸除恶”。否则，“我”就不是男子汉，而是不能捍卫人类“尊严”的懦弱、堕落的胆小鬼。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就在《我们生态危机的根源》里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基础”，“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